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奕訢的自强思想与实践

本文对奕訢自强思想的形成、内容及其实践进行了深入分析与阐述,从而揭示出奕訢的自强思想经历了一个由练兵到制器、最后到人才培养的由浅入深的进化过程。自强运动之所以能开展,奕訢的谋略与倡导要算第一功;地方局厂之所以能创设．奕忻的支持与关心也要算第一功。     

论奕訢的洋务思想

奕诉是清朝统治集团中最早提出洋务运动方略并积极付诸实践的大臣之一,是洋务派在清朝中央政府中的首要代表,他的洋务思想对洋务运动的发起和发展具有全局性的领导作用。对奕訢的洋务思想进行剖析,是我们认识和了解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侧面。“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第二次鸭片战争的失败,使奕訢对清政府的腐败衰弱之势及其所而临的国内外威胁有了较清醒的认识,他深深地感到“外忧内患,至今已极,譬诸木腐蟲生”。在这样严酷的形势之下,如何解除国内外的威胁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地位,这不能不引起奕訢的严肃思考。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北京条约》起,奕訢开始同外国侵略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涉和频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奕訢

<正> 奕訢是洋务运动发起人之一。奕訢洋务思想的发端,与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及战后咸丰皇帝去世前几个月的经历很有关系。因而,对这一时期奕訢的所作所为及思想演变作一番考察,有助于了解奕訢其人,对于洋务运动史的研究也不无裨益。一奕訢是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咸丰初封为恭亲王,一八五三年二十二岁入值军机,此为有清一代二百年历史所罕见。但是,一八五五年,奕訢为其生母博尔济吉特氏谋取太后封号,触犯     

奕訢上台与晚清政府内政和外交的变化

1861 年11 月,北京政变发生。政变后,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奕訢辅政的政治格局开始形成。恭亲王奕
奕訢辅政之后,重用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大臣,扩大督抚权力,形成中央权力的下移,出现了“督抚专政,内轻外重”
的局面;提倡洋务运动,由发展军事工业开始,进而兴办一大批民用工业,促成了中国近代工业及资本主义的形成;改
善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迅速实施了“借师助剿”计划;设立总理衙门和驻外使馆,改变中国历来
以天朝自居、以维系华夷秩序为目的的外交观,开始了中国近代外交的历程。     

论洋务派的自强观

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分化为洋务派和顽固派两个主要政治派别。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担任封疆大吏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在清朝中央中获得了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的支持。洋务派的自强观,经历了由“求强”而“求富”的演变过程,并在实践上首次同中国近代化发生了联系。是很值得研讨的史学课题。     

于谦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于谦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由“力排众议、保卫北京”,“积极防御、相机战守”,“可抚则抚,可剿则剿”三大部分构成。对于谦的民族关系思想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他的处理民族关系的思路,对稳定明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作用明显一些,但对处理与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作用似乎不大。     

奕訢与清政府对外开放的蹒跚步履

奕訢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以恭亲王之尊倡导“自强”、“洋务”于庙堂之上 ,对清政府“师夷长技”、“采西学”的努力起了促进作用。奕主持开创了一系列具有开拓性质的近代化事业 ,在以西法练兵制器、同文馆及天文算学馆的设立、留学生的派遣以及晚清外交的近代化和外向型商贸体系的初步建立等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李鸿章外交思想刍议

李鸿章主管外交,形成了一整套外交思想。他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以图自强:以条约为手段,制约外国势力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张;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以达到使列强彼此牵制的目的。     

奕訢在清代咸同之际的时局观

奕訢在清代咸同之际的时局观邓辉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试探性地向中国闭关、腐朽的封建泥潭投下了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子，但它并没有激起中国人奋发图存的巨大波澜。除了魏源、林则徐等少数开明之士冲破迷雾，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强音以外，大清王朝依然是那...     

论奕訢的外交思想

奕对近代外交做过一些开创性的实绩 ,但他的意识却未能突破古代“夷夏大防” ,以及在“战抚”之间、“臣夷”与“羁縻”之间选择的思想体系。他的行为与思想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是中国近代外交的不自觉的开创者。     

奕譞与洋务

奕譞继奕訢之后成为清廷的中枢人物。他对慈禧献媚邀宠,但却继承了奕訢的洋务思想。他从保卫皇室(固本)的目的出发,凭借自己的地位、权势与胆识,力排异议,多方筹款,使洋务派创办北洋海军和兴建铁路之举得以继续和发展。他对慈禧的一味迎合造成种种弊端,但他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是不可否定的。     

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剿抚”政策

清政府对义和团所采取的政策,在本质上是和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待人民起义的政策一样,即以“剿”为主,“剿抚”兼施。但由于义和团运动发生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情况下,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也不能不变得更加阴险、毒辣和狡滑。在表现形式上也就呈现出一定的特点,那就是:“剿”——“抚”——“剿”,而     

左宗棠在陕甘与新疆民族政策的比较研究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过程中所实行的民族政策,与他前此在陕甘所实行的民族政策,是截然不同的。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二者混为一淡,并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因此,有必要根据历史事实,通过比较研究,予以澄清。如所周知,在镇压陕甘回民起义过程中,左宗棠虽然一再标榜“不分汉回,只分良莠”,并对起义回民实行所谓“剿抚兼施”的政策,但实际上却是把“痛剿以服其心”作为“招抚”回民的先决条件,鼓吹“凡兵事未有不痛剿而能抚者,未有著意主抚而能     

奕訢与“辛酉政变”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时值农历辛酉年,史称“辛酉政变”。“辛酉政变”有其复杂的政治背景,它是洋务派奕訢等与顽固派之间矛盾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试就奕訢同顽固派的矛盾及其在“辛酉政变”中的作用、影响等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请大家指正。1 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十多年,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一方面,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起义蓬勃发展,动摇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英、法、俄、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趁火打幼,继续扩大它们的在华“权益”,清王朝在农民起义和外国侵略者的双重打击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挽救垂危的封建统治,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一批人逐渐从旧营垒中分化出来,他们反对恪守祖制,主     

读《明实录》中女直史料琐记

明代对周边各少数民族的政策是“顺即抚,逆即当剿”。对女直也是既抚又剿。只是因时间、情况不同而侧重有异。总的看,以“羁糜”为主。办法大致如下: 首先,置卫封官,把各部落酋长稳定在所占区内,管束其属下民众。永乐年间,     

“祺祥政变”与奕訢的上台

1861年11月在北京发生的宫廷政变,即“祺祥政变”,是清朝后期的重大事件之一。它结束了以肃顺为代表的清王朝中排外势力的控制,揭开了慈禧太后在中国40多年的黑暗统治,也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暂时确立和稳定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政变的主导人是慈禧太后,而影响局势的核心人物却是洋务派的早期代表奕訢。因此研究这次政变的过程,剖析奕訢粉墨登场的情况,对了解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和正确评价洋务运动的兴起都是有意义的。     

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在近代以来中国外交思想中的传承

中华传统和合文化中涉及国家间关系的主要思想是“和平”、“合作”、“信义”。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在晚清政府外交思想中的传承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表现为“天朝大国”的以“抚”为特征的恩威兼施;从中法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表现为以“信”来“保全和局”;从中日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入侵,表现为借助列强之力维持和平;从八国联军战争到辛亥革命,表现为“委屈求和”。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在民国政府外交思想中的传承是:从广东国民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以三民主义思想为主导;从南京政府成立到“七七事变”,表现为对日妥协有“度”以及努力促和;从“七七事变”到抗战结束,表现为立足于战争,不放弃和平,并以“信”求和。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思想中得到了很好传承。     

辛亥革命时期的袁世凯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命袁世凯前往湖北，督办剿抚事宜。袁世凯举起清廷剿抚的大旗，却不是消灭革命军，使革命党投降清廷，相反地，是利用革命党迫使清帝退位，又使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众口一词，说民国总统“非袁莫属”，终于出任了总统。辛亥革命，不知有多少人牺牲，而最大的赢家，不是别人，正是袁世凯。     

甲午战败对中国传统文化及民族心态的影响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 ,具有高度发达的传统文化 ,因此 ,对待外来文化总是持着鄙薄的观点、漠不关心甚至拒绝的态度 ,他们总是相信儒学是天经地义的万世不变的“圣人之道”。甲午战败使中国人意念中的“东方大国” ,不但败于首创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西方列强 ,而且败于同为黄色人种 ,19世纪中叶又一起饱受列强欺凌且吸收盛唐文明的乳汁发育成长的“蕞尔岛国”日本 ,败得是那样惨 ,条约又那么苛刻 ,这大大出乎国人的意料之外。创巨痛深 ,举国若狂。甲午战败对中国最大的影响是 :传统的儒学思想熏陶下中华民族劣根性暴露无遗 ;导致近代中国思…     

笑隐大訢书画美学思想简论

笑隐大訢以华严“法界事事无碍”观,去充分肯定“世俗技艺,无非佛事”,反映出以艺术为佛事的审美价值取向。他很重视画意中要具有能启迪和牵动读者的力量,特别肯定那种具有如董狐之笔的褒贬作用的作品。他强调绘画在佛教教育中的作用,并指出了绘画创作的特殊性。绘画能否描绘公案、表现禅机、呈现悟境？大訢明确指出它们是不能“以笔墨形容”的。大訢倡导书法创作活动应遵“佛制”,不能“溺于文艺”。他以人品论书法,指出能从禅门大师书法的“片纸之中”,窥见其人生境界与人格魁力。他主张书家应自辟门径,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形成自家独特的面目,自成一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