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的群体性事件研究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结构调整的特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类矛盾不断增多,群体性事件数量迅速增长,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如何促使制度创新,创造群体性事件软着陆的有效机制,以实现社会稳定和谐,是目前国内一些学者、专家关注的焦点。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及控制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群体性事件的特征表现为,发生的数量呈现出逐渐增多的趋势、负面影响有不断恶化的态势、性质大多属于利益型.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断裂增大社会的张力和价值冲突;阶层分化加大相对剥夺感和分配不公感;人们需求增长与需求满足滞后之间的矛盾;社会转型时期形成的"体制洞"现象弱化了群体性事件的控制机制.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的控制机制主要为预防、预警和构建高效合理的社会控制体系.     

新媒介环境下群体性事件的界定及成因新探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持续高发,规模和影响都在增大,根据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披露,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2006年超过9万起……社科院2013年《社会蓝皮书》: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群体性事件变成当前最热门的话题——官方重视,学界研究,媒介关注,公众热议。本文在传播学视域探讨什么是群体性事件,为什么发生群体性事件以及如何解决群体性事件。     

应对突发性群体事件的三个“基本”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是偶然的,具有不确定性。但实际上,每一起群体性事件的背后都有必然性的因素。在不确定性中分析并把握确定性内容就是群体性事件应对的核心内容。三个＂基本＂就是我们在应对群体性事件中可以把握的确定性因素。     

利益表达型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探析及对策研究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冲击和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已进入社会结构重组、利益结构分化、社会矛盾迭出的转型期。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阶层结构断裂、利益表达机制缺位、政府管理能力滞后、社会群体心态失衡等原因致使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而其中绝大多数又以利益表达型的群体性事件最为突出,接连不断的群体性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影响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症结。面对群体性事件的诸多负功能,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对群体性事件加以防范和治理。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功能——读《社会冲突的功能》

农村群体性事件作为社会转型期社会冲突的主要形式之一,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运用社会冲突的功能理论来研究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正功能,对农村群体性事件进行界定,根据科塞的社会冲突的功能理论,从四个方面对农村群体性事件进行了详细阐述,以期更加全面认识农村群体性事件。     

当前职工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及对策研究

2010年,中国围绕劳动关系冲突的罢工、停工等群体性事件频发,并显露出与以往劳资矛盾引发的职工群体性事件不同的特点：一是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罢工主体;二是有了＂主动＂抗争的色彩;三是组织化程度较高;四是集体行动有了更多的理性成分;五是事态容易扩大。劳动者合法权益没得到劳动关系平衡机制的有效保障、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增长是引发劳资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要预防和化解劳资群体性事件：一是要建立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制度;二是要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三是要建立合理的职工利益表达诉求机制;四是要建立运转高效的工会组织。     

群体性事件的情感逻辑：以DH事件为核心案例及其延伸分析

关注情感的机制是理解当下中国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视角。通过对DH事件的分析及延伸性讨论,本文指出,因表达不畅所致的弥漫性民怨及民众对不满的道义建构,使情感成为主导群体性事件发生与演进的最重要机制。而情感之于群体性事件的逻辑性支撑主要表现为情感宣泄和情感管理,前者是针对权力外围和边缘地带的发泄,后者更为常态地支配群体性事件的过程,而情感表演则成为其中的核心要素,形构出与既有社会运动之情感管理不同的特色。形塑这一特色的是宏观非对称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格局,它决定了当下的群体性事件不太可能转变为常态化的社会运动,只能是沿着传统与现代错综交织的轨道间歇性发作,以作为弱势群体对中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一种特殊回应。     

群体性事件中的群体心态探析

从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情况看，群体心态在群体性事件中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在群体性事件中，群体心态在目标上指向同一，行动一致；认识上缺乏理性，轻信谣言；行动上易受传染，盲目从众；情绪上夸张狂暴，言行激烈。对群体心态的整合与引导，应做到：在事件潜伏期，要建立和完善社会渲泄机制，及时疏通群众中的不满情绪，排放社会中积累起来的各种冲突因素；在事件发生期，要及时疏导聚集人群、加强信息公开权威发布、震慑恶意破坏者；在事件平息后，要注重培育公民精神，强化公民意识，塑造理性、开放、宽容的群体心态。     

群体性事件处理机制的法理检省与重建

依意识形态观念去看待并处理群体性事件,会基于对参与者忠诚性的排斥而将群体性事件定位于先在的恶,并试图在实践中消除群体性的权益诉求方式。现代多元社会中群体性事件的出现乃社会常态,应在政治文明建设目标的指引下和法治国家的框架内,实现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态度和处理方式的转换。主体间性是群体性事件处理的思维进路,坚持处理者与参与者平等原则,重在改进政府工作并深化与公众的理性沟通。群体性利益诉求乃群体性事件处理的核心,应通过认真对待权利及回应型处理具体事件等化解和保障群体性利益诉求,以达发挥群体性事件外部正效应之目标,并促进法治秩序的实现。     

略论妥善处置和积极预防群体性事件的辩证法智慧

群体性事件频发,是当前的一个现实现象。妥善处理和预防群体性事件,事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认真研究高发的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与规律,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妥善处置和积极预防群体性事件,离不开科学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群体性事件应对机制探讨

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指导理念,深入分析群体性事件的概念、特征、诱因、类型,全面梳理与探讨党和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流程,反思应对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由此提出群体性事件应对需实现"四大转变"并构建良性运行机制,旨在提高党和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规则与权变:群体性事件及其处置中的政府责任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大多是因利益问题引起的,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快速社会转型导致的制度缺失和规则失范使无规则的利益博弈不断挑战社会的利益均衡而引起的.作为转型时期的政府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面临着管理模式的转变,同样存在制度缺失和规则失范的窘境,同时由于作为利益主体参加利益博弈,行为也易变得无序和权变.这种情况使政府不能很好地处理当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从而成为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根本措施在于进行制度建设以减少无序、失范和权变情况的发生.     

广东潮州、增城事件的特点、原因及应对策略

2011年6月6日晚,潮州市发生一宗因外省民工欠薪讨款引发的聚集事件。6月11日晚,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发生一起民众与治保人员纠纷引发的民众聚众滋事事件。这两起群体性事件与以往的群体性事件相比,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事件背后暴露出的深层次原因,值得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警惕和重视,并采取措施切实加以解决。当务之急是要针对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服务需求,切实进行整改,增强外来务工人员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与应对

随着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时期,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逐渐增多。其中一些地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纠纷,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新诱因。分析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存在问题,探讨有效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思路,是当前摆在各级政府及广大环保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防范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思路与对策——以北京市为例

针对当前维权抗争、群体性纠纷、集体泄愤以及网络炒作四类突出事件,北京市防范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思路与对策应包括四个方面,即构建"大信访"避免从维权到抗争,开展"大调解"化解群体性纠纷,打造"大综治"预防集体泄愤事件,实行"大网管"掌控群体性事件新区域。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与对策

农村群体性事件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科学分析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深入探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措施,对于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实践意义。     

六十年来我党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探索与启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很重要任务,就是要科学对待和处理群体性事件,保持社会稳定。从历史的角度,重新梳理我们党六十年来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历程,总结经验教训,无疑对我们党当前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网络群体性事件对政府管理的挑战与应对之策

近些年来发生的诸多重大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网络往往是导致事件扩大化的导火索并推动其恶性化发展,实质上也成为了阻碍事件有效解决的绊脚石。当前,汹涌的民意表达构成了政府网络治理的民意挑战,迅捷多变复杂的网络对政府引导与管控提出了多方挑战。本文分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内涵及其对当前我国政府公共治理的挑战。最后,从战略认识、加强应急管理机制、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完善官员问责制等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     

完善网络舆情应对机制 提高群体性事件化解能力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日益普及,网络舆情空前高涨,群体性事件的网络特征日渐凸显,对党和政府的舆情应对能力带来很大的挑战。因此,建立完善网络舆情的预警、监控、引导和回应机制,提高群体性事件的情绪疏导和矛盾化解能力,成为做好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