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标签在刑释人员回归社会中的功能分析

当一个人被判有罪时,社会就在其身上烙上了印记.直至其刑满释放,刑释人员仍然背负着含有负面印象的社会标签.这种标签在社会中有其一定的正功能,如符合社会公正的理念,起到一般预防犯罪的作用等.但目前负功能却表现更加明显,容易导致社会对刑释人员的歧视和排斥,及刑释人员的再次违法犯罪行为等.应当抑制社会标签的负功能,促进刑释人员的顺利回归.     

浅论刑释人员的社会保护

刑释人员保护是人类司法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刑释人员保护将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刑满释放人员的平等就业权刍议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平等就业的权利，但我国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现状不尽如人意。已有的刑释人员就业规定是古代墨刑的变形，违反了责任一致原则，是对人权的漠视和践踏。刑释人员平等就业对于改善社会治安、促进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基于刑释人员的特有现状及社会观念的积重难返，我国刑释人员平等就业之路任重道远。为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应完善相关制度及法律规定、更新社会整体观念、提高刑释人员自身的素质、发动各种社会力量打通刑释人员的就业关口，以实现刑释人员平等就业。     

刑满释放人员信访问题探讨

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压倒一切的维稳政策的贯彻落实,刑满释放人员的信访问题日益凸显。因为自身缺陷、社会观念以及国家刑事法律及刑事政策上的相关规定,刑满释放人员的自身利益无法得到与社会其他公民同等的保障,导致刑满释放人员信访事件逐步增加。基于刑满释放后回归社会就享受守法公民待遇的理由,应从落实安置帮教工作、接续刑释人员社会保障以及消除社会大众歧视的角度,解决刑满释放人员信访问题。     

非刑罚惩罚：犯过罪的人养老保险社会排斥探析

养老保险金是绝大部分人在晚年时期的基本生活保障,而对处于社会中弱势地位的犯过罪的人尤其如此.犯过罪的人包括以监禁方式执行的服刑人员、以非监禁方式执行的服刑人员和服刑完毕的刑释人员,他们的养老金被全部或部分地予以剥夺,也即在养老保险制度中他们遭到了社会排斥.这种社会排斥合法不合理地客观存在着,不利于罪犯的教育改造、社会的秩序稳定、人权的社会保障以及法治的建设发展.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中对犯过罪的人的这种社会排斥,对犯过罪的人是一种非刑罚惩罚,并且是一种过量的惩罚,从而导致与现代刑法中"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念的背离.     

社会排斥与弱势群体

“社会排斥”是关于弱势群体研究的一个新取向。在我国 ,社会群体弱势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社会中的种种社会排斥。我国社会的弱势群体主要受到经济的、制度的、社会关系的等多方面的社会排斥 ,这些社会排斥加剧了弱势群体的边缘化状态。因此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 ,针对弱势群体的反社会排斥最重要的是正确有效的社会政策选择 ,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补偿性社会政策和发展性社会政策使弱势群体真正摆脱社会排斥的困境。     

法理学视野中的社会排斥问题探析

社会排斥为一在社会学与公共政策领域得到越来越多关注之问题。目前,相关研究大部分集中于社会学、以及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来自法学领域的回应却十分贫乏。虽然当代社会排斥的政策实践已日渐发达,但如缺乏规范伦理和法理学上之审慎思考,政策实践则仅仅是某种权宜之计或实用性妥协,而无法被当作其他辩护主张所援引的先例或标准,而法理学反思则可以使社会排斥真正成为一种基本正义的问题,甚至可以进而通过探讨反社会排斥中的人权问题,最终使得实际妥协性政策措施上升为关于新法律原则的承诺和法律加以保护的权利。本文主要讨论社会排斥与两种自由观念的关系、社会排斥与两种常见国家观念之关系,以及一种反对社会排斥的社会融合权是否必要和可能这三个问题,力求从法理学层面对社会排斥问题做出初步的分析和回应。     

未成年刑释人员社会融入问题探究

未成年刑释人员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存在着思维模式简单、情绪控制力差、家庭功能弱化、社会交往偏差等特点.在重新融入社会的过程中,他们需要获得生理、安全、情感和归属、尊重、自我实现等方面需求的满足,面临着身份融入、家庭融入、社会交往融入、职业融入等诸多社会融入困境.司法社会工作者应当利用专业化和规范化的服务,帮助未成年刑释人员重新定位身份,去除罪犯标签;改善家庭氛围,重塑家庭环境;提高交往意识,增强交往能力;推动社会支持,促进职业融入,使其重新回归社会,步入正常生活轨道.     

社会排斥理论视角下的流浪儿童社会救助问题

流浪儿童问题是世界性难题,中国的流浪儿童问题的解决也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以社会排斥理论为视角,结合访谈资料提取出流浪儿童面临的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排斥因子,包括：家庭排斥、法律排斥、社区排斥、教育排斥、文化排斥。通过儿童流浪与社会救助问题这两个角度对五点排斥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研究现今流浪儿童救助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社会排斥"视角下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排斥理论成为国内外社会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社会排斥,是指社会脆弱群体,由于自身生理心理因素、社会政策及制度安排等原因而被推至社会结构的边缘地位的机制和过程,它既是一种既定的社会机制,又是一个排斥与被排斥的动态过程,是造成脆弱群体社会支持丧失的根源。当前,我国农民工子女教育中存在着诸多社会排斥因素,主要表现为文化观念排斥和受教育机会、师资、教育教学设施等资源排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合理调配公共教育资源、加大政府管理引导力度,应是当前消除对农民工子女教育各种社会排斥的主要对策。     

契约论视角下的罪犯权利

我们可以从新契约论的角度尝试建构一个罪犯权利理论,从这一理论看,罪犯权利的内容和程度的正当性的基础不仅仅是因为罪犯是人或公民,而且更是因为现代理性公民在一种公平的最初状态中的共识。形象地说,就是处于“无知之幕”之后的社会契约制订者根据最大最小值平衡的原则认可罪犯应当具有一些基本权利。其中主要包括:受惩罚权、生命权和思想自由权、不受虐待权、申诉控告权和获得基本教育和培训的权利等。     

社会工作充权视角下的释犯社区矫正政策分析

我国正在实施的社区矫正政策,是一项以释犯群体为执行对象的公共政策。该政策以司法效率化、行刑社会化、刑罚报应论为出发点和价值取向,决定了该政策的实质是司法矫正而非完全意义上的社区矫正。论文从释犯社会权利保障角度,运用充权理论进行分析,描述了该政策试点实施一年来存在的释犯失权状况,提出了对释犯进行政策性充权、行政性充权和个人充权的设想与建议。      

服刑人员“人性的哲学”调查研究

文章旨在了解服刑人员的人性观,为矫治服刑人员的犯罪心理提供心理学依据。方法是以《人性的哲学修订量表》(Wrightsman,1974)为主要的调查工具,对200名进监不足一年的服刑人员进行人性的哲学的调查,并以80名在校大学生为对照。结果表明:服刑人员在愤世嫉俗因子上得分极其显著地高于大学生;在值得信任因子上,犯故意杀人罪、财产罪和盗窃罪的服刑人员之间有明显的差异,所有服刑人员与大学生也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文章得出如下结论:服刑人员对他人的行为的看法,一方面表现为偏激、非理性;而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盲目信从的特点。     

囚犯人权享有的正当性研究——基于人的主体资格维度的分析

囚犯享有人权是囚犯主体资格的内在表征。囚犯作为人类成员享有人权：人权是一个“人”仅仅因为他是“人”便应当享有的权利,具有无条件性与绝对性;囚犯作为社会成员享有人权：人权产生并存在于社会之中,犯罪人作为社会中的犯罪人,享有基于社会成员的身份而享有基本人权;囚犯作为国家成员享有人权：囚犯虽受刑事处罚,但公民资格并未被剥夺,享有基于公民资格而应享有的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权利。     

略论清代新疆的“佥妇”问题

清代因丈夫犯法而被连带流放的女子被称为“佥妇”。清代法律明文规定,发往新疆已经成家的流犯必须携带眷属。这些跟随丈夫而来的女子在丈夫流放新疆期间在家务劳作的同时也大量参与生产劳动。一般情况下,在流放新疆屯田劳作的三至五年内,随着丈夫们加入民籍,佥妇们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改变,成为新疆地方上的普通民户。她们在促进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起了一定作用。     

人类理性行为分析

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不仅无法解释由“囚犯困境”所引发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悖论,也无法解释现实中行为主体在“囚犯困境”情境下对合作行为的选择。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总是将追求自利最大化的行为等同于理性,进而再把实际行为等同于理性行为。其实,不仅人类寻求自利最大化的行为是理性的,而且对利他行为的追求也是理性的。现实生活中,行为主体体现出理性“经济人”与理性“道德人”的双重性。对“囚犯困境”悖论的解决应该引入道德维度,引入理性“道德人”进行分析。     

"刑期于无刑"思想与和谐社会刑事政策的构建

"刑期于无刑"的思想源于三代,后来被历朝历代奉为最重要的刑事策略,成为始终指导着中国古代法制发展的最基本刑事政策.对"无刑"的追求,法家主张"以刑去刑",而儒家则主张"以德去刑"."以刑去刑"的政策最终导致重刑主义,而"以德去刑"的政策却具有轻刑的趋势.历史证明,"以刑去刑"的政策实施的社会效果并不理想,后被"以德去刑"的政策所取代.我国当前的刑事政策有重蹈"以刑去刑"政策覆辙的危险.构建和谐社会的刑事政策,应当吸取和借鉴"刑期于无刑"刑事政策化进程中的教训和经验.     

农村稳定视域下的农民工返乡问题研究

近年来,越来越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返回农村,农民工返乡后面临着精神、生存、就业等问题,这些问题解决的如何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稳定。运用了举例、图表、对比等研究方法,描述了农民工返乡的历程,分析了农民工返乡对农村社会稳定的影响,最后提出了笔者认为重要的政策建议。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我国监狱行刑的应然选择

由于各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我国在监狱立法和行刑实践方面存在着较大的“悖反”,立法中所规定的罪犯权利难以在实践中得以兑现,行刑实践中所奉行的依然是注重惩罚与剥夺的消极的个别预防理念。现阶段应当按照社会管理创新要求,总结我国行刑实践经验,从思想理念上创新监狱管理,注重犯罪人的本质与深层需要,以利于其更新改造和复归社会为旨归的积极的个别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