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今薄古”与莎士比亚

前几天在复旦大学参加“厚今薄古”大辩论,听到这样一种意见:就是教莎士比亚这门课,怎样贯彻“厚今薄古”?这倒是个实际问题了。关于这类问题的怀疑,还不限于莎士比亚。在第一师范学院的一个会上就有人提出,在古典文学里如何贯彻“厚今薄古”的问题。除了“厚今薄古”之外,在文学教学上还有人提出“厚中薄外”的问题。有些人看来,凡是教古典文学的都是“厚古薄今派”,或至少是个“古今兼厚派”;凡是教外国文学的都是“厚外薄中派”,或至少是个“中外兼厚派”,这种看法恐怕太笼统,在专长古典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朋友们听来,也恐怕未必服气。至于说从数量上看,多讲古代和外国,就是“厚古”和“厚外”,少讲或不讲现代和中国,就是“薄今”和“薄中”,这是严重的现象,必须     

“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意义

我反复研究陈伯达同志的关于“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话,觉得意义深远。为什么要“厚今薄古”呢?据我的体会是:科学研究无论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凡是涉及古代的,如果不是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和生活实践中来研究,总不免食古不化,或者是徒劳无益。因为古人的话,是对古人说的。古人所说的事物,     

“厚今薄古”辨

在文艺领域里,曾经流行着“厚今薄古”的口号。这个口号,以突出当前政治和为现实服务的名义而制造古今对立;以强调革新创造的姿态而篡改“古为今用”的正确原则。文化大革命前,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人们或由于对是非辨析不清,或由于追求安全系数,在考虑上演剧目的题材,制订文艺研究的选题,安排报刊杂志的篇幅时,都有意无意地要拿出“厚今薄古”这根尺子来量量。现在,公开宣传这个口号的现象已不常见。然而由于流毒未清,界线不明,它的阴影仍然投射在文艺创作、文艺研究的领域中。有的同志因上演传统剧目而担心,部分文艺刊物以不研究古典文学而安心,个别研究者对“大、洋、古”总     

对于“厚今薄古”的几点体会

陈伯达副部长所作的厚今薄古和边干边学的指示,我认为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大跃进的一个重要方法之两个方面,愿意结合自己的研究专业——历史学来谈谈。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史学界一向存在着的两条路线。整个史学界都贯穿着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兴无灭资,彻底挖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根,边干边学,力争红透专深,明确学习和研究的目的是为当前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服务,才能真正贯彻厚今薄古的方针。所以,厚今薄古不单纯是史学     

陈来学术自述

一个人的学术自述,按道理说,应当依照历史和时间的顺序,将自己学术成长和发展的经历,按时间先后的顺序铺写出来.不过,就我的情况来说,这种方法却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主要的原因是,我的研究领域较宽,从古代到现代,从学术到思想和文化,包含不同的方面,不同的时代.而且我自己常常在一个时期里同时开展不同方面的研究.所以我在以下采取的陈述的方式,是以领域为分别的方式.当然,在每个领域中,我尽量按时间来叙述我的学术工作. 我的专业领域是中国哲学史.大体来说,到目前为止,我的学术工作可分为古代、近世、现代几大方面.具体说来,即:宋元明清理学与近世思想史研究;古代(春秋以前)宗教与思想史研究;现代中国哲学研究与二十世纪传统与现代的文化论争研究.     

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

一经过了一年多来的整风运动,我更深深地体会到: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毛主席的著作,是研究五四以来社会经济变化的一把钥匙。在各个革命时期,毛主席都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指出了中国革命最正确的道路。所以,研究现代经济史,首先,必须深入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在整风运动以前,我虽然也认识现代经济史的重要性,但是对这方面,还没有投入主要的力量。我的研究工作主要安排在鸦片战争以后到五四以前的阶段。在思想上,我还以为这样已经是厚近代了。可是等到学习了陈伯达同志关于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才认识到我所厚的只是旧民主主义革命     

"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

一　　 2 0世纪中国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冲击的产物 ,对西学的回应成为 2 0世纪中国学术的主要特征。这场冲击的影响之大 ,只要看一看下面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明白了 ,那就是 :今天 ,我们早已完全习惯于用西方现代学术的范畴和标准来衡量一切学术 ,特别是中国古代学术。比如说 ,我们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学”中过去特有的以“六艺”为核心、以“四部”为框架的学术分类体系 ,而完全采用了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一系列西方现代学科范畴。当我们谈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时候 ,常常使用的一些名词是“中国哲学…     

关于厚今薄古和边干边学

一3月10日陈伯达同志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哲学社会科学跃进的方法之一,是厚今薄古和边干边学”。我以为这一提法,是很正确、很及时的。所谓厚今薄古,主要的精神是:一切科学研究,要适应当前建设的需要,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这是一个方向性问题。陈伯达同志对于一部分“逃避现实政治生活,企图躲到三代的象牙塔中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严厉的批判。因为这般人一     

社会史论战背景下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辩难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期间,学术界从理论方法的运用、材料的鉴别审查、逻辑结构到论据论点等多方面对郭沫若先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进行了学术史上罕见的质疑与批判。郭氏自觉接受着来自不同学派的种种质疑与批判,并不断地进行着深刻的系统的自我批评,丰富和完善着自己的中国古代社会理论体系。从中国现代学术史的视角而论,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辩难,加速着唯物史观指导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向着科学和深入的方向推进。社会史论战期间,由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起点还较低,论战中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从概念到概念的倾向也极为明显。辩难中出现的种种论点,疑问颇多,从某种意义讲,社会史论战期间,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诸多质疑与批判,不足以彻底否定该书的全部学术价值。辩难中呈现的宗派情绪和非学术因素,并无学术价值,不利于方兴未艾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古代文章文学分野论述略

鉴于现代文章写作和文学创作的实际、作品的实际已早分道扬镳,泾渭分明,而理论的界划、学术的争论却仍在难解难分、莫衷一是的境况,对古代文章文学分野理论作一历史的纵观,对于文章学理论的建树和文学学的发展也许不无好处。但因论者纷纭,且多重复,只能择其要者而述之,故曰述略。 笔者认为,古代文章文学分野的理论是与古代政治、经济的发展、与古代哲学、美学思想的演进,特别是与古代文化学、语文学和古代文章、文学发展的实际密切相关的,倘要作一些粗线条的界划,大致可分萌芽时期,始分时期和大别时期。试分述如后。     

“厚今薄古”与历史科学大跃进

自从陈伯达同志为了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大跃进,提出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方针后,全国各地史学工作者各抒己见,展开讨论。我曾参加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和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厚今薄古”座谈会,深受启发。对于历史科学如何贯彻“厚今薄古”的原则问题,我是同意范文澜同志的意见的:“厚今薄古”还是“厚古薄今”,是兴无灭资还是兴资灭无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新史学工作者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者立场上,以厚今薄古、兴无灭资为己任,确实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研究,使历史科学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政治服务。在过去受到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旧史学影响的     

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陶东风教授访谈

○陶老师,您现在是以文化研究的学者而知名,但您最早开始的研究方向却并不是文化研究。这中间应该经历了一个学术的转化,这个转化的动因是什么呢?●是的,我的学术研究经历了几次变化。在读大学的时候直到研究生毕业,我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比较感兴趣。我的第一篇文章是写王维的,第二篇是写陈子昂的。第一部著作是研究中国古代心理美学的,这就是199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接下来的研究由于受到当时(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影响,对于形式问题感兴趣,写了一些关于文体方面的文章,还出版了《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但不管是研究古代文…     

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方文论的比较

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西方文论共存于我国当前的文学理论学术话语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交流与对话。从纵向来看,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之间存在着实际的影响关系。通过比较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方文论,我们发现中国古代思想哲学是西方当代文论或隐或显的思想来源,而西方思维反过来又影响着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     

读书与人生

我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人,比大家大60来岁吧。按年龄比例来说,我对社会的贡献还不符合我80岁年龄应做的工作。今天到这里来,不是讲学术,而是谈家常,谈我这些年怎么读书、怎么生活,对大家可能有借鉴意义。那就从藏书谈起。为何从藏书谈起?一个人要从学术上有所成就,那么就首先必须承认学术的载体———书。也许对现代青年来说,“藏书”是一个比较生疏的词,但是藏书很重要。藏书是一个人文化素养的体现。我知道很多年轻人在过自己生日的时候会花大量的钱开生日会,但是买书的时候却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买。我们年轻时候,生活条件远远不如你们,但…     

因思想而异乎?因“今”“古”而异乎?——关于“厚今薄古”方针的讨论

近年来,时常听到历史界的同志谈起研究现代史的“苦处”。他们,一方面认为,现代史材料丰富而分散,亟须整理,许多问题又是同现实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又有种种顾虑,如:搞现代史容易犯错误,不容易有成就等等。最近,上海有些高等学校展开了“厚今薄古”的辩论,我又不止一次地听到类似的看法。“研究现代或现实问题容易犯错误,研究古代问题不容易犯错误”似乎成了反对“厚今薄古”的一个振振有词的理由。姑且不论持这种见解的人有多少不必要的或不应有的个人考虑,不妨先就他们立论的是否正确,谈谈自已的看法。按逻辑推论,在这一派人看来,似乎现代或现实问题本身就包含着使人犯错误的因素,因而,人人避而远之,“厚古薄今”也就无可非议。但是,他们不能解释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许多人正是由于研究现代或现实问题对革命和建设作出贡献呢?陈伯达同志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和胡绳同志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论著,在民主革命时期,起了揭露帝国主义、     

理论工作要赶上去——迎接1959年

《学术月刊》已經創刊两周年。这两年,是不平凡的两年:經历了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爭,經历了1958年的社会主义建設全面大跃进。两年来,上海学术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斗爭,这就是:1957年春天資产阶級右派分子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方針,从政治上掀起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并在学术战綫上爭夺领导权,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右派分子的这个进攻,受到我們坚决的回击,把他們的阴謀粉碎了。1958年,我們又展开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方針的大辯論,批判了学术界厚古薄今的严重偏向,提倡学习毛澤东同志著作,探討两类社会矛盾学說,提倡深入实际調查研究,反对理論脫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偏向。并在     

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问题

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和其他历史科学一样,也必须贯彻厚今薄古的精神。在中国经济史中,必须着重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中国现代经济史,和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关系最为密切。我们必须通过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研究,揭示它的发展规律,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但是,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还是中国经济史中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近几年来,虽然出版了不少有关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资料,可是,我们的研究工作还远远落后于革命形势的需要。去年在生产大跃进中许多人注意编写工厂史和人民公社史,这对于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工作,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在我下乡劳动调查的期间,也参加了编写人民公社发展史的工作,深切感到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耍。特提出关于这方面的几点不成熟的意见,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指正和帮助。     

对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的创辟与瞻顾——评《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

中国古代文论作为学科,是在20世纪才兴起的;然而她在古典时代却是一门与中华文化共生的学问,很早就具备学术的品格了。可以说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术与学问。随着中国古代文论日益融进中国现代文艺学建设的主流话语,古代文论所蕴涵的深厚的人文性,以及既从大处着眼,又善观细部的学术特点,为当代文艺学注入了生生不息的活力。不过具体而言,中国古代文论究竟如何融入现代文论,其间有什么经验与教训,存在着很多需要探讨的问题。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风雨历程,不独是学术自身演变的历程,她又与政治风云、社会变化息息相关。这些学…     

开拓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从史学研究看,我们过去走过不少弯路。在陈伯达“厚今薄古”口号倡导下,要求历史学配合当前阶级斗争,为现实政治服务,甚至为具体的某项政策作图解;以后发展成为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     

古代文论参与当代文论话语重建的基本途径

对于当代文论话语重建而言,古代文论是重要而丰富的本土资源.古代文论参与当代文论话语重建的基本途径有三个:一是古代文论范畴的现代阐释;二是古代文论精神的现代传承;三是中西文论话语的融合.在对古代文论范畴进行现代阐释时,既要坚守其"历史的真实性",探求"本义";又要结合当代语境和当代文论建设的实际,注入新义,体现出阐释主体的学术立场;要细读文本,重新开发古代文论的精神价值,揭示其内在的文化逻辑和生成演变轨迹,并在学理层面上予以传承,使其能够与当代文论相会通;在中西比较视野中,对古代文论进行现照与整合,既以中译西,又以西释中,在中西文论的互照、互译和互释中实现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