农民工自我重塑与城市适应

文章尝试糅合宏观社会因素与微观心理因素构建农民工城市适应的模型以描述、解释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在此模型之上探讨了一些阻滞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因素及其影响途径。认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过程是以农民工的“自我”为中心,以“自我重塑”为途径,以“城市性”的获得为中介,以高层次的城市适应为目标的往复循环的过程。制度、政策的城乡分割,城市社会的偏见、歧视与排斥,农民工自身知识文化技术特征、特殊的观念心态三种因素从不同的途径影响农民工重塑,进而影响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基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因素和障碍有很多,大众传媒也日益发挥着重要影响。现有研究过多地关注大众传媒对于农民工影响的表层效果,而忽视了对于适应过程的意义建构与生活实践的理解。本文提出,由于城市适应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多变量的综合概念,因此有必要从系统的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全景式要素进行研究,并意欲从关注其进城前后受大众传媒包括新媒体影响的各种城市适应指标变化状况出发,来展现并解释和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与生存实践这一过程事件。     

已婚农民工婚姻生活满意度研究

从生活世界中探讨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并采取措施加以应对,是对农民工的一种人文关怀,通过调查数据,了解武汉市已婚农民工的婚姻生活满意度,对城市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影响农民工婚姻生活满意度的一些假设进行检验,得出收入、夫妻之间的时间和空间格局等因素是影响农民工婚姻生活满意度的因素的结论,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     

青年农民工融入城市之困境探析

城市化进程不可逆转,众多青年农民梦想着能改变身分成为市民匆匆来到城市.但城乡分割政策的制约、法制不健全和保障不到位及青年农民工自身的不足使其在城市中生存困难不断,发展阻力重重,权益保障匮乏,导致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很难实现.青年农民工融入城市愿望的实现是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这就需要加快消除城乡壁垒,切实保障青年农民工权益,增强青年农民工素质和能力.     

两栖与三栖的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出现了两栖和三栖的新格局。国家制度是强迫性的制约因素,自身因素是自我调适的主动性因素,农村既存的利益是现实利益性因素。这种生活状态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为半城市化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找到了一条城市化的过渡形态;消极影响是给城市和农村管理带来困难,给流入地增加了社会风险,且不利于农村土地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一些学者提出的让农民卖地进城的方案应该从长计议。当务之急是给予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两栖与三栖生活作准备。     

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居留和落户意愿的影响——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生计资本理论,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5个维度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居留和落户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居留意愿远大于落户意愿。二者影响因素的共性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的状况,差异体现在农民工自身长久利益的驱动等方面。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作用体现在经济条件优越和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有更强的居留和落户意愿。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体现,城市公共服务的有效保障和社会资本的累积会增强农民工的落户意愿。作为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家承包地和宅基地的生计保障功能可以让农民工安心在城市工作生活,但不利于其在城市落户。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保障农民工的自然资本以促使其安心落户城市,提升农民工的物质资本以实现其安居乐业,改善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以增强其城市生存能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以实现其在流入地的心理社会融入等。     

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有效机制构建

受城乡二元社会制度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市民化进程包括农民的城市进入和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两个阶段。目前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已经解除,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还受到种种因素制约,很多农民工因而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必须创新城乡统筹发展机制,将农民工市民化纳入社会整体发展框架;创新就业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进入;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融入;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农村退出。     

我国农民工民间组织的社会建设研究

党的十八报告提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为农民工民间组织发展提供了契机.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大量农民由乡村步入城市,但与民工潮不相符合的是,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后,其民间组织发展过于缓慢.组织的缺失不仅对其维权、参政议政等民主行为产生明显的制约,同时也阻碍了社会建设工作的正常推进,影响了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农民工民间组织发展缓慢的原因有其客观性与制度性因素.从加强社会建设的视角对现有农民工民间组织状况进行系统考察,可对社会治理与农民工民间组织的培育有所启发.     

权利视野下的农民工

在城市繁荣背后农民的生活又如何呢?不由得让人引发对农民工合法权利状况的思考.农民工权利缺乏保障,且常受到侵犯;农民工自身和当权者权利意识都比较淡薄;应从立法、执法等方面出发探索保护农民工权利的有效途径.     

社会排斥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就业问题研究

当前,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有别于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庞大社会群体。他们作为现代城市建设的中坚力量,在为城市创造着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自身的权益却始终无法得到保障。城市的建设离不开他们,但是对于城市而言,他们仍旧是边缘人。尽管当前社会对于农民工的关注程度有所增加,但是,非正规的就业状态仍然无法保障广大农民工的正当权益。本文主要分析农民工在城市就业遭遇到的社会排斥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皖北农民市民化的困境与出路——基于B市的调查

由于城乡分化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加上城市内部分化日益严重,皖北农民市民化的困境集中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城市户口对农民工没有吸引力;二是本地企业留不住本地农民工;三是土地收入不足以保障生活;四是进城农民的"低收入"、"低保障"遭遇了城市的"高房价"。要走出上述困境,从市场层面来看,要赋予农民平等的市场准入权,让进城农民能够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从社会层面来看,要开放城市公共生活,让进城农民在城市居有其所、享有与市民平等的各项社会保障。     

接纳与融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路径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进城务工的青年农民,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具有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但受目前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一是要消除体制壁垒,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提供制度保障;二是推进城乡联动改革,保障农民工的各项基本权益;三是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使新生代农民工公平分享改革成果;四是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五是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营造理解、尊重、关爱农民工的社会氛围等。     

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家庭消费

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力量,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采用1632个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通过OLS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融入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家庭消费,且有助于提升消费结构。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或本地农民工,城市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更显著。此外,城市融入和收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负向交互效应,表明城市融入对低收入农民工家庭的影响更大。文章的重要启示在于,社会政策的发展对消费社会的建立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增加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同时,更应注重医疗、教育、住房等相关社会福利的保障,积极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从而挖掘消费的城市融入效应。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农民工转型:一个新议题

当前,农民工群体正在从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流动向城市融合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谋求发展转变.本文以城乡统筹发展为背景探讨农民工的转型,认为农民工转型不仅指农民工的市民化,而且也包括农民工的新型农民化.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大量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减产、倒闭,所需劳动力锐减,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受到挑战.学界必须从关心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基本权益保障,转到关注农民工的未来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的现实效度分析——基于8个城市农民工群体的实证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具有农村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由于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的不同,这类群体同比原生代农民工在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上具有较大差异,并被学术界广泛认同。我们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权益保障状况作为分析要点,通过对8个城市1803名农民工的详细分析发现:(1)新生代农民工同比原生代农民工在纵向提升维度和横向排斥维度方面均具有更为优势的就业保障能力;(2)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保障优势在各个区域的调查中均有普遍的呈现;(3)就业保障能力的提高源于新生代农民工对人力资本因素的坚持和对社会资本因素的重视。我国政府应当进一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保障能力,减少其排斥水平,并在注重人力资本培训的同时更加积极地引导其社会资本的培育。     

目前农民工劳动关系存在的问题探讨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劳动群体,与此同时,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构建和谐的农民工劳动关系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只有准确分析当前农民工劳动关系存在的问题,才能制定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措施。     

“农民工市民化”路径及其法制依赖——职业移民立法及其展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成为一类新的社会群体——“农民工”,他们融入城市是我国现代化的组成部分。30多年来,这一系统工程尚未有过实质性展开,近年来,“农民工市民化”成为学界热议话题,不少学者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观点。“农民工市民化”就是将身份尚属农民、在城市务工的流动人员接纳为新市民。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一个渐进过程,也是一个需要操作的实务工作。类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移民法制,农民工成为市民必须依据法定条件、法定程序进行,必须纳入法制轨道。     

云南省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法制环境初探

在社会文明高度发展的21世纪,平等早就成为人权法的首要原则,任何公民在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一切领域内依法享有同其他公民同等的权利。但是作为边缘人的城市农民工却依然缺少与城市公民同等的机会与待遇,缺乏其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的保障与援助。本文从法律的视角对云南省农民工权益保障现状进行考察,以期为云南省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法制环境建设提供一些参考。     

河北省省级贫困县农村居民移居城市意愿研究——基于邯郸市广平县的调查分析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飞速,农民工源源不断涌入城市,长期以来形成城乡二元结构,农民移居城市意愿在京津冀一体化和推进城镇化背景下呈何状态、有何变化？笔者通过实地调研,分析问卷数据,分析移居城市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变化,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保障的逻辑与路径反思——公民权的视角

从治理逻辑出发,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保障不仅仅关系到教育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更关系到三农问题和民生问题的妥善解决;而从公民权逻辑出发,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保障则关系到农民工子女完全公民权的实现。公民权是现代国家的基石,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是其公民权的内在组成部分,保障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是现代国家应承担的责任,而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根本保障则在于宪政建设。现代国家应当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加强宪政建设,切实保障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公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