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负"与"轮回"——道教与佛教两种果报理论的比较

道教的"承负说"和佛教的"业报轮回说"都强调因果报应,在劝善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两说在产生果报的原因、接受果报的主体、判定善恶的标准、解脱果报的方式及果报作用的范围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宗教的特质。     

宗教文化对“剪灯二话”的影响

“剪灯二话”产生于三教合流之时,颇受宗教文化之影响.“剪灯二话”呈现的果报观念、安命顺时、循吏情怀与宗教文化的影响不无关联,但也与瞿佑、李昌祺各自生活经历、时代环境相关,致使“剪灯二话”呈现不同特色.     

略论“典型”的自然质

典型，在西方早期基本上是类型说。尔后，逐步形成了个性典型观。在我国，曾先后出现过“阶级典型”说，“共性与个性统一”说、“共名”说、“必然与偶然联系”说、“个性出典型”说、“中介一特殊”说等。这些观点从不同侧面，逐步揭示了典型的特征和本质。《文学理论简明辞典》（李衍柱、朱恩彬主编）对典型的界定是“典型就是典型的艺术形象。当艺术形象能够把社会生活中某些方面的本质和规律概括进来，因而能够通过鲜明的个别形象的描绘反映出事物的一般规律时，就成了富有典型性的形象，即典型形象，简称典型。”恩格斯在《致敏·考茨…     

论“说”与“难”

本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讨论“说”，第二部分讨论“难”。“说”和“难”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常见的两种论辩方式。它们当然都属于论辩，但又不同于一般的论辩。它们的特殊性在于它们的特殊的目的和特殊的语境。本文在讨论“说”的时候，从上面所讲的特殊性讨论了“论证”、“说服”和“说”，从它们所涉及的语境因素的复杂性而逐步复杂化并互相区别的特点。     

《三国演义》里的“说客”与“辩士”

《三国演义》在塑造多种多态的“说客”与“辩士”形象方面 ,取得了小说史上独一无二的成就。一部《三国演义》,“说客”与“辩士”的活动 ,几与全书同始终。这些“说客”、“辩士”来自各方 ,身份、地位、性格与表现也多有差别 ,但作者写出了他们必备的几方面素质 ,即能言善辩、有胆量和有谋略。“说客”与“辩士”的描写在体现《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方面 ,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试比较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说”

“摹仿说”是古希腊哲学家、艺术家们研究文艺反映现实生活的学说。其主要代表人物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说”有本质的不同。本文从文艺与现实关系的诸方面对二人“摹仿说”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比较,并通过对二人政治态度、研究方法和哲学思想的比较,探视了他们“慕仿说”不同的基础与实质。     

试论“虚静”说与“距离”说

道家的“虚静”说与西方的“距离”说都是审美鉴赏中审美主体的态度和修养,二者在揭示审美活动主体作用的特征上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不仅在于二者都是进入审美活动之前,审美主体对审美容体的一种有动机的选择性的行为,同时,二者都是强调在审美观照中保持一种非理性的、无功利的态度.然而,由于“虚静”说和“距离”说是在不同的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因此,二者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首先,道家的“虚静”说与西方的“距离”说产生的哲学渊源不同;其次,“虚静”说主要强调物我两忘的状态,而“距离”说主要强调物我有别;再次,道家的“虚静”说比西方的“距离”说适用范围更广.     

“启蒙”与“革命”思想的多重变奏--丁玲后期作品析论

“启蒙”与“革命”可以说是丁玲作品中最重要的两个元素，对她而言，“启蒙”所代表的个性解放和独立自主与“革命”所代表的社会参与和自我实践是她生命、思想中最重要、不可偏废的两个部分。建国之后，丁玲的作品大致可区分为“革命”系统、“个人自传”系统和旅外散文作品等三个方面，在这三个方面的作品中依然可看到“启蒙”与“革命”思想的多重变奏。     

从“文明冲突论”走向“文化冲和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

囿于“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未能提出解决文明冲突、实现文明对话、构建全球秩序的理论与方法；以中国传统智慧为资源构建出的“文化冲和说”可与“文明冲突论”展开积极的理论对话，为应对当前人类文明、文化发展乃至全球治理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提供重要的理念。“文化冲和说”认为，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交冲”“激荡”,即动态的分化、演替、会合、互生的律动，会产生“激荡中的平衡力和创造力”,不同文化、文明通过相互接触、渗透、兼容、均衡，能够在“多元互济”“一多不分”中最终和合而成崭新的文化形态而彼此升华。“文化冲和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全球文化、文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理论，并在“和”之以“法”、以“仁”、以“礼”、以“义”等具体的文化交往实践过程中，使不同的文化、文明在激荡碰撞中互鉴、交融、共享，最终铸造一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     

《诗经》“风”“雅”“颂”分类

对于《诗经》“风”“雅”“颂”分类 ,传统观点主要有“实用说”、“产地说”、“体象说”、“乐调说”四种。这四种观点分别揭示了《诗经》特质的一个方面 ,而不能作为划分风、雅、颂的统一标准。风、雅、颂的划分与编排当以内容的不同为标准。有关风土民情的归于“风” ,事关诸侯、士大夫的归于“小雅” ,事关周王的归于“大雅” ,关于古代明王祭祀之法、颂扬之章、祈祷之辞的归于“颂”。     

“五权宪法”与“三权宪法”之比较

孙中山先生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古代的考试权和监察权，创立了独具特色的“五权宪法”理论。“五权宪法”与“三权宪法”的不同不仅仅表现在五权和三权的形式上，更体现在理论基础、实现方式以及制度设计的理念等方面。     

唐人七绝“压卷”之作探评

本文试从“压卷”这一角度来探讨唐代七绝之诗体特色和发展脉络。压卷之作的遴选与明清几位诗论家所倡格调说、神韵说、温柔敦厚的诗教说等不同诗论密切相关，能体现各自的观点和主张。但压卷作在含蓄隽永、自然可歌等方面确有超逸不凡之风神，无愧“压卷”称号。同时十一首压卷作贯穿盛中晚唐，从中可以一窥七绝在唐代从初唐的“风调未请”到盛唐的昂扬高朗，再到中晚唐的气格渐卑，出现理性化倾向这一发展轨迹。     

试说“都”与“全”的语法作用

“都”和“全”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两个词，他们以副词的身份出现在语句中，充当状语，表示总括是他们的总的语义指向。《现代汉语八百词》对副词“都”释义为；表示总括全部；对副词“全”释义为：表示所指范围内无例外，（相当于）“都”。副词“都”和副词”全”的语义指向是表示总括，但是在不同语言环境的制约下，还有着不同的作用（语义指向）．本文试对副词“都”和副词“全”作些分析说明．1、总括作用。副词“都”和副词“全”表示总括，强调总括的对象没有例外的情况。例如：①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②你们说的全是废话。例①断定…     

江南文化精神的“在”与“说”

在今天阐释江南文化精神，有两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就是江南文化的“在”与“说”。前者属于存在论问题，主要是江南自然、社会与人文的存在现状；后者属于语言本体论问题。主要是有没有人可以把江南文化的“在”讲清楚、说出来。在“怎么说都行”的后现代文化中，关于江南的“说”比关于江南的“在”显得更加重要与紧迫。以“江南诗性文化”为核心范畴的“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以区别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为空间背景，追溯江南文化的文化背景与渊源；以区别江南文化与齐鲁文化为区域背景，揭示江南文化的诗性与审美本质；以江南轴心期为理论基础，还原江南美学与文化的历史生成；以江南城乡差别为解释框架，探索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精神结构，推动了江南文化从实学向美学的学科飞跃，是研究者进入江南最重要的学术配置与基本的主体条件。     

否定话语标记“谁说的”的功能表达与意义浮现

文章基于互动视角，考察话语标记“谁说的”的话轮位置与会话序列结构，探讨其话语功能及形成动因与机制。考察发现，“谁说的”常用于应答话轮的起始位置，能够在第一时间抢夺话轮，对对方的话语做出否定回应，同时为受话人理解话语提供引导。在具体语境中，受交际双方关系、上一话轮内容等因素影响，“谁说的”的语义表达强度不同，浮现出不同的立场表达功能，主要包括斥责、反驳、否定和嗔怪。从来源看，话语标记“谁说的”出现于清代，来源于“谁说+X+的”结构，在主观性、语言经济原则和语境吸收等因素的推动下逐渐规约化为一个表否定的话语标记。     

“烘云托月”与“说不可说”冯友兰新理学“负方法”的关学阐释

在冯友兰新理学关于方法论的论述中，其用“负方法”对形而上学的“讲述”对美学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甚至可以说它本身就涵蕴着丰富的关学意味。道家的方法、禅宗的方法和诗的言说，是“负方法”的三种典型言说方式，这三种言说形式具有美学阐释的可能性，表现在直觉性、神秘性、超越性和浑整性4个方面。     

胡适“五四文艺复兴”说发微

胡适“五四文艺复兴”说发微洪峻峰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人们在不同的时候、从不同的角度，对它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评说。现在，我们大都把新文化运动叫做启蒙运动，然而在五四时期，胡适则称它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的“五四文艺复兴”说在当...     

“盖天盖地”与“蕴藉风流”——浅析袁宏道与袁枚“性灵”之不同

提及“性灵”说,人们会立刻联想到袁宏道与袁枚二人,并往往将二者相提并论,以为他们写诗论诗专主性灵,求新奇活转,逸趣生动。诚然,由明末公安诗派至清中叶袁枚等性灵诗人,其诗说自有一脉相承之处,然而,在明清不同的社会环境,学术背景,文艺思潮的影响下,二人各自生成迥异的气质、个性、思维、观念,其“性灵”之说也各有面目。本文试从明清时代背景,学术思潮等方面入手,论述二袁“性灵”之不同     

“文艺社会”与文艺社会学

从几点疑问说起“文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文艺与社会的关系”。这种相当流行的说法,颇令人迷惑不解。文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课题,正如哲学上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一样。历来的哲学家、美学家、文艺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求和论述。有的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有的从文艺发生学的角度,有的从文艺社会功能的角度,有的从美学的角度,于是产生了许许多多、五花八门的学说,诸如“摹仿”说、“影子”说、“表现”说、“神话”说、“宗教”说、“情欲”说、“游戏”说、“劳动”说、     

佛教“三界唯心”论与“美是心影”说

本文从天台宗的“一念三千”、“华严宗的“心融万有”、禅宗的“万法尽在自心中”、法相宗的“一切唯织”诸方面论证了“三界唯心”的佛教世界观和佛学的“心学”特色，由此推导出佛教以现实美为虚妄不实的心造幻影、以脱俗净心为审美境界的美本体现，并论述了美学中佛教唯心说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