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心即佛 乐空双运——噶举派佛教思想述论

噶举派是藏传佛教的重要教派之一 ,因其密法传承必须通过口耳相传的办法 ,由上师口传 ,弟子心受 ,故名为“噶举派”,即“因为噶举派是以领受语旨教授而为传承的原故”1。另外 ,因该派创始人玛尔巴、米拉日巴等在修法时 ,沿用印度僧人着白色僧衣的习惯 ,故该派也被称为“白教”。噶举派自形成之初 ,就“分玛尔传承与琼波传承二大系”2 ,即由琼波南交巴一系所传之香巴噶举系统和玛尔巴一系所传之塔布噶举系统。前者自 15世纪之后就逐渐势微而销声匿迹了 ,后者则又相继传出噶玛噶举、帕竹噶举、蔡巴噶举、拔戎噶举等四大支。帕竹噶举又分传出止…     

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大手印法”

噶举派(bkav brgyud pa)是藏传佛教重要教派之一,因它是用口头传承教敕的宗派,故称噶举派。又因为该派是“以领得亲语教授而为传承,故称作教传为宜也。”噶举派特别重视密法的修习,此密法的修习全靠师徒口耳相传,所以又称口传派。另外,又有人把噶举派译成“白传教”,这是因为其祖师玛尔巴(mar pa)、米拉日巴(mi la ras pa)、林热巴(gling ras pa)等在修法时著白色衣裙,“遂有书称本派为白传者(dkar brgyud)”。该派派系众多,以大手印为其主要教法。     

试说大乘佛教的兴起

佛教中有所谓“大乘”和“小乘”两大教派,大乘教派是佛灭后(公元前486年)逐渐兴起的一个新教派,其正式形成的时期,大概在公元初纪。自此派建立,方将原始佛教(即佛陀的最初教义)以及部派分裂时代(约公元前四世纪至一世纪间)的佛教称为“小乘”。自此两派形成长期对抗形势,互相贬斥,纷争极烈。小乘以大乘为非佛说,大乘则卑视小乘,几同外道。这在中国情况就有所不同。佛教初轮入,即大小二乘同时并入,并且大乘教很快取得优势地位。在中国所建立的佛教各宗,多数属于大乘,小乘只有“毗曇”(后     

多杰觉拔格西弘法活动研究

多杰觉拔格西翻译刊行密法仪轨与经典,开启民国时期以汉文单行本传播藏传佛教的新形式。他注重讲授格鲁派经续、咒语与修习次第,详细阐述显密教理与修法仪轨异同,消弭汉藏佛教间的误解与偏见,建立双方佛教交流的契合点。他前往内地多省启建息灾和平法会、传绿度母、弥陀长寿合修等密法法门,为弟子传承密法灌顶授戒,汉地佛教居士界逐步成立修持密法的信仰团体。他支持僧人前往西藏游学,为求法僧人讲授西藏佛教历史传承与宗派状况,为汉僧入藏求法寻求便利。多杰觉拔格西是民国时期内地弘传藏传佛教密法的先引,他的弘法历程书写着以教佑国的揣思,推进汉藏佛教交流的行动。     

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的美刺说

宋儒戴溪的《续吕氏家塾读诗记》自我标示为吕祖谦《读诗记》的续作,《诗经》学史也将之归为宋代《诗经》学中的“旧派”作品,若从书名观察,我们会说,戴书的写作目标不外是在为吕书进行补充、修订,或者是延伸的工作,不过,其实栽溪游走于新旧两派之间,《续读诗记》与吕书从里到外,同其血脉精髓者不多戴溪对新旧两种不同的解经路线与观点表现出的是折衷的立场;面对《诗序》,他采取部分接受的态度,《诗序》擅长以美刺说诗,戴溪在这方面的接受度如何,是本文所要考察的目标。     

周济词论的“破”与“立”

一个新学派欲取代旧的学派,一要有人顺应时代潮流提出新的理论宗旨,二要有得大力者破除肃清旧学派的残余影响,标举推衍新宗旨,使学者景从,蔚成风会。在清代,常州词派之取代浙西词派,张惠言做了第一步工作,周济则完成了第二项大业。 乾嘉之际,词风衰颓。浙派末流“巧构形似之言”［１］既鲜深情,又乏高格．［２］张惠言顺应时代风会,以风骚旨格相号召,以比兴相附会,确有震聋发聩的作用。然而张惠言并非有意开宗立派,《词选》选词又太严,以比兴说词也失之牵强。而继起者董毅鲜有理论建树,其《续词选》一书也不能尽得张氏旨意…     

藏传佛教觉囊派的哲学思想

觉囊派是藏传佛教最具特色的流派.藏传佛教其他教派在哲学上一般都是坚持缘起性空,而惟独此派认为世界是"他空"而不是"自空",是法空而法性不空,并从这一视角赋予了大乘佛教"二谛义"和瑜伽行派"三性说"以新的含义,表现出了鲜明的理论特点.觉囊派的认识论也是唯心主义证悟论,认为佛教有自性,如来藏为法界之种子,含有自觉智,众生能否成佛,仅在迷悟之分,因、果、道三者之关系足以证明这一点.觉囊派在密宗教法上主张显密兼修,身心二元,与其他教派毫无二致.     

论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

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人情”说。程颐认为性善情恶,提出“主敬”说,强调对情的压抑与束缚;而苏轼等则认为情性合一,并无善恶之别,强调尊重、顺应人情,反对外在束缚。二、道统说及文道关系观。洛学重道轻文,甚至认为“作文害道”;苏氏蜀学则主张文与道俱,文道并重。基于这一认识,两派学者各自提出了自己的道德传承谱系,以儒家正统相标榜。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反映了两派学术的不同旨趣及确立自身在儒学中正统地位的努力。     

现代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里程碑——谈“山药旦派”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长期生活在山西并以山四农村为创作题材的一些作家们,由于创作风格的接近,被文艺界看作一个流派,是在五十年代的后期。或称“山西派”,或称“火花派”(因《火花》刊物而得名)。郑重提法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文学流派”。谐谑说法则为“山药旦派”。追根溯源,这个流派滥觞     

关于私营交子的几个问题

交子是中国最早的纸币,它首创于四川,关于交子出现的时间,史书上有二种记载.一是《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先是益、邛、嘉、眉等州(本志无眉州,有雅州),岁铸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①此说交子产生于李顺起义之后;《长编》又有另一种说法:“初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②这种说法其他史书多有记载.《宋朝事实》载:“始,益州豪民十余万(万字衍)户,连保作交子”.③《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四川钱引,旧成郡豪民十六户主之.”④《宋史》:“民间以铁钱重私为券,以便交易,谓之交子,而富家专之.”⑤诸上即说交子创于十六户富商主持之时.     

藏传佛教各教派称谓考

藏传佛教又称藏语系佛教,在汉文史料中又有“喇嘛教”、“西藏佛教”和“藏传佛教”等称谓,藏族自称为“桑结却鲁”或“囊伟登巴”,意为佛教、大乘佛法。“喇嘛”这个名称在汉语中被广泛应用,已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实际上“喇嘛”是藏语的读音,意为上师或上人,不仅可用于僧人,而且也可用于恩师、德高望重的其他俗人。所以把藏传佛教称为“喇嘛教”是不符合其教义和教理的。因藏传佛教各教派在身着的袈裟、配戴的器物以及持守的教义、修持重点和方法有所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教派。这些藏语中具有代表意义的称谓,例如“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噶当派”、“格鲁派”等等,却在汉文史料中被称为“红教”、“白教”、“黑教”、“花教”、“黄教”等等,与藏传佛教本身的称呼有了很大的差别。     

两部儒家礼典的不同命运──论大、小戴(礼记)的关系及《大戴礼记》的被冷落

西汉时期的戴德与其从兄之子戴圣同受学于后苍；二人分别编订的两部《礼记》，都来自七十子后学所撰著的二百余篇“记”．可是它们的学术命运却大相径庭．以至于戴圣（小戴）所传的（礼记）４９篇后来由“记”变“经”．自魏晋以后一直被皇家奉为礼学经典；而戴德（大戴）所传的《礼记》８５篇则长期被人冷落，不知道什么时候已丢失大半，今人永远不能再窥其全貌。大、小戴礼学命运的这种不同，直接导因于他们各自在官学中所占有的地位的不同。４０多年前，著名经学史专家周予同先生就强调过大、小戴（礼记）的研究价值，他说大、小戴《礼记…     

王充效验论探索——四评台湾学者对王充的研究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后,学术界产生了带根本性的变化。在先秦时期愿为诸子百家之一的儒家学说,一时跃居于诸子之上,成为经学。儒家的几本著作成为学术界的经典,作为判别是非的最高标准。扬雄的说法具有代表性,他说:“众言淆乱,则折诸圣。”这就是说,大家都以圣人的说法作为衡量自己说法的标准。如果圣人死了怎么办呢?“在则人,亡则书。”即。圣人活着,就以圣人的说法为准则;圣人死了,就以圣人的书为准则。这样,人们的思想就会“统一”于圣人的思想。儒家的书那么多,汉人就从中选出五本作为经典,称为“五经”。“五经”     

秦简“士伍”的身份及特征

(一)“士伍”之称,在秦汉史籍中屡有出现,由于文献记载的局限,对于“士伍”身份的断定,历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早对“士伍”进行解释的是东汉的卫宏。他在《汉旧仪》中说,秦制“无爵为士伍”。而东汉末李奇则认为:“有爵者夺之使为‘士伍’”。李奇的说法不同于卫宏,按卫宏的说法,只要无爵位的都可称为“士伍”,李奇则认为“士伍”仪指那些被夺爵的人。三国曹魏时人如淳也认为“尝有爵,而以罪夺爵,谓之士伍。”这种看法近于李奇。唐人颜师古则进一步认为:“谓之士伍者,言从卒之伍也。”也就是说,“士伍”是对夺爵后为兵卒之人的称呼。此外,明代董说和清代沈家本都认为“士伍”不过是刑徒的一种。     

中国古代屈肢葬谱系梳理

明代所谓“西天”，是一个含义很宽泛的地理概念，往往包括中国西藏和整个南亚次大陆在内的广大地域，狭义上则指古代“五天竺”的地理港畴。元末明初，来自“西天”迦湿弥罗的佛教僧人萨哈拶释哩在中国传法弘道十余年。他去世后，中国弟子智光宗承师说，发扬传承，从而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印度密教特征的佛教教团即“西天僧”。达个教团以北京地区为中心，与宫廷皇室及宦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地位尊崇。其宗教影响也进人到宫廷冲。智光去世后，其塔葬处所建寺院被赐名为“西竺”，其弟子于其茶毗处所建寺院则被赐名为“西域。     

《周易概论》评介

<正> 齐鲁书社最近出版的刘大钧同志的《周易概论》是近年来《周易》研究方面的可喜收获,值得称道者有以下几点。既重训诂,亦不弃象数《周易》是部筮书,它由“象”、“数”、“理”所构成。古人很重“象”、“数”,多以“象”、“数”解经,形成了所谓“象数派”;近人则不走古人以“象数”解经的旧路子,为求古经的真谛,专以训诂解经。对此,刘大钧在《周易概论》的《〈易〉象》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今天讲解《周易》古经,对古人“观象系辞”的说法既不可全弃,亦不可全取。因为若全取《易传·说卦》及汉人的《易》象说以解     

论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是德国侵略波兰

关于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目前国内有三种说法:一是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起点(简称“三一”说);二是以1937年的“七、七”事变为起点(简称“三七”说);三是以1939年9月1日德国侵略波兰为起点(简称“三九”说)。后两种说法占主要地位。究竟哪一种说法更符合实际、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需首先弄清世界大战的基本特征。     

论隋代均田令的形成——隋代均田令研究之一

隋代是一个经济富庶的朝代,其经济富庶的原因主要是均田制的实行.然而,关于隋代均田令的研究,至今还是一个空白.许多同志沿续历史旧说,将隋代的田令与北齐的田令同等看待,认为隋代田令“皆遵北齐之制”,似乎二者之间毫无变化,只是照搬来沿用了一下而已,没有研究的必要.其实,这种传统的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有必要研究商讨.笔者就隋代均田令的形成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请教于方家. 一关于隋代田令的形成,传统的说法是“皆遵北齐之制”,不仅唐初的魏征等人坚持此论,就连杜佑、马端临也这样讲.这一观点的提出和长期流行,否定了隋代     

“学衡派”史实及文化立场

“学衡派”成员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流动群体,文化认同构成了他们的“精神共同体”。文化保守成为他们的精神联系,并表现在“学衡派”成员创办的三个刊物、一个报纸副刊、三个外围刊物上。“学衡派”的国学研究在学术传承意义上体现出的是知识传统的延续。     

关于“纲要”课中讲授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几个问题

在“纲要”课教学中,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新民主主义道路取代旧民主主义道路等三个问题,是学生理解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关键,也直接关系到学生爱国主义信念、社会主义理想的确立。因此,必须以历史史实为依据,分析旧民主主义革命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