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游侠任侠行义活动之考究

游侠,是对古代社会那些以行义任侠为生活理想的人的称谓。它崛起于春秋、战国风雨澒洞的大变动时代,至秦汉时期得到迅速发展。作为封建时代特殊的社会人群,游侠曾在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演出过无数令人扼腕击节的英雄剧。在某些特殊时期,还契近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成为足以影响王朝政策走向的重要力量。 此前为数不多的研究,大多承司马迁之意,极言游侠言信行果,冒死救人,且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代表了下层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而对班固所作以匹夫操杀生之权,罪不容诛的指责大不以为然,以为就这种具有人民性的赞美和站在正统、保守立场所作的否定本身,已可从一个侧面见出班马的优劣。其实这种论说并不公允,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谬误。而所以滋误的原因,是对游侠行义任侠心存先入为主的理解,想当然地把它视作是急公好义的代名词。其实,游侠所做的那些被当日社会一般成员视为侠行的事,并非都是后人惯常认为的锄暴安良,劫富济贫     

侠儒论:党锢名士的渊源与流变

两汉士风及其主体历经数变。尚武、犯禁的战国卿相之侠,以聚养私剑、藏匿亡命为特征,见养、见匿者渐亦被称为侠,非徒因见养、见匿者亦有所养、所匿,主要还是因为养者、匿者与见养、见匿者已结合成一个利益相关的社会群体。秦汉之际及西汉前期,闾里布衣之侠成批出现,根源于社会、政治结构的剧烈变化。当时的职业游侠以外于体制或反体制为其基本特征,体现为一种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人格和行为方式。西汉中后期,游侠群体出现由侠而儒的"变节",过程曲折往复,变节者往往未脱侠质,实为"儒侠"。两汉之际游侠儒教化大体完成,但侠风犹存。肇因于与宦官的权力斗争,深层次根源则是察举制度,致使士林由名节而苦节,形成侠气张扬的婞直士风及其主体——本文号为"侠儒"的党锢名士群体?婞直而权谋,从苦节到诞节,则是魏晋名士的形成过程。     

司馬迁的《游俠列传》有人民性嗎?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篇《游俠列传》,是记西汉游侠人物的。近年来,很多人认为,游侠是受压迫的下层人物,他们代表人民的利益来反对封建势力,司马迁给他们作传记,具有着人民性。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一、游俠到底是些什么人物? 司马迁把游侠人物分为两类:一类是贵族之侠,一类是布衣之侠。战国的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属于前一类人物;西汉的朱家、剧孟、郭解之徒,属于     

从历史之侠到文学之侠——侠的文化面相

在"侠"的发展演变史上,有一个从"历史之侠"向"文学之侠"的转换。《史记》首先彰显了侠的社会作用和人格魅力,其"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为伦理,与儒家的主张有所不同。文学之侠简单地说,是一种"文化之侠",它是"观念的具象"、"多元的产物"、"文化的建构"。"忠义双全"的侠格改造,是对"侠"的"人格整合"与"文化规训",是"江湖伦理"与"政治伦理"的结合,是人格向度上的"侠"与"儒"的结合,是"游侠"向"任侠"的转变。于是,"侠"便以新的面相呈现于历史与文学的交界处。     

沈从文与湘西游侠精神

湘西自古多侠气。从边城走向世界的现代文学大师沈从文,对湘西的游侠精神甚为推崇,认为“游侠者精神的浸润,产生过去,且将形成未来”(1)。在《从文自传》、《湘西》、《湘行散记》及诸多的小说、散文作品中,都有他对湘西游侠精神的生动描述。在沈从文身上,除了有性格温和的一面外,还有一种重情重义、侠肝义胆的游侠之气。研究沈从文这样的乡土作家,是不能离开生他养他的湘西这块神土的。一、湘西游侠精神的特点湘西游侠精神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做君子不做小人”。湘西人的君子之风,少儒家温柔敦厚、文质彬彬之风,更多地表现为一…     

《史记》《汉书》游侠传试探——兼论两汉社会风尚的变迁

《史记》与《汉书》比较而言,《汉书》更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虽然《汉书》有许多章节脱胎于《史记》,但决非是简单的重复,《游侠传》就是显著的一例.两书虽同写游侠,对其评价却大相径庭.两相对照研读,不仅可以探索司马迁、班固思想的得失之处;还可以寻溯两汉社会风尚的某些变迁,即如何经历了从崇侠到抑侠,由尚武到贵文的发展变化过程。     

侠骨飘香——侠精神流传原因探析

侠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部分特殊人群 ,他们从《史记》开始正式登上文学史的舞台。侠义精神虽然被封建正统思想所排斥 ,但由于受传统文化传承和健康人格心理的需要 ,在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中倍受推崇 ,积淀为中国人性格深处的侠者气质 ,并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感性生存论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曾经酝酿过的哲学思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可以说是得到了完成。人类能否走出理性一手造成的技术的深渊?人类能否在面对技术世界时,还保有自由?人类能否从存在者的困境中获得解放,领会存在?马克思透过现代性的重重遮蔽,看到了扬弃异化后的世界。这个未来的确是存在于现世的根基中,但马克思并没有直接指引一个可操作的现成方法。在马克思所揭示的未来展开之前,当代人所要做的也许就是这个感性活动原理,看护好人类的本质。     

长安侠文化传统与唐诗的任侠主题--"长安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之一

崇尚武功,舍生取义是长安侠士的行为道德准则.西汉长安"五方杂错"的风习、黄老政治的施行是长安多游侠的文化渊源.唐长安的"恶少"、"英豪"群体是长安多游侠的社会基础.唐长安的多元文化存在是长安多游侠的思想背景.长安豪侠辅助关陇集团克定关中长安多游侠的历史动因.唐长安游侠在唐诗中成为超越世俗、建立奇勋的人格象征.他们逞强好胜,骄纵不羁的个性被诗化为豪迈矫健的英雄行为.唐诗中的侠士超越了横行复仇的个人意气,升华为慷慨的爱国激情,表现出俊逸的浪漫精神,为唐代诗歌注入劲健、刚猛的精神活力.     

论中晚唐侠风与咏侠诗创作

中晚唐是中国古代咏侠诗经历了鼎盛之后的转变期,这种转变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随着盛世光环的渐渐消隐和国势衰颓中侠风的发展与蜕变,中晚唐咏侠诗一方面延续着盛唐的袅袅余音,但盛唐诗人灌注在咏侠诗中的生命激情渐渐冷却;另一方面诗人们开始冷静地审视侠这一特殊的人群,以批判的态度描述侠之堕落,即使颂扬也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作品带有更多的社会批判意味和壮志难酬的感叹,体现了特定时期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     

接受美学与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关联及互动

接受美学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都受到了希腊哲学中对话思想的影响,在许多方面有共通之处,具有同源性和家族相似特征.由此,两者还产生了互动,互文性的观点经过巴尔特的阐释,影响了尧斯.尧斯看到了巴赫金的"狂欢化"对审美快感的肯定作用,并以此超越了阿多诺的否定性美学.通过两者的互动,美学理论获得了转型的启示.     

与侠消暑

编者小记：时值仲夏,热浪滔滔。三五聊友相邀小聚,本纯为消暑,不想由《笑傲江湖》引出来侠文化这样一个话题,且由侠现象的生成而侠精神的文化底蕴、侠情结的民族认同而社会道德建设、侠崇拜而现代法理社会的构建,一发不可收。过后细细品嚼,愈发觉得此番笑谈尽管观点有殊、褒贬各异,但颇有些味道。因之征得诸位聊友同意,整梳以记之,就教于同道,亦期盼更深邃的见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秩序结构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政权衰微,民不聊生,社会秩序结构在其间发生了很大变化,民间秩序结构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的民间秩序结构表现为豪强割据、豪族游侠统治、坞堡自救、望族的精神领导。民间秩序结构中的阶级组成主要为大族、官僚与门生故吏之间的依存关系,大族、豪强与宗族乡党、侠徒之间的共存关系。其特点为相对的独立性,豪强、游侠统治的强权性,轻财重义、仗义疏财的侠义性,以宗族乡党为基础的宗族性,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建立乌托邦社会的"复古性",共同体中自救共存的互助性。     

论米歇尔·德塞都的抵制理论--避让但不逃离

法国当代思想家米歇尔·德塞都认为,日常生活是权力机制规训压制弱势群体,构造社会、文化一致性的场所而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大众并非被动、沉默、无力的他者,在他们貌似恭顺服从的外表之下,充满着韧性的捍卫和巧妙的改造,在强大的规训机制中营造出自我的生存空间.这就是一种"避让但不逃离"的抵制战术.德塞都揭示了日常生活中这种无处不在的抵制战术,揭示了日常生活的丰富性,揭示了大众的文化生产力.这一理论探索,为当前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考方向.     

鲁迅的个性与鲁迅小说的喜剧艺术

我们读鲁迅小说,总能体验到一种特别的“辣味”,总有“一种意想不到的痛快感觉,一种神经久久郁闷麻木之后由强烈刺激梳爬起来的轻松感觉”。这种辣味、痛快感、轻松感、来自何处?它来自于作家对世情深刻练达的透视,来自于作家浸润着哲理和智慧的诙谐性情,和锐利泼辣而又冷峭的笔墨锋芒。孔已己的妙语,阿Q的尊容,是叫人回味无穷的,四铭被一声狂笑吓得心惊肉跳的窘相,和高老夫子被闪烁的目光看得狼狈而逃的丑态,也足以令人喷饭。从这些地方,我们分明可以看到,鲁迅对喜剧性的社会内容有极其敏锐的认识和感受,鲁迅也有着用喜剧性的形象和语言传神地表达这种认识和感受的高超技巧。一句话,鲁     

名利的驱动与任侠者的组织化

名利的驱动是汉代任侠者组织化的重要文化要素之一。基于社会显性与隐性利益的吸引和驱动,侠魁通过诸如“养名”、调解事端、受赇报仇等一系列的举措,促进了自身的组织化,乃至出现专门的报仇组织机构——“会任之家”。     

听音乐起鸡皮疙瘩或许是项“特技”

正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一段美妙的音乐在不经意间透过你的耳膜,激起一股电流纵贯你的脊髓神经后又在全身漾开,带来一阵情不自禁的舒爽的战栗?如果有,那么恭喜你,这种感受美妙音乐带来战栗的能力也算得上是一项"特技"。最近科学家证实,拥有这项"特技"的人有着不同一般的大脑结构,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更强烈的情绪和快感。然而,由美妙音乐引起的快感     

李白诗歌与孙子兵法

与一般文人的形象大不一样,李白不是一个只会喝酒吟诗的文弱书生,而是一个“高冠佩雄剑”“眸子炯然,哆如饿虎”的侠士。他看不起“皓首穷经”的儒生,他本人就是一个立志“济苍生”、“安社稷”的爱国志士。他自称是汉代名将李广之后,自幼喜读诸子百家,习纵横之术,嗜游侠击剑,爱纵谈兵法,向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做一位出将入相式的“辅弼”栋梁之才。 李白虽击剑任侠,但他的看法和项羽一样,“剑非万人敌”。因此,要想成为象姜太公、管仲、诸葛亮一类的“帝王师”,“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精通兵法是其重要条件之一。     

从生命美学角度看当代审美文化中的快感问题

当代审美文化是一种快感文化和娱乐文化。把人的三重生命放入当代审美文化语境中,可以看到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对感性快感的强调。个体精神生命产品的艺术、神话和宗教产生了商品化、欲望化、世俗化转向。社会生命内容和实现手段也与过去有所不同,生产偶像到消费偶像的变迁导致对社会贡献认知的变化,广告霸权的强势造成社会生命实现手段的单一,这是由当代审美文化的消费性所决定的。     

当前文艺与理论批评中的审美价值观

当代文艺不断向审美价值立场回归,这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如何理解文艺的审美特性与价值功能,实际上存在很大分歧。当前文艺审美观念上的一些偏向,必然会影响文艺实践中的审美价值取向。文艺审美本性论、审美快感论、审美日常生活化是当前文艺与理论批评中影响较大的审美价值观。事实上,文艺审美本性论,意味着文艺拒绝责任与使命,仅仅以自我为中心,自娱自乐;既不能解释文艺的历史发展,更无法回应当今时代文艺的发展要求。审美快感论使审美学意义上的感性解放,被替换成了生物学意义上的感官欲望的放纵,使人的精神美感下降为动物式的官能快感。这不仅会造成审美本身的异化,同时也将导致人性的异化。文艺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一方面使文艺从精英回归大众,从艺术回归生活,在民间生活中获得生命力及消费市场;但另一方面,文艺审美也往往不得不屈从日常生活中审美消费的潮流,从而不断降低艺术审美的水准,消解真正的艺术审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