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拟骚诗产生与兴盛的原因

屈原作品(简称屈骚)问世以后,影响所至,不仅同时代的宋玉、唐勒、景差等相率模仿,创作出一批骚体诗,使其与屈骚一起被后世统称为“楚辞”,而且这种影响波及两汉,使两汉文坛辞赋风靡。这里,在追溯和探讨屈骚对汉代文学影响时,人们往往比较注意赋的产生与兴盛,却忽略了汉代诗坛上曾经一度兴盛的文人诗——极度模拟屈骚而生的拟骚诗。一方面,两汉文坛上诗歌创作是不景气的,除了乐府民歌外,文人诗无论数量与质量均不甚高,这同文人们由于社会因素影响而大量创制赋有密切关系;另方面,我们必须看到,拟骚诗的创作并不寂寞,至少从现存资料可知,当时一批较有影响的文人大多都有作品问世,计如:贾谊《惜誓》、淮南子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王     

屈原是中华文化精神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毛庆楚辞研究述评

毛庆是中国屈原学会发起人之一,现兼任该学会名誉会长。他研究屈原与楚辞三十余年,撰写出版了《屈骚艺术新研》、《诗祖涅槃——屈原和他的诗》、《屈骚艺术研究》、《屈原与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等专著,发表楚辞研究论文数十篇,思维独到,观点新颖。他将多学科知识融入楚辞研究之中,成果丰硕,自成体系,是当代卓有成就的代表性楚辞学者之一。     

屈原学专用名词术语汇释(楚、屈)

一、楚、楚辞、楚辞体、《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二、屈、屈原、屈子、屈骚、屈赋、屈宋、屈原学     

汉代拟骚诗对屈骚主题的重现与衍变

汉代拟骚诗是对屈骚的传述之作,再现和揭示了屈骚部分思想主题及艺术蕴涵,然受时代思潮、个人经历、思想情感的影响,发生了表现重心与格调的衍变.拟骚诗对屈骚的解读与楚辞评论共同深化了汉代楚辞接受.     

论楚辞对汉诗的影响

汉诗大抵包括楚歌、乐府、文人五言诗。楚歌在艺术形式上与楚辞实无区别;乐府中的部分作品变化楚辞而创为三言体;文人五言诗“风神或近楚《骚》”。艺术情调上,楚歌本身就具有哀怨悲凉的情调,而屈、宋又把这种悲凉之音加之以更为深沉的内涵,形成“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汉代下层文人的人生悲剧命运,促使他们在创作中自觉认同楚辞的创作倾向。从而使这种情调在汉代的楚歌、乐府与文人五言诗中再度复现。     

论王逸楚辞学的时代新义

王逸是东汉中叶文学思想家,其著《楚辞章句》为其文学批评理论之核心。对王氏楚骚情结,昔人多从文学传承观之,如张溥历述西汉贾谊、刘安、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仿骚之制及“东京班固、贾逵各作《离骚章句》”,“至王逸复作十六篇章句,又续为《九思》”而集成(《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王叔师集题辞》)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则发挥《九思序》“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语,言其地域特色云:“盖东汉文人,咸生北土,且当此之时,士崇儒术,纵横之学,屏     

船山道注与刘安道注

还没有人区分楚辞注释为道注与儒注。本文认为,屈骚原本是道家的文学经典,刘安《离骚传》即为道注。王逸《楚辞章句》为儒注。王船山以道注骚,实际上是杂儒道二家之注。     

学术论著 贵在创新——读杨仲义教授《诗骚新识》

杨仲义先生的新作《诗骚新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了.书由《旧说辨妄》、《风骚传统》、《风骚审美》、《“风”旨辩证》、《屈骚析疑》等五个部分结构而成.五部分分别针对着近一二十年来学术界关于《诗经》与楚辞研究中存在的五个问题,即一、《诗经》、楚辞语句的不少难解之处,至今仍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二、……     

孙鑛《楚辞》评点及其价值

孙鑛是明代重要的评点家,其《楚辞》评点最早见于闵齐伋校刊套印本《楚辞》,闵氏或即由其手中得来。除部分涉及校雠与诠释外,孙鑛评点多注重于揭示屈子情感及屈骚相关篇章的艺术特征,并对其作出较高评价;而于《楚辞》中的汉代拟骚之作,孙鑛则多有贬抑之意。除于读者之理解、审读多所助益外,孙鑛《楚辞》评点于后世亦产生颇多影响,就《楚辞》评点史及《楚辞》批评史之构建而言,其《楚辞》评点有着重要价值,不容忽视。     

是模拟之作还是解读之文──《楚辞》中四篇汉人作品的性质归属质疑

一般认为,《楚辞》中的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这四篇汉人作品是纯粹的对屈骚的模拟之作,内容空洞,没有任何价值可言。本文通过对汉人这四篇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基本内容、写作体例等问题的考察分析,认为此四篇作品并非传统理解的是对屈骚的单纯模拟之作,而是汉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解读之作,是现存最早的关于屈原的文学性评传。它们是汉代极值得重视的评论楚辞的文献资料,在楚辞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宣寄情志 联类已身──两汉骚体赋与文人不遇心态

宣寄情志联类已身──两汉骚体赋与文人不遇心态马正学关于两汉骚体赋，古今论者已多有研究，本文试就两汉骚体赋予屈骚言志精神之承沿及其所折射的两汉文人的心态作一粗浅考察。王逸在《楚辞章句·九思序》中说：自屈原终没之后，忠臣介士游览学者读《离骚》、《九章》之...     

《辨骚》四辨

古代文论巨著《文心雕龙》为主“依经解骚”。尽管刘勰内心激赏屈骚的巨大艺术成就 ,但由于遵循“原道”、“宗经”的宗旨 ,他无法对楚辞的思想价值、审美价值、屈原的行为价值、人格魅力乃至楚辞文化的整体价值 ,作出公允的评判 ;刘勰以“雅颂”的准绳 ,试图清理屈骚中“异乎经典”的“荒诞”成份和“楚文化”因子 ,而这恰是楚辞最具光彩的东西。结果由“辨骚”滑向了“废骚”边缘。刘勰的尴尬并非孤立现象 ,传统中国楚辞学历两千年而缺乏创意、成果单薄 ,愧对高耸入云的楚辞文化 ,盖在于历代学者都囿于正统儒学价值观而管窥楚辞的缘故     

模拟中的解释: 论《楚辞章句》中的汉代拟作

<楚辞章句>中收录了许多汉人模拟屈骚的作品,这些拟作在艺术水准上与屈骚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是<楚辞章句>的编纂者将它们收入,符合汉代经学的编纂体例.更重要的是,这些拟作体现了汉人对屈骚的理解,其中一批作品将屈原塑造成为正道直行、眷恋故国的道德楷模,这批作品大致在西汉中后期被结集,流传至东汉,王逸对其进行了修订增扩,最终形成了<楚辞章句>这部楚辞学最重要的选本.这个选本广泛流传,它的阐释倾向抑制了对屈骚的其他理解,深刻影响了从汉代至今人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的基本认知,并最终完成屈原和楚辞的经典化塑造.     

屈原作品韩国传播考

屈原作品韩国传播信源有《昭明文选》、《史记》和楚地移民。屈原作品在韩国传播的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是文人雅好,师法屈骚;二是机构研究,教育倡导。传播的主要方式有三：一是诵读、讲解（口头传播）;二是绍骚、拟作（文字传播）;三是翻译、评论（文字传播）。屈原作品韩国传播版本有：韩国影印北宋《奎章阁所藏六臣注文选》刊本,朱熹《楚辞集注》李齐贤家藏本,等：     

李白对唐代之前中国诗歌抒情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从汉末到盛唐的文人诗歌发展历程,也就是在汉乐府凸显叙事性之后沿着“古诗”开创的抒情路径,逐步完成乐府诗的文人化,将诗歌的抒情性推向高峰的过程,而李白无疑是站在这座高峰之上的标志性人物。正是在对《诗经》《楚辞》、汉魏六朝文人诗和乐府诗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上,李白实现了对唐代之前抒情诗艺术的系统总结和整体超越。从中国诗歌抒情与叙事互动转换的关系上说,李白实际上是自风、骚以降包括汉魏六朝诗歌在内的前半部中国古代诗歌史的集大成者,杜甫则是李白之后的后半部中国古代诗歌史的开创者。     

和谐浑溶与变奏交杂——由文本细读分析阮、谢接受《楚辞》悲情的不同情感类型

《楚辞》文本的情感基调是感伤忧虑的悲情色彩。本文由对《郡东山望溟海》和《咏怀》诗的细读入手分析阮、谢接受《楚辞》悲情的不同情感类型。阮籍以意设象,自我情感的抒发与《楚辞》的哀感情调和谐浑溶。谢灵运则即兴取象,其诗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忧喜交杂的物——情关系。这种不同乃由于二人的心态、人生观及对屈原看法的差异所致。     

台湾陈怡良教授楚辞研究述评

台湾成功大学陈怡良教授从事教学与研究四十余年,在楚辞研究和楚辞学人才培养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撰写出版了《楚辞天问研究》、《屈原文学论集》、《屈骚审关与修辞》三部楚辞研究专著,发表了数十篇楚辞研究论文。他的楚辞研究既注重楚辞文本的研究,也注重楚辞背景的探讨,视野宏阔,引证丰富,善于在融会古今学人成果的基础上守正出新,是台湾楚辞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之一。陈怡良教授不仅在楚辞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而且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给大学生、研究生开设楚辞专题研究课程,积极鼓励学生研读《楚辞》,指导楚辞学硕士论文七篇,博士论文两篇,是目前台湾地区培养楚辞学硕士和博士最多的学者．．     

论《招隐士》为招刘安生魂之作

论《招隐士》为招刘安生魂之作张德育《招隐士》将早见於王逸的《楚辞章句》，是汉人仿屈、宋体所创制《楚辞》中较好的一篇．梁刘辎在《文心雕龙·辩骚》中曾把《招隐土》与《招魂》并举，给予较高的评价。他说：“《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主要从艺术特色与艺术...     

罗敏中《屈骚与宋代爱国文学》评论

罗敏中先生是楚辞研究的知名学者,尤以创新思维见称。他的专著《屈骚与宋代爱国文学》是一部阐微抉幽、新人耳目的力作,以其三大创新成果、两大著名论点活跃于学界,推动了学术的创新研究。     

《文心雕龙辨骚》“折衷”解义——以刘勰的“辨《骚》”为例

“折衷”作为《文心雕龙》的主要论文方法,其运用模式较典型地体现于《辨骚》篇。就“辨《骚》”而言,刘勰在对汉代诸家关于经、《骚》关系所持论点进行梳理,以及对于“骚经”（概指《楚辞》）本身进行“擘肌分理”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势”和“理”,即《辨骚》中《楚辞》“四同”、“四异”于经书的结论。关于这一点,在《楚辞》文本中是有迹可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