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革命时期何时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一点看法

在党史研究中,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什么时候提出领导权问题,有不少争论。过去传统的说法是一九二五年一月“党的‘四大’才提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①最近有的文章说“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和”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邓中夏同志已提出了这一问题。②据我们所看到的材料,早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已经有人提出了这一问题,下面谈谈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党从她诞生那天起,就肩负着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这是历史的客观规律。     

党在四大前对革命领导权问题的探讨

<正> 我们党明确地提出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是在党的四大上。四大决议中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胜利。”领导权问题的提出,反映了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但为何一大到三大都     

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应该起领导作用的问题

《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发表了题为《民族解放运动中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是列宁提出的吗?》(以下简称“肇文”)一文,认为“几十年以来,我们的政治宣传,我们的学术论文,都认定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的核心和基础’”的论点是“不敢苟同”的,而且,认定“列宁不仅在十月革命以前没有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而且在十月革命以后也没有提出这一问题。”     

党的“三大”批评错误倾向问题

一九二三年六月,党的“三大”在讨论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时,发生了争论,批评了错误倾向。关于党的“三大”批评错误倾向的问题,历来说法不一,归纳起来,有四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三大”既批评了张     

瞿秋白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

瞿秋白同志是我党早期有威望的领导人之一,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事业建设上,做了大量开拓性、奠基性的工作,对党对革命有重大贡献。本文仅就秋白同志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谈点粗浅看法。一九二三年六月在广州召开的党的“三大”,关于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它对于加速中国革命的步伐,促进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革命的高潮,具有重大意义。但     

全面评价四大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

近年来党史学界关于党的四大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天然的领导权”。理由是:四大未提出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未提出农民的土地问题;彭述之有“天然领导权”思想,他影响了四大。我的粗浅看法是;四大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虽有缺陷,但不是“天然的领导权”。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从19世纪70年代产生后,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地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五四运动时,他们提出了“提倡国货外争国权内除国贼”①的政治口号,并参加了“三罢”;二七罢工前后,他们提出“理财制宪裁兵废督”及“好人政府与商人政府”②等政治主张;国民会议运动中,他们曾致电段祺瑞,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从冯玉祥北京政变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很明显的在政治上积极起来。”③四大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种阶级状况及政治表现,缺乏应有的认识,错误地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尚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渡中”,“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④,因而未能提出和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任务。这的确是个严重缺陷。列宁1905年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     

布哈林的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思想与当代价值

布哈林在1925年发表的《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耗费和政权蜕化的危险是取得领导权的必要性,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性为取得领导权提供了可能,无产阶级在文化上尚未成熟,这是取得领导权的现实要求。布哈林的文化领导权是指无产阶级领导国家进行文化建设的能力、影响力和潜在力量。他提出了取得文化领导权的方法,一是正确对待意识形态的“同路人”,二是加强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三是坚持党的一般领导和开展广泛的竞赛。从中得出三点启示：第一,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第二,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力和包容性;第三,加强宣传干部队伍建设。     

论新时期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巩固

“文化领导权”理论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在反思西欧无产阶级运动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其实质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这一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要求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首先要夺取文化领导权,在取得政权后还要不断地加以巩固。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领导权问题,无论是革命时期或是建国后。而当前我国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却给党对文化领导权的掌控带来巨大的冲击,新时期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迫在眉睫。     

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导权研究综述

意识形态领导权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注的重大问题。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重要论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要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当前,我国关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研究主要围绕概念来源、基本内涵、重大意义、现存困境和实践路径等维度进行,体现出我国学界的问题意识和实践指向。在未来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研究中,学界需要进一步厘清与意识形态领导权相关概念的基本内涵和理论渊源,在理论关切的基础上加强实证研究,在分析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拓展国际视野,在既有学科研究领域中拓宽学科视野,从而为党和国家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同志对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思想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的重大贡献。一、领导权的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欧洲1848年革命爆发后,就表述过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必须争取领导权的思想。1850年,他们总结了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德国的工人     

党在中国革命早期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党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区分革命的敌、友、我的一个根本方法。在中国革命的早期,党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 一九二二年七月党的“二大”到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初陈独秀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这是开始阶段。党的“一大”后,民族危机和国内政治危机都在不断加深。党集中力量发动、领导工人运动,实际地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革命迅速发展。然而,社会政见异繁,什么“武力统一”,“联省自治”、“好人政府”等等。革命的敌人、动力、任务、性质等基本问题急待弄清。为此,党于一九二二年七月召开了“二大”,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考察了中国社会状况,在大会《宣言》中,提出了“中国政治经济现状”这一根本性的命题,从而开始了党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一篇险恶的反军黑文──评李时《秦王朝统一六国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我们党历来重视军队的建设，使我军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四人帮”反党集团，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也很重视“枪杆子”的作用，竭尽全力反军乱军，妄图篡夺军队的领导权。“四人帮”反党集团利用他们一手控制的舆论阵地，大量炮制反军文章。李时《秦王朝统一六国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一文，是这些反军文章中突出的一篇，影响极坏，流毒甚广，必须批判。 这篇黑文，是在“四人帮”的精心策划下炮制出来的。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四人帮”借题造谣…     

领导权理论与后现代思潮

英国著名教授E·拉克劳以其拓展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而闻名,并成为西方“后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在其代表作《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Hegemony”一词,曾有“文化霸权”等译法;但本文译者认为,在拉克劳的著作中,他主要是在“国家、革命、阶级和革命的领导者”等意义上来谈论这一范畴的,所以在这里把“hegemony”译为“领导权”)一书中,拉克劳把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理论与后结构主义等当代“时髦”理论相结合的尝试引人注目,但也备受争议。为此,他在另一本著作《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一书中,系统地回答了《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中的有关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其领导权理论与社会主义革命在当今社会现实中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包括革命的主体、阶级的构成、阶级斗争、对立和认同等等。此外,领导权理论还涉及其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内在逻辑联系,如胡塞尔的现象学、维特根斯坦的后分析哲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以及其他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等。针对这些理论和现实问题,拉克劳一一进行了认真的回答和阐述。英国《新左派评论》编委会的部分成员罗宾(Robin Blackburn)、彼德(Peter Dews)和安娜(Anna-Marie Smith)于1988年5月策划专访拉克劳。以下访谈是从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一书中选译     

新中国初期党关于文化领导权问题的实践探索——以电影《武训传》为例

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思想建设的主导地位,确保文化领导权问题是新中国初期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初衷是澄清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混乱思想”,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初步实践探索。从文化领导权的高度去认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发动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的文化运动,对于我们当今的文化建设、文化领导权问题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对毛主席《诗词三首》的几点不同理解

毛主席《诗词三首》发表以后,许多同志发表解释性的文章,这为我们学习三篇作品提供了不少便利。但我以为还有些地方值得商榷,现在分条写在下边,以就教于同志们。一、一九二三年《贺新郎》的写作时间有的同志说,这首词写于一九二三年四月。当时湖南军阀赵恒惕对毛主席妄加罪名,下令通缉。毛主席从容地布置了党的工作,然后前往上海。据我所知,赵恒惕通缉毛主席有两次,一次是二五年,一次是二七年。一九二三年四月毛主席离开长沙到上海,完全是正常的工作调动,当时并没有什么赵恒惕的通缉令。有些文章从这个不真实的传说出发,在对作品进行具体分析时作了不少引申和发挥,这是需要澄清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对中国革命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在“二大”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三大”确定的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方针,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问题的提出,是党对中国革命思想政治理论探索的重要成果,体现了它在中国革命发展中的正确方向.     

现代汉语语法著作对单句所作的分析

现代汉语语法学兴起于五四运动前夕的白话文运动,一九二○年始有有系统的语法著作问世。我们试图描述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现代汉语语法著述对单句所作的分析的概况。一、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三年,是现代汉语语法学的初期阶段。当时,“那些讲语法的书好象雨后春笋一般随地迸出”,“差不多每月都有一两种出版”,“彼等底内容,往     

论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中的领导作用

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很多方面是通过国共合作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是那时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一个重要特点。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是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共产党在湖北省党部中的领导作用问题,对于深入研究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特点是有益的。(一) 湖北省党部的建立,体现了共产党在组织上实现了领导权。毛泽东同志说:“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湖北省党部就是由共产党     

试论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对一九二三年二月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人们往往称之为“二七大罢工”。其实,这仅仅是习惯语,如从科学含义上分析,并不太确切。因为这次罢工并不是发生在该年的二月七日,而是发生在该年的二月四日。先是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举行总工会     

驳“领导权决定所有制性质”的谬论

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在丑化和歪曲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性质时,挖空心思地编造了一个“领导权决定所有制性质”的反动谬论。“四人邦”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全按照张春桥的旨忌,竭力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厂元)理,大肆(宀一)扬这一反动谬论,妄图达到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是企业的领导权决定所有制性质?还有所有制性质决定企业的领导权?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领导权与所有制相互关系的基本(厂元)理来回荅。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生产资料所有制就其所体现的权利来看,包括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所有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与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