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

古今学术界都用《天人三策》来研究董仲舒,这是个重大的学术误区,《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它不出自司马迁,整个西汉人均未提及《天人三策》.《天人三策》独出于班固,但不能自圆其说1．《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是复试卷,第二策才是公共考卷,但第二策非儒学策问,乃百家策问;2．《天人三策》非一时之作;3．董仲舒在景帝时即为有一定名气的“公羊”博士,没有理由再参加武帝初期的儒学博士考试,他任江都相与对策无必然联系;4．《天人三策》前两策不是董仲舒的作品,第三策乃武帝晚年与他的书信往来,且晚于《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5．班固伪造《天人三策》的目的是想把董仲舒装扮成汉代的“儒者宗”.今后我们研究董仲舒不能以《天人三策》为根据,武帝尊儒与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无关,董仲舒在思想性质上非儒家,属韩非的“义政”学说.     

董仲舒思想五题

一、“天人三策”与儒学复兴秦亡汉兴,汉室乘秦之弊而得天下,不能不认真思考和总结秦王朝短命天亡的教训,以寻求汉家天下长治久安之道．汉初兴黄老清净无为之学,得以有“文景之治”之初步繁荣．殆至武帝时,无为之学已不能适应亟待建立大一统政治秩序和强比中央集权之要求．富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下诏,广泛征求文学之士的意见,以确立新的治国原则．董仲舒以“贤良”三次应用上策,提出了复兴儒学,以儒家思想整合社会秩序的对策。三次对策即与汉代儒学复兴关系重大的《天人三策》。在“天人三策”对策一中,董仲舒将先秦儒家天命论与阴…     

董仲舒义利观与儒商商业理念关系新探——以《春秋繁露》为中心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有大量关于义利观的论述,其在继承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当时的实际,创造出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哲学范畴。在此基础上,董仲舒利用儒家义利观基本观点来塑造诸如“义利天赋观”“义贵于利观”及“兼利天下人观”等特色价值观。董仲舒对义利观的解读既是他治国理念的外在体现,又是他对经济生活的哲学观察。因此,把董仲舒的义利观与新儒商商业理念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研究董仲舒儒学思想体系在商业领域的表现和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董仲舒的“开阴”求雨与女性诱雨的人类学经验

董仲舒《春秋繁露》中有《求雨》与《止雨》两个专篇，规范祈求雨水降落与停止的祭祀事象。其中一 个贯穿的思想就是“动阴以起阴”（或简称“开阴”），即用呈“阴性”的人的因素——女人及其女人喻象作 为感发互渗的因素，从而诱引作为天之阴性因素的雨水，这是一种“天人相感”思想在祈雨风俗中的具体 落实。     

董仲舒的天人理论与君权神授

董仲舒的天人理论是以《公羊春秋》为基础,结合阴阳五行说而提出的。为深化其天人理论的内涵,顺应大一统的要求,董仲舒以《天人三策》迎合汉武帝的需要,又以“三统说”为新王立法。“法天”是董仲舒天人理论的重要支柱,“法天”的目的是通过鼓吹君权神授,以宗教神学强调君主的至高无上。     

浅谈《春秋繁露》中的伦理观

秦、汉两代都是大一统的帝国,"宏阔的追求成为秦汉文化的主旋律。"有"汉代孔子"之称的董仲舒,提出以"六经"为行为准则,高举"崇儒更化"的旗帜,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此思想体系正适应了汉武帝时代发展的要求。"董仲舒的思想体系是天人感应的目的论,杂以阴阳五行说;以儒家宗法为中心,提出‘三纲五常’的伦理观;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本文就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春秋繁露》的伦理观。     

董仲舒是地主阶级保守派思想家吗?

董仲舒,西汉大儒。约生子高祖初年,卒于武帝元狩之末或元鼎之初,享年八十有几。①景帝时,他做过讲授儒家经典的“博士”;武帝朝,又先后做过上大夫、江都相、中大夫、胶西相。他上过“天人三策”,《春秋繁露》则是他的代表作。他的理论和实践,对当时以至后来的封建政治,影响极大。应该给董仲舒以怎样的历史地位?目前,史学界、哲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董仲舒的思想体系是复古倒退的,是反动的,他的理论和主张迎合了地主阶级保守派的要求,并长期地被历史上的腐朽势力所利用。这实际上是把董仲舒说成是地主阶级保守派思想家。这个观点很值得商榷。下面是我个人的看法,不揣冒昧,提供出来,向史学界请教。     

《天人三策》篇名与文体考辨

西汉武帝初年,举贤良文学,策问诸儒,董仲舒对以《天人三策》,东汉时始收入班固《汉书·董仲舒传》,流传于世。董仲舒三篇对策很可能不是一时之作,而是在唐代颜师古校定《汉书》时,才将三者合为一体。《天人三策》并非该文章固有之题目,而是《汉书》颜师古注本出现之后,由唐宋学者赋予的特称,此篇名直到南宋时方才广为人知。《天人三策》虽然对后世试策文章影响很大,但就其本身而言,文体性质应属于奏疏一类,而不是专门的考试性文体。     

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

(一)叙论按照馬列主义的理论处理中国思想史上的问题,已經有《中国思想通史》这部大著作做我们的榜样,而且集中了一大批新的材料,对于写作中国思想史的新途径,有了很好的基础,这种贡献是很大的,而且路线是正确的。我这篇论文,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中国思想史上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天人合一”说。很明白的提出“天人合一”说的是西汉早期思想家董仲舒。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到:“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汉武帝因此就说:“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他们两人之间的问答,有总结封建前期思想史的作用。若就思想史的趋势说,董仲舒的天人相与说是倒退的,若就“有征于人”与“有驗于今”而言,仲舒的思想是能够切合当时的社会实际的。在董仲舒以     

王符《潜夫论》思维模式初探

一、王符《潜夫论》思维模式总论我们认为,王符《潜夫论》思维模式的基本方面是“天人感应”。按照董仲舒的说法,“天人感应”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上天感人的一面。用董氏的话就是,上天用“灾异”或“符瑞”来“谴告”人;其二,是人感上天。用董仲舒话说,就是人受到上天的“谴告”后,“当救之以德,则咎除”(《春秋繁露、五行变救》)。王符呢?由于他本人是从董学阵营中走过来的儒家门人(这一点不但体现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隋书》、《新唐书》、《旧唐书》、《宋史》等都把他列入儒家之列,也体现在下面我们就要论及的他的思想体系中),所以,在思维模式上,他承袭了董仲舒的“天     

试探《春秋繁露》的郊祀论

《春秋繁露》一书包含数篇以"郊祀"为主题的篇章。郊祀原为国君于国都郊外祭祀至上神的典礼,《春秋繁露》依据《春秋》与《孝经》等儒家经典,说明"祭天于郊"之礼的规定、位置、作用及性质等,同时对此赋予德行与教化的意涵,亦即使其伦理化及政治化。《春秋繁露》的郊祀论是在董仲舒学术思想——春秋学、政治论及天人感应论等——的理论前提下形成的,并非神祇信仰或神秘思想的产物,而是汉代儒家经学将"宗教"转为"人文"的一个重要成果。     

《淮南子》与《春秋繁露》的思想比较

《淮南子》与《春秋繁露》产生于同时代,然而两书的历史意义却迥乎不同。前者被视为汉初黄老道家的理论总结,而后者则开辟了“独尊儒术”的新时代。长期以来,人们多注意到《淮南子》与《春秋繁露》的对立,而忽略了二者之间思想的内在关系。比较两书在三个主要方向的同异,可看出《淮南子》为董仲舒新儒学体系的确立提供了可供利用和改造的思想材料,进而揭示出西汉学术由尊道向尊儒转变的逻辑必然性。     

儒学在元代蒙古人中的影响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春秋公羊学”家董仲舒在上汉武帝“天人三策”中,建议以儒家学说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导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①“雄材大略”的汉武帝基本上同意了他的意见,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②“六经”,即《易》、《诗》、《书》、《春秋》、《礼》、《乐》。从此,儒家学说遂成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儒学也由以往子学的一种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天人合一”新考

在中国哲学史上，天和人的关系一直是研究的最主要的课题。人们常常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人相分”等用语来概括和表述对天与人关系的不同看法。“天人合一”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在先秦时代就形成了，但作为一个哲学用语或命题则最早见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事各顺改名，名各顺放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道德。”“天人感应”一词也来源于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按：指汉武帝）垂问乎天人之应。”至于“天人相…     

董王同异论

本文略论董仲舒(公元前179——104)与王充(27～99)思想之异同。 一、“可效仿者,莫过孔子” 董仲舒是以宗孔而著名的。他认定“孔子立新王之道”(《春秋繁露·玉杯》,下引只注篇名),故著《春秋繁露》以阐发其微言大义,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全书立意在于叙史存义,但在情节铺排中,却搀杂着许多有关天命星象、卦兆灾异等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是《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而且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及书中有关天文星象、卦兆灾异等的描写,主要是受了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神秘学说的影响。西汉经学家董仲舒是“天人感应”学说的始创者。他认为“天”是“百神之大君”,是“万物之祖”;认为“理”,即“天理”或“天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万物的本原(董仲舒《遗书》)。是最高范畴。他将“天道”与人事相比附,认为天人相应。认为天能干预人事,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是天表示对人的谴责和嘉奖的兆示。他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心”是“仁爱人君”的,“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异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董仲舒《对贤良策一》)同时,董仲舒又认为人君的政治措施和行为,人们的某些宗教仪式等也能感动上天,促使上天改变天意对人事的安排。他的这种“天人感应”学说,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吸收了法家及先秦各家学派的思想而建立起来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其本质和目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君权神授”     

董仲舒“度制”思想初探

董仲舒的“度制”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组成部分，集中反映在《春秋繁露》和《汉书·董仲舒传》等著作之中。董仲舒的“度制”包括二层特定含义：一是指制定规章制度时，规定的限度，制裁的力度要恰当，既不能不及，也不能过枉；二是指按照“度”制定制度。具体指制定贫富的“调均”制度。即贫富的悬殊要有度。既不能过富，也不能过贫。他主张通过“调均”措施，使贫富有差、有度，以达到汉王朝长治久安的目的。董仲舒的“度制”（调均）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在今天仍有借鉴价值。因此，本文拟对董仲舒“度制”（调均）思想提出的社会背景、思…     

试论董仲舒的五行观

董仲舒的思想体系有4个最重要的哲学范畴在《春秋繁露》中被直接用作篇名的主体部分,它们是“天道”、“王道”、“阴阳”和“五行”。其中“天道”有3篇:《天道无仁》、《天道施》、《循天之道》;“王道”有2篇:《王道》、《王道通三);“阴阳”有5篇:《阳尊阴卑》、《阴阳位》、《阴阳终始》、《阴阳义》、《阴阳出入》;“五行”最多,共9篇:《五行对》、《五行之义》、《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行顺逆》、《治水五行》、《治乱五行》、《五行变救》、《五行五事》。应该肯定,董仲舒有一套相当完整的五行观,它不仅在9篇专论中得     

董仲舒“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体系

董仲舒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是儒家学派在汉代的著名代表。在汉武帝举行贤良策问时,他上奏“天人三策”,提出了巩固封建制度和维护封建秩序的以“德主刑辅”为核心的政治法律思想体系。 “德主刑辅”法律思想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 “德主刑辅”是儒家的传统立场,“德治”是儒学的要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儒家学说也在不断发展,各个时期代表人物的主张也有所不同。     

董仲舒“德治”思想与现代化建设

董仲舒潜心研究儒家学说,兼收先秦诸子之精华,以孔子儒学为旗帜,用《春秋公羊》学的名义,构建了适应汉王朝大一统政权需要的儒学宗法制封建神学思想体系。该体系以道家宇宙论为逻辑形式,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是一种天人宇宙论图式。董仲舒的思想观点,迎合了西汉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所以很快被封建统治者接受。经他改造后的儒家文化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