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简论高攀龙易简易学之特质:折中“理学”与“心学”

作为一时儒者之宗的高攀龙,立志圣学,精研经史。于《周易》力倡"易简"之说,又不拘门户之见,折中"理学"和"心学","以人心即易",强调"随时以从道",并提揭"理即心",从而会"心"与"理"而为一。这既是对儒门义理易学的继承,也是一种超越与发展。     

文天祥的理学诗观及对宋末文坛的影响

文天祥是宋末文坛的重要诗人兼朱学中坚,其理学思想对其诗学观影响至深。文天祥坚持道先文后与自然平易的复古倾向,将文学创作和重视儒家传统经典密切联系起来,提出"以气为本"、以节义为文的观点,并且认为文学作品当出之情性、有感而发。同时,文天祥十分推崇文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关注时代变迁和社会现实,由此写作了大量的纪实诗和咏史诗。本文意在从理学视野着眼,全面动态地考察文天祥的理学诗观及其对晚宋文坛江湖诗派、遗民诗人的渗透,进而揭示出程朱理学对宋末诗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程抱一法语诗歌思想探源

在程抱一的法语诗里,"道"是一个关键的字眼,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采认识:其一为物之"道",指"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相互转化,一种在变化中达到的永恒;其二为诗之"道",探索诗人的使命,即像奥菲那样歌唱、为万物命名;其三为文化之"道",他引入了"冲虚"等道家思想范畴,指明文化之间对话与交融的可能性和重要性.     

张栻的《诗经》研究及其诗学思想

张栻没有专门的《诗经》研究专著,但解说《诗经》的文字却大量穿插在其他著述之中。张栻认为,"学《诗》则有以兴起其性情之正",解诗时"其事异故其情异,其情异故其辞异"。作为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自身的理学思想对其《诗经》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张栻时而也能摆脱理学思想先行的约束,对《诗经》的文学性因素能够有所挖掘。在诗歌创作上,张栻提出了"学者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分别,主张"不可直说破"、"婉而成章"的诗风。     

从《蛙》剧管窥柏拉图的诗学精神

柏拉图认为,诗艺作为摹仿的活动,只能是真理的影子,因此,在他的《理想国》中驱逐了诗人。但是,柏拉图所说的“诗人”并不是一个全称概念,它特指那些使诗成为人们的消遣之物的诗人,这一点可以通过他对喜剧诗人阿里斯多芬作品的肯定考察出来。柏拉图强调,诗必须与人的本真生存紧密相关,艺术是人之为人的本真活动,而不是人们消遣的物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以“理念”的认识来衡量诗艺,这对西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     

两宋理学"发明"话语流变及其典型形态考论

"发明"备受汉唐儒者的关注,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阐释方法,因之而成为儒学阐释传统重要的方法论来源。"发明"受到了宋代理学家的普遍重视,并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发明"之于理学,虽然表征为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和阐释路径、方法,但就其目的性而言则具有共同性。两宋理学之"发明"因其涉及实践主体对于物理、义理、性理等问题的认知、体验和践履,因而具备了体验性、审美性、实践性等品格,也就顺乎自然地成为理学家诗人书写或者创作理学诗的重要表达方式。受到理学家"发明"诸方法影响而创作的某些理学诗类型,自然就具有了与文人诗截然不同的诗歌风貌。对两宋理学"发明"话语涵蕴与理学诗表达方式之关系进行考察,可为我们深入探讨中西方共同存在的"哲学"与"诗"的会通问题等,提供新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亦可为探讨新时期儒学创新性转化提供方法论的历史借鉴。     

同光体与唐宋诗之争

唐宋诗之争是中国诗史上一大公案。近代“同光体”诗人“二陈一沈”,对贯穿清代诗学的唐宋诗之争进行总结、整合和创新,分别提出“三元说”、“三关说”、“格韵说”,目的不在于比较唐宋诗之优劣,而在探讨诗歌的终极关怀,其终点是将诗艺、诗道关系,融入到人文精神与民族文化精神之中,旨在探讨诗学的未来出路和价值取向。     

从《风雅翼》看宋元理学“新文统”影响下的李白诗接受

元末理学传人刘履所编古体诗选《风雅翼》,为理学"文""道"一元之"新文统"孕育的诗选范本。其对李白诗作出了迥异于诗史传统的新品评:有风雅兴寄遗意,而未得"性情之正";风格流丽、夸饰;词"密"气"促",远"古调"而近"唐音";因而不得为唐宋时期羽翼风雅诗道之典范。这集中反映了南宋后期至明初,在理学"新文统"影响下,作为传统诗史典范之李白诗接受命运的复杂多舛;对深入认识李白诗的经典化历程、及理学思潮影响下宋、元诗论思想的嬗变,均有重要意义。     

禅悟·诗思·意境

“诗为禅客添花锦 ,禅是诗家切玉刀”,诗人元遗山的这两句诗因其对诗禅交融互渗现象的生动揭示 ,而被广为引述。其实早在宋代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就指明了诗禅相通的根本 ,他说 ,“禅道惟在妙悟 ,诗道亦在妙悟”,这句话虽用语俭朴 ,却一语切中要害。如果说“禅是诗家切玉刀”的话 ,那么 ,禅学之悟就是这把“刀”的刀锋。正是这刀锋的切入使原本玄奥的诗思更加玄妙深邃、快捷机智 ,原本含蕴丰富的诗歌更趋向于追求空灵澄莹、自然澹泊而又韵味无穷的意蕴。展现出诗歌史上的别一景观 ,意境说才脱颖而出。本文拟就此展开论说 ,企图寻绎…     

格物与解蔽——借镜于朱子学的荀子心论研究

荀子哲学中的"性"不同于理学中的"气质"或"气质之性",乃是各种具体自然属性的集合。基于这一认识,荀子揭示出一条迥异于后世理学的用功途径。其"解蔽"说从心的认知特性出发,力图使人通过不断地隅积并消除隅积过程中产生的偏蔽以见兼覆调一之道,而明分使群的群道、君道亦与此道密不可分。     

吕祖谦“诗人之心”的探求与构建

作为宋代著名学者、教育家、诗人,吕祖谦对宋代诗学思想的影响不可忽视。以《门人所记诗说拾遗》作为分析文本,我们发现他立足于传统诗学的"诗人之心",在日常的创作和教学中,发明了由内而外、由外而内两个途径来发掘构建具有更深层次意义的"诗人之心",这对宋代诗学思想的形成和完善,无疑具有不可忽视之意义。     

冯至对中国新诗的贡献

"人以诗名,诗尤以人名",极目古今文坛诗苑,莫不如此.现已八十高龄的诗人冯至先生,是新诗六十年来,真正能够领一派风骚的诗人之一.尽管在过去,他是一位少有声响的"沉钟"诗人,但是,我们只要正视艺术价值的客观性,摒弃历史偏见和简单的批评方法,就会为其诗情、诗艺、诗境和诗美所陶醉,明确其为中国新诗所作出的贡献.一、婉约诗风的名家现代散文大家和诗人朱自清曾把新诗的前十年分为三派:自由诗派,格律诗派和象征诗派.一般说来,这种分法是对的,但仔细推敲,似还可以补充.显而易见,自由和格律诗派是从诗的外在形     

邵康节体:理学趣味的诗性表现

邵雍既是北宋理学先驱,也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诗人。其"邵康节体"诗融理学趣味与"风月情怀"为一体,把道家委运任化、顺应自然的思想与儒家孔颜之乐、曾点气象结合起来,表现出一种契合于自然的审美意识与诗意化的生活态度、作风,在主题取向上具有逍遥快乐的特征,体现出鲜明的文人诗之旨趣。邵雍的诗虽为诗家别调,但也非与宋诗主流无涉;同时作为理学诗派的先驱,其诗对于后代诗歌也有重要影响。     

论学人之诗

"学人之诗"有两重意义,本意是指学人所创作的诗歌,派生意是指不是学人所作但具有学人之诗风格和特征的诗歌.学人之诗体现出学术意识和学术精神,在诗歌创作中引进了学术研究的方法,常以专门之学人诗,具有质实沉厚的风格.由于人们在实际使用中的随意或"各取所需",使得"学人之诗"这一概念容易产生歧义和误解.学人之诗同诗人之诗的审美特征有较大的不同,诗人之诗多体现出艺术之美,学人之诗多体现出学理之美.囿于成见和偏见,学界对学人之诗的研究出现不应有的缺位.     

明代滇中诗人陈表诗歌创作

明嘉靖浙江道监察御史陈表,素有"铁面御史"之称,因"忠直见忤",自楚归滇,陈表不仅因为官高品、为民谋利而名垂青史,更作为一位清雅、高远的诗人而为后人所景仰。其诗体写田园风采,可与陶潜诗一比;同时其诗表现了诗人洁身自好、耿介绝俗,首开玉溪文化先河,为明代云南文学崛起、特色形成平添劲力。     

王船山对“理语”入诗之思考和对性理诗之仿效与矫正

王船山认为诗源于人之情感,理本于人之天性,如一车之两辕,本不矛盾,只要能真正反映人的情感心性,以"理语"入诗同样可以写出佳作。他对以理语入诗的要求是"立风旨以生议论",反对纯粹的以议论为诗,以注疏、帖括、经语入诗。他对宋明性理诗的肯定与仿效主要原因是他要借性理诗之讴歌孔颜乐处、适性自然、流连骀宕来湔洗国破家亡的深悲巨痛,使自己的心灵获得某种超越;用纯素少雕饰的性理诗风格来改变自己昔日所学习过的马(司马迁)、班(固)、颜(延之)、谢(灵运)的精美富赡,以实现诗歌风格之多样化。但他对前人陷入禅学有所"修正",对多以道学语入诗、有类语录等缺点有所矫正。     

史笔、诗史与心史:明末清初文学之"历史"轨迹

明末清初,诗人在"诗史"创作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诗史源于诗人的"史笔","史笔作诗"使诗歌具"史体".诗人对诗歌历史价值的再认识,促使"以诗纪史"成为诗人自觉的创作理念.诗人倡导诗歌要"补史之阙","诗可以正史之讹"、"以心为史"、"史外传心之史"新观点诞生,文学家亦对诗人主体性和诗歌抒情性进行重新认定.明末清初诗人独特的"诗史观"促进了叙事诗的发展,叙事与抒情相融合的诗史创作与以前的"诗史"创作拉开了差距,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都是以往中国文学史所没有的.     

参照互观:“第三代诗人”与“草原青年诗人”

以"第三代诗人"为参照系，考察80年代中晚期内蒙古青年诗人的"草原之诗"，会看到明显的差距，尤其在诗歌观念上更为不同、这直接影响了诗歌发展趋向。诗潮渐落，今日再思考，更期待内蒙古青年诗人的现代意义的"草原之诗"早日成型。     

“当代旧体诗人”论

"当代旧体诗人",肩负着民族诗形传承与发展的使命,不少旧体诗词作者的"诗人意识"被"诗形意识"遮蔽,落入模式化创作.诗,总是处在人生存的时间境域中,投身命运的诗人才能发现民族历史的天命,"当代旧体诗人"从中国传统诗学的局限中觉醒,要有"诗人意识",看清现代社会与家天下的本质区别,看见中庸国民性的危机,从而有所担当,才可以和新诗人共添诗国秋色;发掘当代诗词艺术的认识价值,从言志、缘情、闲适的传统视野中,从徘徊千年的艺术的伦理价值中突围,用诗词的艺术体制求真,求生存之真,求人生之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