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收入与中国的“收入—幸福之谜”

基于中国最大的民生态度调查——“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以及收入不平等等相关变量是解释“收入—幸福之谜”的重要因素。但相比之下,幸福感作为一个主观变量,更关键的是其会受到个体对环境变化预期的影响,即预期收入(而非总体收入或绝对收入)是影响和决定中国居民幸福感的首要因素,预期收入越高,其减少“很不幸福”“不幸福”和“一般”概率的可能性就越大。无论对居民总体、还是不同异质性群体而言,该结论均较为稳健。机制分析发现,增强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提升国民的预期收入,能有效克服“收入—幸福之谜”效应。为此,应提倡政府不断强化预期管理,弘扬和践行“中国梦”精神,增强国民自信和理想信念,提高社会预期和经济预期。     

再分配与幸福感阶层差异的变迁(2005-2013)

本文利用两期CGSS的调查数据，比较分析了2005年和2013年不同社会阶层的幸福感差异，并尝试从国家再分配能力变化的视角探讨其原因。首先，通过年度比较发现，所有职业阶层的主观幸福感皆有提升，但由于测量问题，需谨慎对待这一结论。其次，同一年度内不同职业阶层间的幸福感差异可以被收入变量和教育变量所解释。再次，中下阶层，尤其是农民和无业下岗阶层的幸福感上升幅度远大于中上阶层（管理者和专业人员阶层）。然后，用分层线性模型（HLM）分析发现，这一阶层差异变迁和国家近十年在财政汲取和再分配水平上的提升有关。在2005年较低的宏观税负和再分配水平下，其增长更有利于提升较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但在2013年较高的水平下，宏观税负和再分配水平的增长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无差异化影响。这些结果说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可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再分配力量对人们生活机遇和福祉的影响日益凸显。     

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 ——一项基于CGSS2005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幸福研究的社会经济视角,通过引入收入水平作为中介变量,将教育程度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也称教育回报效应）,并分析它们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程度与城市居民幸福感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拥有中专、高中和大学以上学历的个体是最幸福的。在不同的空间条件下,无论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还是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教育回报对城市居民幸福感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不同的时间条件下,教育回报在高等教育扩招前对城市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高等教育扩招后,这种影响效应则变得不显著。     

不确定性防范与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基于反事实框架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评估了不确定性防范对城市务工人员的影响,并获得了一些重要发现：(1)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防范措施对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着显著差异,参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能够显著提高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但参与医疗保险对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2)四种不确定性防范手段对城市务工人员之间主观幸福感差异的总贡献率接近10%,其中参与失业保险的贡献率最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变化符合享乐适应理论,即随着不确定性防范措施的逐步实施推广,城市务工人员的主观幸福感可能会返回到未采取不确定性防范措施前的水平。     

新春寄语

读者朋友：1996年的新看来临了，春节是个吉祥欢乐的日子。我谨向过去一年阅读、关怀和惦念我们这份杂志的朋友、读者致以虔诚的祝愿．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吉祥如意、阖家欢畅。过去一辈，中国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两个万面取得了大成绩．尤其是我国政府首脑出席在欧洲召开的社会发展也弄自脑大会的举动，表明社会发展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强调经济与人口、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我们相层，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将在统一安排和勇对不得到控制和角决。过去一年，作为中国经济中心…     

声音

正遭受新冠疫情重创的世界经济在2021年有望复苏,但复苏进程或将呈现非均衡特点,不同经济体、不同行业的复苏路径可能出现分化。在疫情的空前冲击下,世界经济陷入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负增长、大规模失业、货币放水、财政赤字和负债率飙升,成为过去一年世界经济的关键词。2020年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明年中国经济有望再上层楼,强劲增长。——联合国贸发会议资深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说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国民储蓄率及其异质性分析

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国储蓄率位居世界前列。本文基于1998—2019年全球16个主要经济体的动态面板数据,采用Baker.S等学者测算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为核心解释变量,在控制少儿抚养比等变量的基础上,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模型,深入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国民储蓄率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并且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当前,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背景下,如何对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合理化设计,烫平由于国际贸易争端与疫情冲击带来的经济波动,从需求侧引导国内居民理性配置储蓄与消费比例,拉动国内经济有序增长,成为各国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环境规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探究

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个体数据和相应所属省份的部分宏观经济、环境数据相匹配,借助有序Probit回归,就环境规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研究表明：增强环境规制,可直接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且具有较长期效应;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改善居民健康状况间接增强居民幸福感;区别不同群体居民,环境规制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增强环境规制更有利于提高低收入群体、低社会地位群体和东部地区居民的幸福感;环境规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相较门槛值,环境规制力度仍有较大的强化空间。     

中国家庭幸福感测量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是“家本位”,测量家庭幸福感在中国具有特殊意义。为克服家庭幸福感测量中存在的自评异质性问题,本文采用全国范围有代表性的概率样本调查数据,引入“测量锚点”和“等比例方法”对家庭幸福感评分进行标准化,在此基础上,进而分析家庭幸福感自评异质性的影响因素以及标准化与非标准化测量的评分差异,从而揭示以往主观评价变量非标准化测量可能存在的问题。最后,本文以社区融合状况对居民家庭幸福感的影响为例,通过分层线性回归模型比较了家庭幸福感标准化与非标准化测量在研究结论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     

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本文立足于社会规范视角,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为基础,考察与分析区域层次的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显示,当前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会损害个人对幸福的积极体验。与高收入群体相比,低收入群体更容易产生这种负向感知。相对剥夺和关系信任构成的社会心理过程是影响收入不平等与个人幸福感关系的重要机制,资源供给机制未获调查数据的支持。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国民幸福感的高低并非取决于收入不平等本身,而是分配体系构建的合理性。所以,建立具有公平正义价值导向的收入分配体系是提升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发展方向。     

“1972年体制”的变化与发展协调关系之路

“１９７２年体制”的变化与发展协调关系之路〔日〕国分良成一、问题所在近来，日本和中国都不时出现了国民对对方国家印象“恶化”的报道。过去日本总理府的调查曾显示对中国感到亲切的人要比对中国不感亲切的人多，然而１９９５年１０月的调查却显示二者所占比例完全相...     

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市512名农民工为例

本文基于中国人口学会在武汉地区对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总体幸福感及其个人情况与社会方面的影响因素做了相关分析。研究发现:认为自己不幸福或很不幸福的农民工所占的比重并不大,大部分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是幸福的或幸福情况一般;但相对于过去在农村来讲,认为自己“更加不幸福”的比例有所上升。通过对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原因分析研究发现,影响农民工幸福感个人方面相关的因素主要是婚姻状况、心理健康状况、工作环境状况以及目前在本城市的生活水平等情况有关。     

大学生自我同一性与幸福感影响关系研究

自我同一性、幸福感是当代心理学研究的两大主题,本研究采用自我同一性地位问卷和Carol Ryff的心理幸福感量表对1331名大一到大四的学生进行测量分析,发现:自我同一性各尺度得分与心理幸福感总分、各因子显著相关;自我同一性各地位分别与心理幸福感及不同因子曾显著正相关和负相关;自我同一性各尺度的高、中、低分组与心理幸福感总分存在着显著差异,且高分者幸福感高,低分者幸福感低;不同的同一性地位的学生也表现出不同的心理幸福感;自我同一性各尺度与地位对心理幸福感有预测作用。     

更富裕是否意味着更幸福?基于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2003-2013)

四十年前,经济学家伊斯特林提出了“幸福感悖论”:短时期内个人和国家的财富水平与幸福感都正向相关,而在长期背景下,经济增长并不会显著提高整体幸福感水平。本文使用横跨十年的全国代表性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直接检验了财富与幸福感的关系,结果证实了“幸福感悖论”。研究发现,虽然在短时期内,无论是家庭人均收入还是省份的人均生产总值都与幸福感有显著的正相关,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年内(2003-2013),省份人均生产总值的变化与幸福感的变化之间并没有显著相关。     

影响幸福感的诸因素

幸福是个古老的话题,亚里士多德说过:“幸福是人类存在的唯一目标和目的。”虽然学术界直到近代才开始对幸福感 进行系统的测量与研究,但人们对幸福主题的兴趣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1967年威尔逊(Wilson)回顾了关于幸福感的研究,他在《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中对幸福感研究领域作了总结。自那以来的30多年,有关幸福感的研究已硕果累累,为人类建构幸福生活、规划美好的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有价值的科学知识。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中国始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使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和国民的福利状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也使经济学研究焕发出勃勃生机。30年来,中国经济科学工作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紧密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大现实经济问题,注意吸收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有益理论成果和分析工具,积极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近20年来国民心态发展轨迹研究

社会转型时期的国民心态呈现以下五个特点：（１）从过去（社会转型初期）的无序向有序的方向发展;（２）从过去简单的两极性逐渐向复杂的多向性的方向发展;（３）从过去的非道德性因素逐渐向道德性方向发展;（４）从过去浮躁的、非理性逐渐向冷静的、理性化方向发展;（５）从过去的不成熟逐渐向成熟的方向发展。为了国民心态的健康发展,必须要做到：第一,大力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国民品格和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这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具有健康的社会心理的首要保证。第二,要坚决地扬弃传统文化和国民性中的落后的、消极的内容,这是一个社会具有健康的社会心理的重要条件。第三,要批判地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文化,全盘西化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全部拒绝也会妨碍国民健康的社会心理的发展。第四,社会要对国民心态进行正确的规范、控制和引导。第五,要努力清理和消除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形形色色的病态国民心态（包括各种各样的错误的社会思潮）,发展健康的国民心态     

中国经济的挫折和希望

中国的经济改革有10余年了。在这10年间,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取得了突飞猛跃的发展,工业和农业的收入水准显著提高。1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划时代意义,不仅仅限于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增长,更为重要的则是体制改革纠正了过去低生产力的农业与国营大企业之间的对立和双重经济结构的偏差,建立了工农业两个部门互通有无的有机的新型国民经济体制。然而,在今天,中国经过10年的经济搞活,却迎来了一个很严峻的形势——资源的枯竭。通货膨胀以及社会间接资本的严重短缺,都形象地说明了这种形势的严峻。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是,必须重新制定开发战略,明确规定怎样保护资源与分配资源。     

2007年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概况

2007年,日本经济依然处于自2002年初开始的经济扩张周期中,在总体保持回升基调的同时,出现了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对此,中国的专家学者们以理论研究和动态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专题研究和比较研究等多种形式,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多个层面剖析日本经济的过去、现状和未来,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中国经济增长与外贸发展中的结构进步

本文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度在亚太及全球居于领先地位，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也大为增强。中国经济结构在市场、产业、区域等方面呈现多元化、差异性、复杂性等特征，它在今后10～30年内仍会支持中国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文章指出，中国经济具有与世界各国进行广泛经济贸易合作的可能和广阔前景。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大的贸易和投资市场，亚太地区和世界发达国家依然会看好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