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划分标准

关于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划分标准 ,即究竟采取何种标准划分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之间的行政强制执行权 ,是完善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 ,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分歧很大。文章在辨析现有认识的基础上 ,提出应当以行政强制方法为标准 ,由统一的立法普遍授予行政机关行使间接强制执行权 ,直接强制执行权则以人民法院行使为原则 ,以法律特别授权行政机关行使为例外。     

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与立法构想

行政强制执行具有行政性、强制性和执行性。行政机关必须享有一部分强制执行的权力。根据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执行主体,行政立法将行政强制执行分为行政机关自行实施和申请法院执行两种类别。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缺乏统一立法,行政强制执行权划分模糊,行政强制执行程序不健全。应对行政强制执行法的内容和适用范围、行政强制执行的原则、强制执行机关的性质做出明确规定。     

论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理念与实践

在德奥模式和英美模式中,行政强制决定或裁定的最终执行主体为行政机关。在台湾地区,1998年的改革也使得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单一化,司法机关不再行使强制执行权。中国内地的行政强制执行依旧是双主体制。司法机关行使执行权不仅不符合司法权的秉性,而且带来司法实践的混乱。行政权的属性决定了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具有效益性和时效性。     

行政强制范畴之重构

作为行政法上强制性行为的统称,行政强制可以根据基础决定与强制执行是否合一为标准被划分为两类独立的行为,即行政强制执行和行政即时强制。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是一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属于行政强制行为内在的构成要素之一。只有当某种静态的手段被特定的行政主体所采用时,才会连同其他要素一起转化为一类正式的行政强制行为。     

浅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制度

目前,我国行政强制立法正在紧张的制定之中,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成了行政法学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中国现行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由于其历史局限性己远远不能适应行政法治实践的需要。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制度的利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主,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辅"的制度构想。     

试论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分配模式

目前,我国行政强制立法正在紧张的制定之中,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成了行政法学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中国现行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由于其历史局限性已远远不能适应行政法治实践的需要。因此,重新认识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科学合理地设计中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对于促进中国的行政强制立法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     

论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模式选择——透过案例的钩沉

通过分析行政强制执行案例,可以发现我国现行的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双轨制”,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基于国情分析,在现阶段,我国应该保留人民法院对非诉案件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并且应该充实人民法院的执法力量,这也是《行政强制法》的立法取向。     

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研究

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行政强制执行权皆由行政机关和法院所共享，但侧重点却不尽相同。英美国家多由法院掌握行政行为的执行权，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大多由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但自二战以来，两大法系对行政强制执行权性质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即行政执行权与行政命令权各自独立，这是现代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理论基础。两大法系作法的不同本质上源于对效率与公正的不同取向。     

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体制

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一直是行政法学争论的焦点之一。有人主张按照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强制模式即把行政强制执行权完全交给行政机关来构建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还有人主张按照英美法系国家的行政强制模式即把行政强制执行权完全交给司法机关来构建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笔者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应定位于现行法律规定的在一般情况下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律特别授权的则由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格局。     

试论我国行政合同特权的构成——德、法行政合同特权制度对我国的影响

行政合同特权源于行政合同的行政性与公益性,本质在于实现行政管理目标。文章先对行政合同与行政合同特权的内涵进行界定,重点考量德、法行政合同特权制度的特点,并总结两者的共性与差异,最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从行政主体所拥有的单方变更权和解约权、指导权、协助权与监督权、强制履约权、制裁权、强制执行权、解释权等角度构建我国的行政合同特权。     

税务行政裁量权的理论阐释、行为纠偏与路径选择

税法中不确定概念下的理论空间以及税务行政的实践需求共同营造了税务行政裁量的制度空间，而不规范的税务行政裁量则为不规范的税收执法提供了操作机会。通过对税法文本中不确定概念理论缘由的寻求，以及税收征管中实践动因的梳理，税务行政裁量权的规范化确有必要性。为达成税法运行各司其职中的彼此制衡，有必要强化比例性原则在税务行政裁量中的运用，以此限制税权介入纳税人私域的范围与限度，并提供明确化的宏观指引；利用行政裁量基准“行政自制”与“规则之治”的双重品质，借助标准化的文本修正，为规范化的税收执法预设行为轨迹、构建外在制约并压缩裁量空间；以纳税人的同意权为基础，设计符合税法特殊性的程序规则，形成立体化的纳税人救济路径。最终形成税务行政裁量权积极运作与规范运行的制度环境。     

论行政处罚简易程序中的自由裁量权

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行政的范围不断扩大。随着现代行政职能的扩张,行政机关拥有了越来 越多的自由裁量权。如何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已成为现代行政管理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行政主体在 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中必须解决的一个实际问题。探讨如何适当地合理地运用行政自由裁量权具有现实意义。 因此,对自由裁量权在行政处罚简易程序中的作用以及控制加以深入探讨,按照行政法律、法规规定的原则, 研究如何运用简易程序来控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以期有利于行政部门正确、及时而有效地执法,切实保障行 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希望能使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法治在实质上得以落实。     

试论行政执法方式的创新及其保障

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必须正确理解行政执法的目的和功能，正视行政执法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创新行政执法方式，革除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的执法权力行使分散化、执法活动运动化、执法手段单一强制化的弊端，使行政执法方式向综合化、常态化、民主化转变。实现这一转变的根本保障在于观念更新、体制创新和人的素质的提升。     

论行政强制执行中的执行和解制度

行政法学理论通常认为执行和解不得在行政领域实施。但笔者认为随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出现,行政权在一定条件下可自由行使。本文采用逻辑类推方式,具体阐释了行政强制执行中执行和解的理论基础和制度设计,分析了指出执行和解的限定条件、法律救济以及非诉强制执行中法院审查等相关问题,以期为即将出台的《行政强制法》提供一些立法参考。     

试论行政执法不作为

行政执法不作为是指行政执法主体负有法定的作为义务且能够履行而未履行或拖延履行的行政行为。其具有违法性、法定义务的作为性、行为方式的消极性以及单方性四个方面的特点。抽象行政执法不作为和具体行政执法不作为、申请行政之行政执法不作为和职权行政之行政执法不作为是行政执法不作为的两种基本组合分类。认定行政执法不作为必须坚持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民商法在警察执法中的地位及运用对策思考

目前我国在民商法的立法、司法及执法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公安机关的民商法知识与民商法意识仍然薄弱。在公安执法过程中,警察应运用民商法原理及规则,正确行使行政和刑事执法权,树立服务型执法观,养成法律职业思维。警察学习民商法有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生命健康权和公民隐私权,有利于区分刑事与民商事交叉部分,厘清经济犯罪与非罪的关系,确保我国法治社会的正常运行。     

四川旅游环境行政执法法律制度研究

旅游环境行政执法指旅游行政执法主体在法定的行政管理领域内,适用旅游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进行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监督管理的活动。我省旅游环境行政执法的主体相当多,分为四类,执法的依据的范围也十分广泛,这是由旅游环境法调整对象的广泛性、综合性决定的。社会监督是四川旅游环境依法行政执法的保障。旅游环境行政执法主体在内的行政执法主体按照法定程序执法是对环境行政执法主体行使执法权的一种必要节制,是法律规定的职责,是依法行政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