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传统转化与百年新诗的合法性演进

在新诗发生之初,其合法性问题就曾引起很大争议,这争议一直持续到当下,直接影响了诗人们的身份认同,同时也让新诗与传统的断裂感更显微妙.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诗人在写作中意识到,新诗不仅要向西方现代诗歌学习,更应该返回传统,向其寻求写作的资源,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学信号.诗人们对传统的重新认识和接续,可能会形成一种自觉,这样,也有助于新诗在向古典获取境界时,不仅能够超越合法性的问题,更能由此建立起自身新的传统.     

论中国现代诗歌意象的都市化特征

诗歌意象的都市化特征是中国现代诗歌接受西方现代诗歌影响,区别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现代诗歌意象的生成与演变特征: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日益都市化、工业化变迁,以及它所带来的人们内心世界的复杂化,是现代意象生成的土壤。20年代较少都市生活的意象诗,体现的是过渡期诗人与传统审美理想不易割舍的心理意绪;30年代意象的都市化蔚成风气,多体现为象征性内涵,作用于人们的心理体验;40年代的诗歌以九叶派诗歌为代表,都市意象较彻底地告别了传统诗词的乡土意象与山水意象情结,体现了现代社会复杂的人生经验与生命体验,现代诗歌意象具有了智性深度,表现了现代诗歌意象的现代性深层发展。现代都市意象世界中,恶美的意象形态的突出表现及其审美意义。现代诗歌的都市化意象,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诗歌审美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蜕变。     

通还是不通: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与教学中的一些问题

我这些年与中国读者讨论中国现代诗歌的时候所遭遇的某种特殊的挫折感促成了这篇论文的写作.我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鲜明的印象是绝大部分中国读者无法建立起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尊重.即便是在诗人和诗歌批评者自己的圈子里,这种态度也非常普遍,甚至有些时候,这种态度似乎成为了华语知识话语的一部分.不时听到的意见有两类:第一,中国现代诗歌让人看不懂.第二,因为中国古典诗歌具有杰出的形式美,中国现代诗歌终究无法与之媲美.     

穆旦抗战时期诗歌的基本主题及其文学史意义

战争受难、成长受难与追问生命是抗战时期穆旦诗歌的三大基本主题,这些主题充分体现了诗人创作之于文学史的现代价值与民族意义,也包含着诗人对汉语诗歌传统的创造性推动,是对中国现代诗歌的重大贡献。     

通还是不通：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与教学中的一些问题

我这些年与中国读者讨论中国现代诗歌的时候所遭遇的某种特殊的挫折感促成了这篇论文的写作。我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鲜明的印象是绝大部分中国读者无法建立起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尊重。即便是在诗人和诗歌批评者自己的圈子里,这种态度也非常普遍,甚至有些时候,这种态度似乎成为了华     

论中国现代诗歌对古典意象的继承与改造

本文分析了中国现代诗歌的意象表现传统。这一传统主要得之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古典诗歌的意象表现给了现代诗歌艺术以深刻的启迪 ,同时也成为现代诗歌意象营造所改造的对象。现代诗人有一部分直接承继了古诗意象 ,但对其加以现代性的改造 ;更多的诗人则从相反的思路理解和营造意象 ,使得新诗的意象成为具有非传统化的、体现出现代风采的诗性载体。     

T.S.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理论与《荒原》写作

T.S.艾略特认为,"非个人化"是诗歌艺术取得成功、达至完美境界的保证,因而在诗歌写作中极力加以实践.但是,诗人个人的情感、观点等"个人化"因素要想完全排除在诗歌之外又绝非易事,也绝不可能.所以,在艾略特的诗歌写作中,尤其是在<荒原>的写作中,明显存在着"非个人化"理论贯彻与背离的张力.     

"家园"的重构与突围(下)——转型期彝族现代诗派论之二

彝族现代诗派萌芽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成型于八十年代中期并一直活跃于今天,它以其重返彝族传统文化的写作追求,形成了整体性的彝族现代诗歌家园的基础意象结构和基本诗歌品质;在此建构的进程中,表现出了巨大的困惑、焦虑以至于毁灭的冲动。彝族现代诗派的写作,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当代彝族汉语诗歌写作的水平,同时也与汉语新诗形成了丰富复杂的反叛、承继及重建的关系。     

论微时代的诗歌写作

微时代诗歌写作呈现喷涌态势。较之传统诉诸纸媒的诗歌,微诗歌具有写作自由随意、即时、高度个人化、生活与审美混同等新特征。而在其兴盛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平庸、浮躁、粗鄙之作泛滥等。针对此,可采取如下策略以寻求突破,即坚持诗歌本位,立足微写作立场,加强微诗歌理论研究等。只有通过诗人与批评者的共同努力,才能把微诗歌从由量的膨胀转向质的提升,进而实现其真正繁荣。     

穿越历史的诗性之光——论"文革"时期青年"地下诗歌"

"潜在写作文丛"的出版使"文革"地下诗歌尤其是以往研究较为薄弱甚至有空白之感的"上海诗人群"和"贵州诗人群"获得了整体性"亮相".这些文本现实表明:对诗人身分的内在自我认同,是"文革"地下诗歌的主要生成心理机制;对中外文学传统的自觉借鉴,使"地下诗歌"和以往文本呈现曼性的"互文"关系;"地下诗歌"包孕的现代质素彰曼出对"文革"时代语境的超越.     

诗歌形式的"立"与"破":传统文体构建意义与现代艺术创新诉求

诗歌的形式特征是其音乐性特征在口语和书面语中的体现。传统诗歌确立形式规范的最大意义在于“文体构建”，即将诗歌和其他文体区别开来，使其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从而为诗歌的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世纪初，由庞德发起的意象主义运动打破了传统诗歌的形式规范，为诗人赋予了更多的创作自由，以便创造出更为优秀的诗歌作品。事实证明，现代诗歌的自由形式依然能够创造出诗性的音乐美，而且是与传统不同的、比传统更为丰富的音乐美。不过，尽管现代诗歌突破了传统诗歌的形式规范，然而它根本上还是在传统诗歌所开创的“诗歌”这一文体领域存在并进行创新的。     

五四时期中国诗歌新旧论争中的雅俗之辩

雅与俗这一对美学范畴是五四时期中国诗歌新旧论争的一个重要议题。新旧诗人围绕诗歌的风格取向、诗人的写作姿态以及读者的接受效应进行了深入的对话与抗辩。当新诗人群体以平民代言人的姿态,高举以白话代替文言、以自由体代替格律体的大旗,对中国诗歌的崇雅传统进行批判和解构时,旧诗人群体则以抗辩的立场不断对其进行反拨和纠偏。与此同时,新诗人群体内部也在不断调适和修正自身的新诗立场与写作姿态。五四时期新旧诗人围绕中国诗歌的雅俗问题进行的论争,不仅成为中国新诗品格建构与重构的动力之源,同时也推进了旧体诗词的现代转型,为当下中国诗歌创作在新旧雅俗之间寻求艺术平衡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论中国现代诗歌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意象艺术

中国不同形态的现代诗歌在接受西方诗潮影响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象征主义意象艺术的影响。无论是20世纪20年代浪漫主义诗人,还是30年代现实主义诗人,对象征主义意象艺术皆作了有选择性的吸收。象征意象的最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形态方面。李金发第一个自觉地从形式本体层面上接近象征主义意象艺术的本质。30年代现代派诗人体现为意象的意境化以及对后期象征主义意象的生活化、智性化的成功借鉴。40年代的冯至与九叶派诗人建立起了一种意象象征的深层模式。中国现代诗歌形成的意象的象征化潮流,体现了中国诗歌现代性建构的必然要求,为中国诗歌的艺术传统与西方现代诗歌艺术形式的融合提供了最有效的契合点。     

“对峙中的统一”与“深刻的思想积淀”──也谈中国当代新诗现象

发展着的当代诗歌（或称中国“现代诗歌”），展示出非常复杂的诗学命题现象。诗歌界出现的众多的“流派”名称，更大的意义上，是诗人们对中国现代诗歌进行探索而提出的特殊命题；朦胧诗以后的诗歌理论与实践，都具有交错性和互容性。诗歌的写作由过去的精神压抑向精神的自由释放发展，因此诗歌的内涵意义由浅薄向深刻发展，诗歌的语言形态白“千人一面”、“言不由衷”向诗歌话语的个性化发展；“诗”，真正变成为“诗”，而再不是具有语言美的“意识形态广告”。     

"家园"的重构与突围(上)——转型期彝族现代诗派论之一

彝族现代诗派萌芽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成型于八十年代中期并一直活跃于今天,它以其重返彝族传统文化的写作追求,形成了整体性的彝族现代诗歌家园的基础意象结构和基本诗歌品质;在此建构的进程中,表现出了巨大的困惑、焦虑以至于毁灭的冲动。彝族现代诗派的写作,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当代彝族汉语诗歌的水平,同时也与汉语新诗形成了丰富复杂的反叛、承继及重建的关系。     

象征、写实与宗教色彩的神秘混合体——论T．S．艾略特诗歌中的“荒原”世界和先锋精神

T．S．艾略特被西方诗坛称为“现代主义的缪斯”,他对浪漫派和后期象征派诗歌的表现力的突破,使现代诗歌增强了丰富的表现力,拓展了诗歌表达的空间,同时也给现代诗歌带来了引经据典和晦涩难懂的后遗症。分析诗人笔下的“非英雄形象”、神话色彩、宗教氛围以及时代和诗人内心形成的荒原世界,对破解艾略特诗歌意象中的复杂成分和独特的先锋创造精神才会有深入的了解。     

接受与转化:论韩国诗人郑芝溶对古典意象的处理

韩国诗人郑芝溶被誉为韩国现代诗歌之父,于1941年出版了其第二本诗集《白鹿潭》,学界以此为界称其之后的诗歌为后期诗.《白鹿潭》收录有25篇诗歌与8篇散文诗,若说前期诗集着重凸显"大海"之意象,而后期诗则倾向于"山"之意象;诗歌形式上,散文诗的比例增多,汉字和古词的运用亦占据较大比重.郑芝溶的自然诗本质上有别于韩国传统的自然诗,形式上虽保有儒家山水诗的特点,但是作为接受过新文化洗礼的诗人,郑芝溶的诗以对古典诗歌意象或接受、或扩延、或转化的方式不断适应现代诗内在的变革诉求,使古典意象在现代传承中成为创新的酵母.     

口语、个人与传统:近年中国诗歌现象述评

近年中国诗歌的总体趋向,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以口语入诗,在语言结构及其张力之中显示言外之旨;以个人化的写作,探寻"独立文本"和"话语差异";以复归传统的情怀,从日常经验中提炼中国人的文化意识和生命精神,逐步走向诗人合一的境界.     

黄遵宪诗歌新语词运用之考释

作为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拿来主义"者,为了表现新事物、新思想、新世界,黄遵宪在其诗歌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新语词。这些新语词诗歌与同时代诗人所创作的"新诗"单纯采用外来翻译词语和自造隐语而使诗意无从索解不同,是熔铸新思想以入旧风格。他创作的律诗使用了当时"流行"的新语词,清晰而不呆板,并未给他的诗歌格律造成任何破坏。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透露出现代诗歌的新气象,但也仍然恪守着中国诗歌传统的美学原则与审美趣味。黄遵宪以新词入旧诗虽非尽善尽美,但他在这方面开创之功对后来诗界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     

切·米沃什选诗集《明亮事物之书》诗学立场得失探辨——以所选英译杜甫诗为例

切·米沃什自述编选《明亮事物之书》的缘由和选诗标准，见证了米沃什对美国现代诗歌发展的参与和感知。这本选诗集的成书背景同时带出了美国现代诗歌史上两种诗歌写作模式——世纪中叶现代主义诗歌写作和客观主义诗歌写作——的斗争和更替。《明亮事物之书》在编选上做出了符合时代潮流和诗歌写作内部发展规律的选择：选择客观主义诗歌写作。其中，英译杜甫诗作为米沃什这本选诗集的重点拣选对象，从一个微观层面呈现了西方视野中对英译杜甫诗的接受情形以及文化误读，也显示了英译杜甫诗对于米沃什选诗尺度超越时空的适应性。同时，由于选诗观念和译本的限制，米沃什失去了在自己的另一个重要命题“诗的见证”这一向度上与“诗史”观念下的杜甫相遇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