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棚户区到阳光园——来自铁岭的报告

说起辽宁的铁岭,相信许多人想到笑星赵本山,不过铁岭让很多人刮目相看,可不仅仅是因为那里走出了一个赵本山,在这次棚户区改造中,铁岭创造了3个月实现居民回迁的速度。在铁岭,有     

以道事君：方孝孺与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

方孝孺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以道事君、以道辅主,这种政治思想在与朱元璋的关系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朱元璋杀掉了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在位的三十多年间虽几次召见却不启用他,方孝孺并不仇怨朱元璋,相反却极力赞扬朱元璋。方孝孺对朱元璋的颂扬,是看到朱元璋所实行的政策中有符合其政治思想的内容。方孝孺对待朱元璋的态度,反映出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典型特征。     

不朽的历史篇章——明代弗提卫及其官员佛家奴巡抚奴儿干地区

佛家奴,明代少数民族女真人,是明初东北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人物。他受命边疆多年,间岁往返,风雪长行,在巩固和加强明代东北和北部边疆奴儿干地区建设方面,在促进各族人民经济、文化交往方面,都做出了历史的贡献,谱写出不朽的历史篇章。但长期以来,由于文献资料有限,很少被人们所注意,迄今为止更无论著所及。本文试图对佛家奴任职于弗提卫及其受命巡抚奴儿干地区的情况和意义加以阐述和讨论。女真人佛家奴是弗提卫官吏。弗提卫是明初永乐年间设立的一个卫。明太祖朱元璋一三六八年(洪武元年),率领起义军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了明朝。明朝建立之后,     

铁岭市域城镇体系形成的背景因素分析

从历史沿革、自然条件、经济因素、市域环境等影响城镇体系的背景因素方面对铁岭地区城镇体系的形成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论述了铁岭市域城镇体系建设的意义 ,并得出几点有益于铁岭市域城镇体系建设的重要结论     

集体记忆的多元书写——明季野史笔记中的朱元璋形象建构

明初以来,朱元璋形象塑造成了野史笔记书写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史学观局限,其时文人书写朱元璋既有历史实录,亦有动辄以天命来书写朱元璋的符瑞不经之说,其中的谀颂书写前代历史典籍中对英雄帝王的书写毫无二致.随着时代的演进,朱元璋形象在明中后期文人笔下更为丰富,忮刻残忍等反英雄形象的一面不断书写,反映出朱元璋集体记忆的褒贬取向呈多元化发展.     

朱元璋与明朝的文书档案工作

本文系统论述朱元璋的文书档案工作思想,叙述朱元璋如何充分发挥文书档案工作在建设国家中的独特作用,阐述朱元璋开展文书档案工作的基本特点,概述朱元璋领导文书档案工作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帝王与新年习俗

朱元璋写春联春联在民间普及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关。据记载,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金陵(今南京),“除夕传旨,公卿士庶门士,须加春联一副”。从此,春联一词正式出现。朱元璋不仅为春联定名,而且为春联的普及作出了贡献。号称“对联天才”的朱元璋,一道圣旨,就把“题桃     

朱元璋性格特征与建立极端专制制度的关系

明王朝建立之后 ,朱元璋大力加强中央集权 ,使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端专制制度登峰造极。这固然有历史发展的原因 ,但也与朱元璋自身的性格特点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朱元璋的性格特征在其建立极端封建专制制度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朱元璋人才观探议

在古代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注意重用人才的历史人物。朱元璋提出了“治天下以人才为本”的人才观,认为成才之法一是“忘利”,二是“积善成德”,并指出了具体的获才之法:荐举和征求、兴学、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朱元璋的人才观对以后明代历朝帝王的人才观起了奠基的作用。后代帝王经常以朱元璋的人才观和科举选才标准为指导来推行科举制度和选拔人才。     

略论朱元璋文化性格的形成

对于朱元璋的研究,以往似乎更注重于其政权性质、历史地位及明初重要政策的评价方面.本文以朱元璋的出身和主要经历为线索,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朱元璋文化性格的形成过程.笔者认为,朱元璋在由一个佃农子弟上升为封建帝王的过程中,每一次的社会角色转换,实际上都包含着对以往文化性格的扬弃,在朱元璋的文化性格里,既有佃农的勤劳朴实、机敏狡猾,也有游民的豁达豪爽、无所顾忌,又有地主豪强首领的勇猛果断、宽厚大度,还有封建帝王的贪权专制、猜忌多疑.正是这些方面的综合影响,使朱元璋成其为朱元璋.     

试述《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

清代承继此前的史学传统,建立了史料储备和征集制度,为《清实录》的修纂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原始材料,使实录成为清代史料的一大总汇,经过它的编辑和纂修,清史杂乱的档案得到第一次清楚的梳理,并以易查易读的特点为后人所重视,或摘录,或取用,或改编,或融汇,成为《清圣训》《东华录》《清国史》《清史稿》《清会典则例》《皇朝文献通考》和《皇朝续文献通考》等一系列清史著作的史料来源。从清代整个史学史的发展过程来看,所有官方史书乃至私修史书,基本上都遵循原始档案—《清实录》—清代国史—各种下游史书的史料流程,形成史料讲究、史实可信的史书系列。虽然难免有史料重复、辗转传抄之弊,但也保证了史源可靠和来源明了的特性。     

明代宋史学者的多元化史料观

明代学者从事宋史撰述的取材范围,业已打破仅凭主流文献——《宋史》等主要文献的单一格局,开始自觉适应宋史史料的发展趋势,扩充史料的利用范围。不但广泛搜集传统史料,其中涉及编年、纪传、政书、野史笔记、方志、传记、诏令奏议、类书、史评、文集等各类史料;而且扩充新史料,开拓以往学者不太注意的碑铭、志文、语录、策问、诗丈、题咏等史料群,挖掘各类史料的特有价值,立足研究重点,择取所需,也关注宋史研究的新动态,借鉴吸收本朝人的最新成果,充分显示了其多元化史料观。明代宋史学者开阔的史料学理念保证了宋史著述的质量,为我国宋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明人宋史著述考论

明代的宋史研究成果众多,凡123种,两千多卷,较多地彰显了时代和学术的要求,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并与宋代《春秋》学、清代元史学等一起构成中国史学史上特殊的史学现象。明人宋史著述在史料学、编纂学、历史思想,以及考察历史的视野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学术史、史学史以及宋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     

大理地区白族服饰的起源及历史

白族服饰是白族人民长期积累的劳动成果,它随着白族历史的发展,历经演变形成独具特色的服饰文化;它凝聚着白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审美情趣、宗教观念等各种文化心态。本文从青铜时代、唐初、南诏大理国、元朝、从明代到民国等时期论述了大理地区的白族服饰的历史。     

明代人口之谜探析

"明代户口之雾"一直困扰着后世学者,使人们难以看清明代人口的真实数字,由于当时史书均没有注明所统计户口是否包括男口和女口,所以,给后世学者带来诸多疑问.由于明代人口数一直没有定论,故现代人在著作中都将正史中所记载人口数作为全部人口数引用.通过对户口统计及记载资料的分析可证,明代户口统计是只计男口,不计女口,按自然生殖法则推算,明代人口数要比正史记载的多一倍左右.     

秦代文学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本文分析了秦代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认为秦代历史短暂,文化底子较薄,特别是秦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主义是秦代文坛寂寞的主要原因。作者同时又从历史文献及前人研究成果中挖掘出秦代文学的具体成就,指出秦代文学有其特色,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风貌的生动写照,各种文学形式在不同情况下步履艰难地发展着。实事求是地总结秦代文学的成就及其成因,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不无裨益。     

《琴操》的作者及其成书

关于<琴操>的撰者及其创作年代,据史料记载,主要有两汉之际桓谭说、西晋孔衍说、东汉蔡邕说三种说法.但无论从文本的角度、文献记载的角度还是从著者的生平思想的角度分析,将<琴操>一书的编撰权给予蔡邕无疑都是最有说服力的.<琴操>一书产生于东汉音乐文化下移、琴的地位得到提升的历史背景下,是蔡邕本人的音乐天赋、儒道兼修的思想及传奇经历双重作用下的产物,其成书大致在蔡邕流放吴会的十二年间(179-190年).     

正史书之不当 补文献之不及——论王梵志诗的史料价值

王梵志是初唐诗坛通俗诗的代表,他的诗提供了大量有关唐代社会的珍贵资料,深刻地反映了初唐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及宗教的真实情况,王梵志诗作为史料可以以诗证史,正史书之不当,补文献之不及。     

从历代史志著录看《尔雅》归类的逐步科学化

《尔雅》是中国历史上一部占有特殊地位的文化典籍 ,在西汉时开始被收入史志目录。本文就汉至清代史志目录对《尔雅》的归类问题进行了探讨 ,揭示了《尔雅》在历代史志目录中不断变化的过程及其原因 ,进而说明它的归类是逐步向科学化迈进的     

《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

《宋实录》是宋代官史史料的一大总汇。它汲纳了宋朝官方从中央到地方的原始档案、初级史书《起居注》、《时政记》和二级史书《日历》等史料,进行＂编年附传＂式的编纂与改造,形成宋代最重要且篇幅巨大的官史著作,然后又为其后的宋朝《国史》、元修《宋史》、编年史、杂史等著作所采掇,成为后出宋史的史料之源。《宋实录》在宋代官史史料的流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