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视域下的状元与女性--以宋元南戏为中心

女性在科举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宋元南戏就较好地反映了女性与状元的关系。在科举考试之前,女性们为士子筹集赶考的盘缠;士子进京之后,她们又必须肩负照顾家庭的重任,以及承受分离之苦。如果士子能够高中状元,她们也能得到应有的封赠。宋元南戏明显地突出女性的作用以及状元的身份,寄托了元代知识分子试图改变社会地位的愿望。     

明清士子的科举考试活动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参加科考获取功名成为士子们的毕生追求。为了一朝高中,广大士子从蒙童时期就开始为科举考试作准备,学习方式枯燥,学习备考内容以儒家经典和时文坊刻为主。入闱考试是士子科举考试活动的关键时刻,不仅要经历赶考的行程之苦,入场还要经受搜身之辱,进入考场参加考试也会面临诸多艰辛。考试结束中式士子的欣喜与落第者的悲怆形成鲜明对照,反映了科举考试对士子的摧残。     

论宋代的科举梦兆——以《夷坚志》为中心

《夷坚志》中有不少科举梦兆故事的记载,对于揭开宋代士子心态和社会现实具有特殊价值。科举梦兆的内容多是试题、报榜人、科名、登第时间、因果报应等与科举密切相关的事物,并对士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发生人群、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上,科举梦兆呈现出集中的特点。作为科举社会的产物,科举梦兆表现了士子在科场沉浮中的复杂心态,是宋代"科名前定论"的重要阐释和补充。     

明清时期“五经”卷中式现象的制度考察：原因与结果

明崇祯朝之“五经中式”现象在清初得到延续并呈增长态势。明清之际，“五经”卷的产生，源于知识界对空疏学风的反感，而试卷的设置为士子们提供了全作“五经”文的可能，士子的学识积累和书写速度也足以应付二十三题的回答。面对“五经”卷这种不合科举程式的行为，朝廷出于招揽人才的考虑，往往网开一面，破格录取，最终导致了对已有的科举程式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一事实表明，知识界和政府针对具体弊端所做的努力，其意义虽然比不上原创的制度设计，但却赋予了已有制度自我更新的活力。     

试论宋代科举的义约现象

义约是宋代科举考试中为帮助贫寒士子解决应试盘缠而结成的民间经济互助组织,它是宋代科举平民化的产物.义约不仅具有支助士子应试的经济功能,同时也成为他们切磋举业的重要组织形式.     

元代科举与元代文学发展

元初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科举长期废而不行。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文人因此而疏离了政治和权力,淡出了治国和明道,唤醒了独立人格意识,以纯文人的心态和眼光读书和创作;元代中期,自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度后,吸引了各族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兴起了一个全面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元代科举吸引各族士子文人参加,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依然有着无法言说的吸引力,尽显大国气象和盛世之感,促成了元代盛世的时代精神和"平、易、雅、正"盛世文风的形成。     

明代“举业”与“圣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及其弥合——以王阳明“立诚”思想为中心

在明代，科举与程朱理学的紧密结合及其制度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使当时的学风世情、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人们对“举业”与“圣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论说，形成了各种观点。科举之路的日益艰辛与成功之后的种种诱惑，让那些研读“圣学”的士子们面临着两难选择，一些士子甚至开始质疑“举业”和“圣学”的正当性，并力求改革之。作为明代中后期的博学鸿儒，王阳明也加入当时的讨论当中，并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以自己的心学思想作为阐述基础，指出“举业”与“圣学”并不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只要士子们做好“立诚”的功夫，就能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获取举业的成功，并且能够更好地实现他们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     

科举阴影下的女史心态——以席佩兰的科举诗为例

诗歌研究史中对科举诗的研究相对不足,女性科举诗更是如此。袁枚第一女弟子席佩兰在其《长真阁集》中共有五首科举诗,通过这些诗歌的解读可以洞悉在科举笼罩下女才子的复杂心态。她对科举并非心仪皈依,而是依违两可。她有明显的男性意识、名士情结以及竞技心理。这是女性话语权缺失时代女才子们的常见心态,从中可看出其对科举的思考,对诗歌的介怀,对男性话语垄断的腹诽心谤与抵抗颠覆。     

南宋“永嘉文体”考论

“永嘉文体”是盛行于南宋乾、淳时期的科场程文体式。开创者陈傅良以及吕祖谦等浙东士人在科场中的成功,使“永嘉文体”大盛,其程文作品被奉为范文在士子间流传,使科举文风趋于熟滥。而陈、吕后来皆悔其少作,体现了永嘉事功之学与科举虚文的深刻矛盾。     

地域、传统与家族：明至清初建宁府科举专经的抉择

福建建宁府在明代及清初是科举中等发达地区，在福建8府中位列第四到第五位。从建宁府士子在科举上的本经选择看，《易》是最受欢迎的经典，在瓯宁、建安、建阳、松溪4县都有极高的比例；浦城县士子则主要选择《尚书》，在受特定教学资源或家族传统影响时，《诗》也有一定的影响；政和县士子也主要选择《尚书》和《诗》两种经典作为本经；崇安县的士子，则相对均衡地接受《易》《诗》《书》三种经典作为本经。在明代士子较少选择的孤经《礼记》与《春秋》中，《礼记》在建宁府影响很小，但《春秋》在建安县却保持着一定的传统，虽不及《易》，却延续不绝。地域性的资源共享、元明以来的经学传统、家族内的经学传承、错位竞争策略等因素共同影响着建宁府各县士子的本经选择。     

科名前定: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兼论对宋人志怪小说创作的影响

在宋代竞争得近乎残酷的科举考试中,士子乃至整个社会的心态,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科举束缚天下英俊,使之归于一途,使举国沉溺于时文,使士子除科名外,对其他则"集体冷漠";科举制度的严密和完善,使任何哪一个人都无法直接决定士子的命运,于是,"科名前定论"产生了,科名主于"神",甚至连考题都主于"神";在此前提下,士子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乞神、求巫、乞"先师";这种科名前定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宋人志怪小说的创作。     

台湾的科举和台湾的文学——《台湾近代文学史实丛考》之四

本文拟从科举的角度来记取台湾近代文学的若干情况:作家的遭际、诗人的交往、文坛的风气、科举对文学的影响以及台湾士子在日人据台前后的爱国事迹,等等.虽仅一鳞一爪,或可以知其概也.     

科举背景下宋代文言小说的变迁

宋代科举通过扩大录取名额,实行殿试、锁院、糊名等制度,抑制势族,提高录取的公平性,从而导致了士子尤其是寒门士子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得到全社会的积极响应与参与,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的变化以及文学风气的转变,这些直接促使宋代文言小说这一文体较之唐代发生根本性转变。     

论明代科举制的发展及其消极影响

明代科举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的鼎盛阶段,对当时社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其在发展中主要着眼于追求程式的客观公正和强化思想控制,而忽视了所选士子的实际素质是否适应做官行政的需要,铨选中因过分重视出身又导致了进士身份贵族化的倾向,更把科学技术长期排斥在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之外,故对当时社会发展也产生了日益明显的消极影响。     

文学内律:明末"文社"兴起的真实动因

明末文学主要以文社为主流文学样态,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一独特的文学现象。在目前学术界热衷于从科举文化解读文社兴起和繁盛的热潮下,却忽视了文社的文学本质。文社既是科举士子“缔文”活动的结晶,又是文坛厘正文体、转变文风的需要,而明代分门别户的标榜风气更促进了文社派别的林立,文社成为明末文学批评多元化的外在表现形态。文学内律才是文社兴起和繁盛的真实原因,这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上是一个不得不辨的新问题。     

陈继儒仕隐生活及心态浅论

出仕与归隐是我国古代士子所面临的人生选择。晚明随入学生员数量增多,众多士子沉滞,科举陷入危机,大量山人群体涌现,陈继儒便是其中较杰出的一个。通过对晚明特有的世风世态和陈继儒仕隐人生轨迹之把握,可以深入研究其仕隐生活及心态。     

清代科举户籍改革与土客互动--以广西宾兴组织为例

清代对科举户籍制度进行了渐进式改革，至乾隆间渐成定制，为科举“分区取士”下的客民与地方社会互动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广西各地为振兴文教，纷纷使用科举入籍捐资创建宾兴组织。至道光以降，“入籍宾兴”渐成制度化和普遍化，捐资方法则呈现出多样性、灵活性等特征，这对促进土客互动、培育地方士子、构建基层秩序等多有裨益。     

创新与流弊:千年科举制度面面观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清廷诏准。故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起,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制废除已经一百年了,关于科举的功过是非至今仍莫衷一是。与以往所不同的是,当今学者对科举制的研究已经超越科举制本身,向着科举对中国古代社会和历史的影响、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乃至科举众多的具体分支方面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拓展。我们这里所推出的三篇文章,就是这一研究的最新体现。     

科举选官与胥吏政治的发展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清廷诏准。故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起,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制废除已经一百年了,关于科举的功过是非至今仍莫衷一是。与以往所不同的是,当今学者对科举制的研究已经超越科举制本身,向着科举对中国古代社会和历史的影响、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乃至科举众多的具体分支方面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拓展。我们这里所推出的三篇文章,就是这一研究的最新体现。     

外来势力与科举革废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清廷诏准。故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起,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制废除已经一百年了,关于科举的功过是非至今仍莫衷一是。与以往所不同的是,当今学者对科举制的研究已经超越科举制本身,向着科举对中国古代社会和历史的影响、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乃至科举众多的具体分支方面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拓展。我们这里所推出的三篇文章,就是这一研究的最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