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卫士与性情净化———亚里士多德《论诗术》中的肃剧定义试 解简

对肃剧（悲剧）所下的定义,是亚里士多德《论诗术》中最具争议、难释读的段落。其实,识读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最大障碍是现代西方学术自己设置的,现代西方学者把《论诗术》视为现代意义上的文艺理论,以为亚里士多德谈的是如今意义上的戏剧理论问题。论题从字义疏证人手识读肃剧定义,通过对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修辞术》尤其是柏拉图的《王制》,展示亚里士多德肃剧定义的政治哲学意涵：肃剧情感净化含义指向的是治邦者（政治家）的性情陶冶。     

城邦卫士与性情净化——亚里士多德《论诗术》中的肃剧定义试解

对肃剧(悲剧)所下的定义,是亚里士多德《论诗术》中最具争议、难释读的段落。其实,识读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最大障碍是现代西方学术自己设置的,现代西方学者把《论诗术》视为现代意义上的文艺理论,以为亚里士多德谈的是如今意义上的戏剧理论问题。论题从字义疏证入手识读肃剧定义,通过对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修辞术》尤其是柏拉图的《王制》,展示亚里士多德肃剧定义的政治哲学意涵:肃剧情感净化含义指向的是治邦者(政治家)的性情陶冶。     

西方悲剧理论的两大类型

西方悲剧理论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一种类型是肯定历史正义的存在,另一种类型是否定历史正义的存在。而肯定历史正义的西方悲剧理论又因为寻找悲剧产生的原因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两大走向。西方悲剧理论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走向,一是由亚里士多德所开创、中经席勒到黑格尔集大成的悲剧理论,二是由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到马克思、恩格斯完成的悲剧理论,三是叔本华、尼采的悲剧理论。前两大走向是肯定历史正义的存在,后一大走向是否定历史正义的存在。     

论席勒的道德主义悲剧观

席勒继承康德的以意志自由为核心的人类学本体论哲学思想建构了自己的道德主义悲剧观。他的悲剧观坚持理性和道德的原则，直接关心人性的完善和人类的自由，开启了西方哲学包括美学“人类学本体论”转向后的悲剧理论的一个源头。席勒在西方美学史上第一次把悲剧性与崇高在道德激情的基础上联系起来，把悲剧性看作崇高的集中表现，超越了以往的悲剧理论。     

悲剧精神：从至善追求到本真生命的实现——亚里士多德与尼采悲剧思想的比较研究

亚里士多德从人的伦理视野来规范悲剧的基本内涵,这对西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尼采在反对西方传统道德观念的同时,把悲剧理解为出自生命形而上学的生存游戏.在尼采看来,亚里士多德把悲剧这种伟大艺术定位为一种审美的摹仿活动,导致了西方悲剧精神的没落.尼采认为,真正的悲剧艺术不是人在理性精神的支配下所进行的审美摹仿活动,而是在生存痛苦的深刻体验中出自生命整体的万物欢唱.     

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阐释《红楼梦》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经典的诗学、美学论著,对西方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文学作品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其中的悲剧观念,对悲剧文本的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本文试图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经典理论,“悲剧说”阐释《红楼梦》,为《红楼梦》的阐释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在深入了解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基础上,探寻《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以此寻求中西文学的凝结点。     

亚里士多德与西方诗学解释学的创立

亚里士多德创立了西方诗学解释学的基本价值范式。它具体表现为：诗学解释对象的确立;文学创作的模仿本质的揭示;文学文体的联系与区别;诗的功效与悲剧快感的说明以及文学语言的核心作用。可以说,后起的诗学解释大都是在亚里士多德思想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发挥。     

试析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思想

公民这一概念源自西方,古希腊城邦孕育了最早的公民观念。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政治理论的集大成者,是最早提出公民理论的学者。作为西方公民理论的源头,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思想涉及到公民与城邦的关系、公民资格和公民政体等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公民理论对今天我国公民意识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颇有启发意义的相通——屈骚悲慨美类型与西方悲剧观念

就屈骚悲慨美的类型观察 ,确实存在着其某篇作品与西方某种悲剧理论的精神本质相通的现象。如《离骚》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尺度和“净化”观点 ,《渔父》与黑格尔的悲剧冲突说 ,《九章》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源于“美是生活”的“善恶斗争”理论等。可以说 ,屈骚悲慨美的基本类型 ,暗合了西方悲剧观念的发展史 ,并具有某种综合、涵容、启迪的意义。因而 ,我们决不能仅据西方的一种悲剧理论来分析屈原所有的作品 ,也可以断定 ,西方至今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一种悲剧理论能阐释我国所有的悲剧创作。这一发现的理论意义在于 :发现相通之处决不只是单方而是对双方都有启发意义 ,我们可从西方的文学作品和理论中吸取可资借鉴的东西 ,西方也可以从我们几千年积聚下来的浩瀚的作品海洋和理论宝库中吸取营养。     

悲剧“卡塔西斯”对冲突的弥合与超越作用

将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说置于《诗学》文本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之中,可以凸显悲剧对个体与群体的独特功能,并由此阐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卡塔西斯"具有对雅典城邦政治中个体与群体冲突的弥合与超越作用。     

中西古典喜剧观之比较

通过对中西古典喜剧观的比较,认为中西古典喜剧在文化模式、历史生成以及审美文化心理等方面存在异同。在喜剧观上,明显呈现出中国人重讽谏和审美,西方人偏讽刺和视丑。指出中国的喜剧与悲剧都是一定体制范围内的喜剧与悲剧,不存在与悲剧观绝对对立的喜剧观,而西方悲喜剧则有着严格的体系界定,其悲剧表现崇高,喜剧表现卑微,从而使得西方古典喜剧观体现出强烈讽刺与视丑的特征。     

试析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思想

公民这一概念源自西方,古希腊城邦孕育了最早的公民观念.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政治理论的集大成者,是最早提出公民理论的学者.作为西方公民理论的源头,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思想涉及到公民与城邦的关系、公民资格和公民政体等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公民理论对今天我国公民意识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论情节在哈代悲剧小说中的重要性——以《同乡人》为例

在古希腊悲剧和哈代悲剧小说的比较研究中,较常见的是以命运观和人物性格为中心进行对比。可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古希腊悲剧的核心是情节;哈代也认为对小说而言,情节或者说结构的重要性胜于人物。因此,以情节为中心进行比较研究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在亚里土多德看来,好的悲剧情节必须要有发现或突转,二者是引发观众怜悯或恐惧的关键要素。哈代的悲剧小说中众多的偶然或巧合与其说是古希腊悲剧中命运观的反映,不如说是哈代巧妙地运用了古希腊悲剧情节中的发现或突转。通过对哈代短篇小说《同乡人》的分析,可以印证此观点。     

隐喻探源-兼论我国历史上的隐喻研究

隐喻自20世纪90年代逐渐成为我国语言学界关注的课题,而对于隐喻研究的历史大多以西方亚里士多德为源头.从我国历史上的隐喻研究源头看,我国对隐喻的研究与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观点不谋而合,而且整个研究历史也是比较系统的.     

亚里士多德与荀子的人际差异观之比较

亚里士多德和荀子都认为人和人之间是存在差别的,然而对于造成差异的原因亚里士多德和荀子有着不同的看法,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先天的差别,而荀子认为这种差别是因为后天人们在学习仁义礼智信等方面努力程度的不同导致的。这种差异观的区别在东西方历史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造成了东西方世界思维方式、政治体制等很多方面的差异,通过分析这两种差异观的不同和各自的优缺点有利于更好地促进东西方的交流和合作。     

论席勒的悲剧观

德国诗人、戏剧家和美学家席勒的悲剧理论在西方悲剧理论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席勒的悲剧观是在克服当时德国文坛存在的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它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寻找悲剧快感产生的原因,反映了历史的进步。我们把握席勒的悲剧观,不但对认识西方悲剧的审美特征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建立当代中国悲剧理论也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黑格尔的艺术悲剧论

黑格尔是西方著名的悲剧理论家。布拉德雷说过,在亚里士多德以后,“唯一以既独创又深入的方式探讨悲剧的哲学家就是黑格尔”。在悲剧理论方面,黑格尔继承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戏剧理论和十八世纪启蒙主义者狄德罗、莱辛等的戏剧美学的优良传统,克服了康德的唯心主义、形式主义倾向,以思辨哲学的形式,将辩证法和美善统一的观点带进了悲剧研究领域,论及了悲剧的本质、悲剧矛盾发展过程、悲剧结局和悲剧的美学意义等问题,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悲剧理论出现以前的最高成就,对马克思主义的悲剧理论也有重要的启示。本文试就黑格尔悲剧理论的几个主要方面加以胪陈。     

中西悲剧之比较

悲剧理论是美学领域中的一朵奇葩,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叔本华到尼采,或者从孔子、王守仁、鲁迅、朱光潜到李泽厚,不同时代的大师们都曾在她的怀抱中大放异彩。而从东西方文化思想来说,地域和背景的不同差异,也必然导致中西方悲剧理论朝不同的方向行驶。     

黑格尔论古代悲剧与近代悲剧的差异

朱光潜先生在《黑格尔<美学>译后记》中写道:“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书籍虽是汗牛充栋,真正有科学价值而影响深广的也只有两部书,一部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另一部就是十九世纪初期的黑格尔的《美学》。”同样,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西方美学史和戏剧史上,探讨悲剧问题的虽然大有人在,但真正能够对悲剧作全面的理论的和历史的解释,自亚里士多德以后,也只有黑格尔一人。     

张爱玲小说人物形象的悲剧美学体现

对于悲剧的理解,张爱玲认为人性的偏执、情欲的盲目是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她关注的焦点始终是人性.尽管她的小说可以说是"对时代颓废与家庭败落的怅惘与悲叹",可以说是对男欢女爱的冷眼旁观,甚至可以说是"开向四十年代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但这些都不是张爱玲小说的最高命意.相反,它们都构成了张爱玲借此表现人生、探索人性的一个背景,一个五彩缤纷的悲剧舞台,舞台上演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性.从此可以看出,张爱玲的悲剧观是对亚里士多德<诗学>悲剧美学思想的极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