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社会控制机制的立法考察--以基层社会聚众案件为中心

聚众案件是基层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集中体现,关涉社会秩序的稳定。清代对基层社会聚众案件的立法设计有很强的针对性,使得官员们在审讯量刑过程中,能够直接按例套用,迅速做出判决,及时处理案件,惩治涉案人员。各类聚众案件中,既有因官员行为不端、激变成大案者,也有因地方官办理不善、拖延成重案者,种种流弊若不力为防禁,于吏治民生关系甚大。因而,清朝统治者采取官民同治、官役同治的方法,设置严厉的官员处分制度,这也是其社会控制体系里非常重要的一环。     

清代基层社会聚众案件的量化分析

聚众案件是基层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关涉社会秩序的稳定.本文以清代发生在县及县以下基层社会的聚众案件为分析样本,尝试对聚众案件的时间分布、空间分布和类型变化等方面作量化分析,以便进一步思考清代基层社会的聚众案件发生的原因、特点及官府的控制策略.     

公民社会视角下的基层政权建设

公民社会是独立于政治国家之外的,并且依靠从内部建立起必要的秩序运转、调控的自主性机构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社会价值与原则的总和。以公民社会为分析工具,审视基层政权建设,便会发现基层政权问题日益突出,这种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分野模糊造成的,是政治国家权力构成、公民社会发展与成熟以及权力监督及制约制度的问题。加强基层政权建设,首先必须以农村社会资源整合和政治国家活动领域的界分为首要任务,换言之,就是要确立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结构。这一结构的确立,对于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具有如下重要意义:一是肯定农民及其自治组织的自主性,基层民主制度才可以保证;二是农村市场才能健康发展,从而为基层政权良性运作奠定经济基础;三是以权利制约权力才能实现;四是形成法治的基础和界限。     

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基层政权代理人的“差役化”——兼与清代华北乡村社会比较

从清朝初期到末期,拥有一定"地方自治品格"的保甲长、里甲长、乡约等乡村控制组织人员逐渐成为完全受官役使的"官之差役",这成为困扰清王朝基层政权良性运转的痼疾。清末"新政"以来,华北村庄权力结构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变动,在具有近代意义的地方自治背景下,国家以从未有过的姿态,将士绅精英、村庄领袖纳入体制内权力体系,使其成为地方自治的主导力量。国家欲借助士绅精英层进行前所未有的乡村政权重构与乡村治理。如同清代的乡村控制组织人员一样,新的地方自治领袖亦成为"官之差役",历史的轨迹固执地沿着自有的方向向传统回归。     

清代京师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清代流民问题尤为严重.在京师地区,受自然灾害、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等因素的影响,流民充斥街巷,给京师社会、经济、秩序稳定带来严重威胁.为此,清代统治者试图通过开办粥厂截留流民,以及留养、资遣等举措消弭流民对京师社会秩序的冲击,京师地区逐渐形成了一套结构完整的流民应对机制,这套机制对维护京师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论网络社会问题及其社会控制

网络技术的发展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重塑了人类文明,使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网络社会时代.但网络技术是把双刃剑,它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带来冲击.网络社会问题由此产生,并对道德、法律等传统社会控制手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民族文化、个人控制以及国家主权形成了巨大冲击.由于网络社会具有不同于传统社会社会控制的特点,要求我们对挑战积极回应,建立适应网络社会的新的社会控制机制.     

大众传媒与社会控制--论大众传媒的社会控制功能

大众传媒正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和手段,大众传媒主要通过舆论导向与舆论监督、建立和巩固信仰、社会暗示及教育实现其社会控制功能;大众传媒既有社会控制的正功能,也有负功能。大众传媒的负功能将对社会控制产生消极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对社会政策的过度干预会削弱正式控制力量、舆论导向的不确定性影响控制效果、不合理的社会暗示容易误导社会成员、公众对大众传媒的过度依赖影响社会成员素质的提高和社会关系的和谐。认识大众传媒的社会控制功能及其作用机制,正视大众传媒的负功能对社会控制的消极影响,有助于更好地实现社会控制,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清代社会乡绅势力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加强

在清代不同的历史时期,乡绅势力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呈现出逐渐加强的趋势,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绅权大张之势。在清王朝精心设置的基层社会控制组织中,乡绅阶层由原来的控制对象变成控制主体,这个历史变动是随着清代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形成的,是清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特点之一。     

近代以来中国乡村基层政权的三次转型

由清末到国民政府垮台时期的第一次社会转型中,传统士绅的衰落与基层政权的建设相互影响,结果是基层政权的"内卷化",乡村社会出现了动荡和混乱,国家陷入了总体性危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的第二次社会转型中,国家成功地将政权的触角延伸至基层农村,以各种手段形成了对农村的强力制约,即使如此,基层社会也并未完全丧失自身的行动能力;当前第三次社会转型下处于改革进程中的乡村基层政权,由于国家权力的部分分权显示出了更大的弹性和自主性,在与各方利益的互动中形成了自身独立的利益追求,所引发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关注。     

论我国公诉案件的无罪处理机制

我国公诉案件的无罪判决率低长期以来为人诟病。但是,批判极低无罪判决率的学者却忽视了无罪化处理的实践,这些实践在刑事诉讼各环节中不断地将部分案件排除在刑事追诉之外,从而在审判之前有效地剔除了大部分可能被判处无罪的案件。因此,无罪判决率低是我国刑事诉讼无罪处理机制运作的必然结果。然而,必须承认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无法充分抵御案外因素造成的影响,这使得公诉案件的无罪处理机制可能被限制甚至完全抑制,并最终导致冤假错案的产生。     

对基层政权定位的重新认识

自20世纪50年代初至今,人们普遍认为基层政权是指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镇的政权,并把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存在与否作为判断是否有基层政权或是否算得上基层政权的基本标准。然而,把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政权视为基层政权的认识,至少从今天的实际来看,并不十分妥当。判断一个机构是否为基层政权,不能只是根据其表面的形式,而应依照其内在的结构和功能。仅仅以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存在与否作为判断是否有基层政权或是否算得上基层政权的标准,不尽合理。基层政权是设在最低一级行政区域的政权,是最末端的政权机关,是在最基层为民众提供全方位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的机关,其经常的体现和代表是城市的街道办事处和农村的乡镇人民政府。合理、恰当地认识和定位基层政权,是民政部门做好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需要,是加强和改进城乡基层政权建设的需要,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基层政权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关系的需要,也是把国家政权较为清晰地区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基层政权的需要。     

从清代保甲的社会控制看会党的滋长动因

有清一代,秘密会党的滋长与基层社会的控制效率关系甚密。作为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保甲,在清政治廉明、社会经济稳定时,它在国家政权的督导下,对举报、纠察、搜拿会党成员能起到一定作用。但随着清中后期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大量流动,政治腐败的日益加重,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清起义此起彼伏,致使保甲制不断破坏、瓦解,而无以担当对会党的控制功能。     

论不完全财政体制对清代社会的破坏机制

以在制度上存在支出缺口为特色的清代不完全财政体制 ,导致民众负担的加重和国家税收的失控。清政府虽然建立养廉银制度以弥补不完全财政的缺陷 ,但在专制制度的制约和时势变迁对人们行为影响的催化作用下 ,不完全财政体制对清代社会机体的破坏日益加重 ,终于铸成乾嘉之际清朝统治由盛转衰。     

从清代宗族的社会控制看会党的发展动因

有清一代,秘密会党的滋长与基层社会的控制效率关系密切。作为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宗族,当清政府政治廉明、社会经济稳定时,其在国家政权的督导下,能配合地方政府镇压、捉拿或搜捕起事者,这对秘密会党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但在晚清,由于国内外局势的重大变化,社会经济形势的恶化,宗族的凝聚功能减退,而各种非传统社会势力的乘机兴起和发展,则进一步分化了宗族组织,使得它在控制秘密会党时难有作为。     

社会控制的社会哲学意蕴

社会控制问题涉及人类社会系统能否有序发展的机制问题 ,是社会学、控制论和社会哲学共同关心的重要理论问题。本文立足于人类活动论立场 ,认为在社会哲学角度 ,社会控制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功能 ,它内含社会自在控制和自为控制两个层面的内容。社会自在控制体现了社会运行的客观必然性 ;社会自为控制是人们对社会运行客观必然性的扬弃 ,是认识历史必然性和发挥主体能动性的自觉尝试。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 ,我们应当坚持社会自为控制的适度性原则。     

近代士绅阶层的分化与基层政权的蜕化

随着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和文化变迁,传统的士绅阶层发生了剧烈的分化,并由此形成士绅阶层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的历史性变动。士绅阶层的分化动摇了清王朝统治的社会根基,并且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起了“中介作用”。由于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低度发展和城乡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作为传统农村社会“精英”阶层的士绅们大批流向了城市,从而使农村基层政权落入“劣绅”之手,造成清末民初乡村政权的严重蜕化。农村社会矛盾的日趋尖锐和激化,造成了基层社会的无序和骚乱,并由此形成中国革命的一个突破口     

社会资源与社会控制浅论

改革前,国家垄断了社会资源,全面控制了社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资源的流动变化,国家对社会控制不断弱化,社会失控现象严重。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国家与民间社会关系的转换,需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更高水平的社会控制机制。     

城市社区不同阶层与基层政权互动研究

住房福利分配制度取消后,单位社区日渐萎缩直至解体;传统城市社区由＂单位主导,企业自办＂,过渡、演变为＂开发商主导,业主自办＂的现代社区模式。在这个过渡期,社区内法人主体的更换,必然带来社区内居民的聚合与分化,也决定了当下城市社区内部居民相似的经济基础。而基于居民自由选择归属社区的权利,使社区内部阶层化差异现象凸显,居民与作为基层政权的办事处、社区的互动,也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一些变化。     

人工智能与社会控制

人工智能,已经广泛运用于技术领域的人力替代工作,同时开始运用于社会控制。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社会成员对社会体制存在顺从或反抗的选择。因此,社会是需要控制的。人工智能为有效的社会控制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手段。人工智能对日常社会信息的收集、甄别、筛选与使用,为常态下的社会控制提供了人类智能所不及的便利,保障了社会控制的高效率。但人工智能并不能保证社会控制无条件奏效。基于常态的社会控制,人工智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在社会控制失效、社会动荡和社会暴乱等社会失常的情况下,人工智能也对社会控制无能为力。对持续有效的社会控制而言,保证社会常态,杜绝社会失常,建构良序社会,是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交互作用,发挥社会控制效用的首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