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交往与藏汉民族关系——从西藏调查看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

西藏藏族(90.48%)和汉族(8.17%)人口占西藏总人口的98.65%,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如何,对西藏社会当前和今后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对西藏社会稳定而言,更是决定性因素。准确评估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找出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可以帮助民族之间互相理解和沟通,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对于地方政府制定相关的民族政策也有参考价值。文章依据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和问卷统计数据,分析探讨了西藏地区影响藏汉民族关系的因素,认为社会交往是反映西藏藏汉民族关系的重要方面,并对其进行了量化分析与讨论。     

从土族宗教信仰文化看其文化的多元性

土族有着复杂的历史形成过程,现聚居区又处在藏文化圈与汉文化圈的结合地带,这就使土族文化在构建过程中不断进行整合,形成一种包含多种文化因素的富有特色的文化体系。本文拟从土族的宗教信仰文化来透析这一特点。     

西北地区回汉民族关系影响因素探析

基于西北五省抽样调查的数据,设置相关变量,利用李克特量表法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影响西北地区回汉民族关系的显著因素,并分析影响因素产生的原因,针对显著影响因素提出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进一步推进西北地区新型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关系质量、关系利益对酒店顾客忠诚的影响分析

随着酒店业市场竞争的日趋加剧,培育和维护忠诚的顾客己经成为酒店业制胜的重要策略。本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构建出关系质量和关系利益对顾客忠诚的影响模型,并进行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关系质量中的顾客满意和顾客承诺这两个维度对顾客态度忠诚和行为忠诚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利益中信心利益和特殊待遇利益也对顾客态度忠诚和行为忠诚有正向影响。而顾客信任和社会利益只对顾客态度忠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它们对行为忠诚没有显著的影响。     

简论法国行政法原则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法国大革命后的社会历史现实催生了行政法院。法国行政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形成并发展出行政法两大原则：行政法治原则与行政均衡原则,从而推动了法国行政法运行和法治的不断进步。法国行政法原则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所显示的法律发展模式对于解决我国在行政法原则问题上的认识混乱及实践需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毛泽东处理经济利益关系的原则与构建和谐社会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理论观点,其中在处理经济利益关系方面,他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原则,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这些原则对于我们当今在人民内部经济利益矛盾日益突出、经济利益关系日益复杂的新形势下,处理好人民内部经济利益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论权势关系的语用原则对跨文化差异的影响

对于权势关系，人们通常认为通过政治手段，或付诸武力来实现。实际上，实现权势关系最主要最普遍的方式是语言的使用。笔者旨在透过语言的内外层面，从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交际学的角度揭示权势关系的语用原则对跨文化差异的影响，并从跨文化角度对反映权势关系的语用进行对比分析研究。     

试论我国产权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寻租

改革过程中政府传统行政权力的分解过程也是固有社会经济利益格局的重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追求有利产权安排的经济主体还是致力于谋求体制转轨期个人利益补偿的政府官员都有极强的寻租和设租动机,而政府在推进社会产权结构重组过程中所大量采用的行政"试错"方式客观上为寻租活动提供了一个宽泛的制度空间.遏制寻租要求政府将社会利益关系的重组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但是"法制"并不等于"法治",只有当政府"生产制度的权力"被具有更高权能的制度(严格的立法程序和执法规则)所约束,非生产性寻租活动才可能得到彻底地根除.     

宗教信仰对生态保护法治化的贡献——青藏高原世居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诠释

青藏高原世居少数民族是全民信仰宗教的民族,在其宗教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保护理念,对该地区生态保护极具助益。宗教的普遍性和世俗性使得在该地区通过宗教构建生态保护法治具有了必要性与可行性;而宗教的神圣性和组织性又为在该地区通过宗教构建生态保护法治提供了重要途径。因而,在生态保护法治化建设中应当改变盛行已久的法律与宗教过分分离的思维模式,对宗教信仰这一地方性知识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法治与政治文明关系论

法治与政治文明存在着密切联系,一方面,法治对政治文明具有重要价值,它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政治文明是法治的精髓和灵魂。今天,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以法治为根本,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充分保障人权、完善权力分工和制约机制,从而实现政治文明的目标。     

论韩非的矛盾律思想

战国时期哲学家韩非首次提出"矛盾"概念,并在《五蠢》篇中概括出"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他的"矛盾之说"其实质是,具有不相容关系的两个命题,不能都是真的。它巧妙地表达了矛盾律的精神实质,并尖锐地提出了自相矛盾问题。但他并未像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对矛盾律解释的那么科学和准确。它们的区别在于,韩非有时是在对客观事物的比喻意义上使用"不相容之事,不两立"这一观点,而亚里士多德是将思维现象同客观事物分离开来,以纯粹的状态研究思维规律,韩非也就作不出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对矛盾律元语言层次的叙述。     

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是"德法"兼治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是在与“人治”的搏斗中发展起来的 ,随后 ,它成为“德法”兼治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的中心环节 ,引导具有不同层次道德水平的人们 ,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     

法家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地位

法家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兴盛于秦王朝,其一系列的"变法"和"法治"思想主张,真切反映并适应了当时由诸侯割据向封建集权过渡的时代要求.西汉及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则援法入儒,礼法结合,从而实现了儒法合流;法家化的儒学遂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和传统文化.     

关于法治的内涵、目标和实现途径

通过语义分析认为，法治有三层内涵：一是依照法律来运用国家权力，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二是建立权力对权力的制约机制；三是建立民主监督机制，确保人民的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法治的目标是建立对权力的制约机制。法治的实现途径应当是一种有机式的演化，应当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出发，从微观试验开始，实行上下结合的方式，使法治建设稳步、有序、健康地向前推进。     

论韩非子的君主集权理论

韩非子君主集权制的理论是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的理论基础,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的。韩非子的理论与老子的“小国寡民”、孔子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仁政学说,是截然相反的。韩非子主张法治,由君主制订统一的固定的法律,君主独揽大权,实行严格的赏罚,使群臣“唯命是听”,并且主张:“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武将必发于卒伍”,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将,都必须经过实际斗争的考验,在实践中锻炼和增长才干,然后逐级予以提拔。因此他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     

梁漱溟法律思想发展脉络研究

梁漱溟的法律思想可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不同的阶段。其早期法律思想取向主要是认为“中国必用西法”;中期法律思想取向主要是认为“中国必不能用西法”;晚期法律思想则认为“法制与民主的前途必在中国逐步展开”。其早期法律思想是其功利主义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中期法律思想与晚期法律思想,则是其现代新儒学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但侧重点不同,中期侧重人的因素,晚期侧重法的因素。     

论《野草》名实空间的文化意义

在《野草》中,＂名＂如＂鬼打墙＂一般弥散成＂无物之阵＂。＂无主名杀人团＂和＂有主名假象＂导致了＂实＂的本质被遮蔽和当下行动的缺席。通过＂无名＂身份与＂共名＂效应的比照、＂有名＂身份与＂正名＂困境的反讽等叙事方式的建构,＂实＂的本质被还原。鲁迅秉持弃＂名＂崇＂实＂的现世情怀,以＂执着现在＂为内核,强调当下之行,其文学史意义是不容忽略的。     

论和谐价值观

和谐价值观是胡锦涛主席首次提出的共产党新型价值观,它使中国价值研究界面临了近三十年来最重大的一次飞跃机遇。它迅速取代主客体价值论成为中国主流价值观的原因在于:它既是本土的又是世界的,还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的共产党在新阶段必须推行的新型价值观。它以法治为要义,内容有静动之分,逻辑架构从一到多,遵循“自由、平等、正义、人权、人本、合意、和谐、互惠、双赢、平和、简约”的法治原则,既包容了主客体价值体系的全部优势,又弥补了其不足,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与本土文化马克思主义化乃至世界化双向运动中的成功典范。     

中国传统政法文化的现代解读

人治、法治与法制的根本差异取决于是否以宪政为基础;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两难处境,德治以善良人性论为基础,法治以邪恶人性论为基础,而两者都体现了一定的道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