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郭嵩焘政治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异同

郭嵩焘和其他洋务派人士一样,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思想,但与其他洋务派人士不同,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他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文明,特别是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这使他超越了洋务思想的理论框架,彻底颠覆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理论根基,为变革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文化进行了初步的思想启蒙和理论探索。     

刘铭传“重商”评议

洋务运动主要人物刘铭传,在首任台湾巡抚的六年(1885—1891年)时间里,他的“重商”思想言论、措施行动,对于推行清政府及其洋务派的“求富”政策,发展台湾地方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评议刘铭传“重商”,可以从区域的角度,认识洋务派人物及其主持下的洋务活动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刘铭传“重商”,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张之洞利用外资的思想

利用外资的思想是张之洞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形成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在中法战争前,张之洞是站在洋务派的对立面,指责洋务政策的。对于利用外资,也持反对态度。但不久却一反这种态度,大谈“讲习洋务”,“有涉于洋务,一律广募”,而且极力主张借用外资来办理一切洋务活动。甚至还主张容许外资在华设厂或中外合办企业。他思想上的这一转变是有原因的:第一,中法战争的爆发,使他开始注重于对外关系。战争期间,他借用外债,以购买或制造枪炮,取得了一定的效益,萌发了利用外资来改变中外强弱之势的思想。战后,他就先后与英、德、日等国的资本势力发生了关系。第二,由于甲午战争后的巨额赔款,使清政     

论曾国藩“体用观”的演变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名实派转化到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为洋务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其洋务思想是从以程朱理学为体,申韩之术为用发展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成为近代“中体西用”的实践者。本文就其转化的历程,剖析他的“体用观”的演变,以窥中国近代地主阶级应变之一斑。     

盛宣怀的商本商办企业及其进步性

盛宣怀是清季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洋务运动后期,因兴办民用企业而闻名华夏。他从1870年被荐入李鸿章幕后,即涉足于洋务民用企业的各个部门,几乎承包了洋务民用企业的经办和督理。有人说他:“且又独揽轮船、铁政、铁路、煤矿、纺织诸大政,所谓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他既是朝廷倚重的“不可少之人”,也     

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

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毕生致力于洋务事业,在整个洋务运动中居于不可争辩的显赫的首脑地位。剖析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是研究洋务运动所不容回避、不能或缺的重要方面。     

洋务运动时期的思想论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与顽固派、改良派围绕“要不要学习西方”和“怎样学习西方”进行了激烈的思想论争,论争及洋务运动的实践促进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觉醒与社会的进步。此外,洋务派兴办的洋务学堂对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也有着重要影响。     

从郭嵩焘的遭遇谈洋务运动

郭嵩焘(1818-1891年),湖南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他是晚清统治集团上层中自称和被人称为通洋务,并以办好洋务为己任的人物。但是,就是这样一个通洋务、爱洋务的人,非但没有在洋务运动期间飞黄腾达,反而被洋务弄得身败名裂,从统治阶级上层摔落下来,被弃置一边,伏处乡野,落拓残生,死后还被剥夺了援例可以得到的立传赐谥的资格,甚至在死去十年之后,还有人建言要对他鞭尸,落得     

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的关系及其性质问题

本文针对一些论著中将洋务派与顽固派视为一丘之貉，都是镇压戊戌维新的元凶 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之间存在着递嬗继承的关系。因为洋务运动的对 立面就是顽固派，所以洋务派与顽固派是有区别的。而洋务运动所创办的各项洋务事业，则在思想 上、物质上、人才上、舆论上为戊戌维新起了奠基石的作用。因而维新派与洋务派没有积怨和不可 调和的矛盾，相反，却引为同路人。另一方面，本文还对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进行分析，认为洋务运 动是一次将旧中国引向现代化的早期改革，戊戌变法则是在此基础上将“工艺”转向“政制”的深层 改革。为此，对持戊戌变法的性质为“革命”的观点进行辨析。从戊戌维新的“思想理论”到施政纲 领，根据史实逐次加以论证，得出其性质是“社会改良”而非“社会革命”的结论。     

关于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性质和评价——兼论“改良”与“改革”

近年来,史学界就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性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意见:(一)洋务派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改良主义运动”(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或认为洋务运动“有改良维新的意义”(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二)“洋务     

论晚清清流派的文化思想

处中西文化既冲突又融合的时代,清流派的文化思想很有其特点。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将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观察近代中国文化。一、“道”不变“器”各有选择就文化观来说,清流派内部部分成员赞同向西方学习,其他成员则固守传统观念、鄙弃洋务。从清流派解体后情况分析,其成员的归宿大致有四:一是转化为洋务派,如张之洞、吴大澄;二是仍倾向于洋务观,但却未能转化为洋务派,如张佩纶、陈宝琛;三是从思想保守逐渐转向接受洋务观,如李鸿藻;四是终于归类到守旧派,如邓承修     

试论洋务运动的对外抵制作用

洋务运动既有镇压人民、维护统治的消极作用,在客观上又有抵制外国侵略的积极作用.本文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初步探讨了洋务派办洋务的动机中“自强”、“御侮”的合理内核,分析了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对外国军事侵略的直接抵制作用以及洋务派所创办的采矿、纺织航运等民用工业对外国资本经济侵略的抵制作用.     

论张之洞的洋务思想

张之洞是晚清著名的洋务派大官僚。他服官40余年,几与光绪朝相始终,迭膺疆寄,海陟纶扉,“宣勤最久,勋望卓著”,在清末枢臣疆吏中鲜有与之相埒者。张之洞一生政绩斐然,但主要是致力于洋务运动。他是洋务运动后期的主要代表,其活动涉及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规模之大、包罗之广、作为之多,堪与李鸿章相颉颃。由于张氏长期身居要职,他的洋务思想对清王朝的统治决策,对晚清政局,对洋务运     

论洋务文化的生成机制

洋务文化是中西文化嫁接的产物。由于这种嫁接依托于社会经济的变动 ,从而实现了中西文化的实质性对接 ,并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变异 ,形成了新的文化格局。决定洋务文化特色的社会机制是在“内忧外患”危机中涌现的洋务派官僚及其知识分子 ,反对办洋务的顽固派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文化的走向。左右洋务文化风貌的文化机制 ,则是西学和中学相互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洋务思潮 ,其中“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论”和洋务文化联系最为密切     

浅析洋务派办教育的历史局限

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产生,是同洋务派的积极兴办分不开的。正是在洋务派“自强”和“求富”意图的促动下,遍习“西学”的客观要求,使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教育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使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逐渐在古老的中华大地开始传播、根植。所以说洋务派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先后创办的一些洋务学堂,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的肇始,这是洋务派在中国教育史上所作的特殊贡献。然而,正     

论左宗棠的洋务思想

<正> 关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近年来,在学术界重新评价洋务运动的时候,有些同志从研究洋务派代表人物洋务思想的角度,考查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有助于对洋务运动的深入探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洋务思想,已有专文论述。另一个主要代表人物左宗棠的洋务思想,虽然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有相同之处,但是也有其独具的特点,因此,研究左宗棠的洋务思想,探讨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张之洞抚晋求人才

以“清流派”健将而著称的张之洞,在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四年担任山西巡抚期间,一改以往在京供职时抨击洋务的态度,在太原创办了“山西省城洋务局”,图谋推动晋省洋务事业的发展。这可以说是他日后(一八八九年)担任湖广总督大办洋务事业的先声。     

论甲午战前的洋务困境

甲午战前,虽然洋务派试图努力开展其洋务事业,但事实上洋务事业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反而陷入困境:顽固派激烈反对和阻挠,致使洋务事业严重受挫或延误;大多数地方官员对开办洋务态度冷漠,致使洋务事业未能在全国各地普遍展开;朝廷对洋务缺乏足够的认识而未予以全力支持,致使洋务主张未能按计划开展.     

洋务运动的批判者——郭嵩焘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郭嵩焘看作“洋务运动的理论家”,“洋务派内部的批评者。”通过对郭氏关于洋务运动以及中国近代化等问题的看法的分析,便会发现这一观点是对郭嵩焘思想的误解。一 19世纪中后期,“富强”成为进步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的共同追求。洋务运动为富强的实现提供了一条途径。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民族资本主义还处于幼芽状态的时候,洋务企业不管有多少应该批评之处,无可争辩的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象征。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领袖,不断实践并完善由他们开创的这种发展方     

梁启超政治改革思想评述

甲午战争前的约三十年,清庭最有声色的活动就是推行标榜“自强”、“求实”的洋务新政。然而,一场甲午战争,又使中国面临着极大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崩溃。帝国主义的瓜分中国,沉重的赔款负担,使洋务新政吹上天的“富强”光环消失了。中国的大地上仍笼罩着贫弱的黑暗。朝野人士为此议论纷纷,维新志士更是群情激昂。于此之时,梁启超发表了《变法通论》的前十一篇及其他文章。对洋务新政的所谓富强之道进行了批评与检讨,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要求改弦易辙,从而显示出洋务派与维新派思想主张的分野,展现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进程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