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在开拓“西西”汉藏贸易中的历史作用

本文运用详实的汉藏史料从元以前陕商通过藏汉茶马贸易对“西西交流”的开拓,明代陕商与西南盐茶开中“西西”贸易的关系,清代陕商对“西西”贸易的推动和清末民初陕西沙客与陕西街的形成几个方面,首次全面论述了陕商在历史上“西西”汉藏贸易中的作用和地位,为今日开放年代的“西西合作”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     

清代至民国时期康区的盐市、盐政与族群关系

康区食盐主要来源于青藏高原的井盐和湖盐(池盐),川盐、滇盐等内地盐一般流通于康区的汉藏杂居之地。不同地方的盐业资源在康区形成了各自的行销区域。食盐贸易是维持康区内部及其周边族群关系的重要机制和纽带。康区食盐交换对象以粮食为主,茶叶及其他日用杂货为辅,食盐的运销商主要是藏商。康区盐产多被土司或寺庙控制,自由贸易是盐业的常态。自清代开始,部分嘉绒藏区以及中甸、维西等地先后导入内地的引岸制。清末盐井被收归官办后,实行以盐税征收为核心的商人包销制。随着官府对康区盐务管控的加强,毗邻省区之间的盐利之争成了康区盐务的重要症结。特殊的自然、人文和历史形成的传统交换关系,以及多元化的盐务管控,共同造就了康区盐市与盐政鲜明的地域特征。     

近代康区的内地商货流通与消费格局

以清末新政为分水岭,近代康区的商业面貌发生较大转变。各族商人分工协作构筑的层级贸易网络,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寺院垄断藏人社会商业的局面。内地商货流向康区各地城乡社会的渠道趋于多元化,拓宽和扩大了地方市场和消费群体数量,交易与消费均呈现出城镇与乡间的二元分化格局。消费群体的消费取向具有鲜明的区域性、族群性、文化差异性和社会阶层化特点,而且交易与消费背后潜藏着不对等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受近代康区社会经济环境恶化,特别是寺院对藏人社会商业操控及特殊零售方式影响,大量普通藏人根本无力消费内地茶货。这一事实同内地人士对藏人消费茶叶的主观想象形成巨大反差。     

从藏彝走廊、茶马古道到“路学”——晚近康区学术话语的空间嬗变

在"社会批判领域的空间转向"的启发下,论文分析了晚近康区学术话语变迁脉络,探讨其空间意义。论文认为,传统的"边地"叙事以政治或统治为主线的分析思路,重在阐释汉藏的横向拉锯空间。藏彝走廊和茶马古道的提出,新近汉藏"路学"的倡导,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晚近学术话语对于重新界定康区之空间意涵的理论取向。藏彝走廊概念的提出,将原有的汉藏的"边缘"空间重新界定为多民族迁徙交融的"中心"空间,置换了原有权力关系的互动主体;"茶马古道"的再发现,引入了民间交往的向度,进一步撼动了原有的、以汉藏政治权力关系格局为主导的解读框架。晚近的汉藏"路学",则以一种以小见大,提纲挈领的方式,探寻康区空间生产的权力机制及其与更广阔的现代性议题的勾连。     

近代藏密东传:汉藏文化交流的高潮

汉、藏文化是中国对其他少数民族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两大主流文化。它们之间也有着相互的交流与影响,但古代汉藏文化交流多限于汉藏交界区域或马茶贸易的经济领域。近代以来,以藏密为主的藏文化受到内地知识界的热切关注。经过九世班禅、诺那活佛等藏密高僧及内地信众太虚、能海等人的努力,藏密在北京、上海、杭州、重庆、成都、南京和武汉等地的知识群体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甚至还传播到港、台及海外华人社会,形成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具有影响力的"藏密东传"运动,推动了藏文化在内地的传播。在现代多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藏密东传"使中国汉藏两大主流文化的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清代茶马贸易衰落及其原因探析

本文主要探讨了始于唐朝、兴于宋朝、盛于明朝的汉藏茶马贸易在清代逐渐走向衰落的情况及其原因。清代的汉藏茶马贸易经历了兴盛、“时兴时罢”、衰落三个时期。呈现渐衰趋势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 :政治上 ,随着满清王朝在中原统治的逐渐巩固对战马的需求逐渐减少 ;经济上 ,以物易物的茶马交换形式在经济逐渐繁荣的情况下 ,渐失其重要意义 ,而逐步被汉藏间的全面物资经济贸易所代替。     

人类学视野下康区宗教的研究路径

康区位于民族走廊地带,是多元文化接触区域,形成了以藏传佛教为主、各大教派并存,并与苯教、汉传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谐相处的局面.康区还保留有其他藏区消失的宗教派别,为其他藏区少有.以往的研究中,宗教学者运用历史方法,重点研究康区宗教传播史.从人类学的角度切入康区宗教及其与族群、社会研究的成果不多.今后可在康区多元宗教与地方历史、族群人口流动、多元文化体系的整体关联、宗教与民众日常生活世界的关系中,挖掘多元宗教在康区社会历史及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所呈现的多重维度和象征意义,探讨多元宗教与社会秩序互动变迁的动力和过程,进而丰富康区宗教的研究成果.     

浅论民国时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

从民国初年开始，内地佛教界为推动僧伽制度的改革，积极开展了汉藏佛教界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不仅缘起于佛教界自身发展所承载的文化交流使命，而且与宗教文化所赖以存在和交往的政治形势息息相关。此时，西藏与内地的文化交流，不仅推动并加强了藏传佛教研究，而且也增进了汉藏僧人的相互了解和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     

明代山陕商人在西北边镇的商业活动及影响

明代在北边地区普遍实行的开中制度与茶马贸易,为西北地区的商品流通与商人活动提供了必要条件,也使山陕商人成为西北边镇地区商业活动的主体。山陕商人在西北军事消费区积极进行商业活动,促成了西北边镇地区的商业化与粮食、棉花、茶叶、土特产四大市场的形成,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地区市场网络的形成和西北镇城及下辖卫所的城市化。这一系列的商业活动对明代以后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招商中茶制下茶商特权地位的孕育与发展

明代招商中茶制是明朝利用茶商的力量将川陕茶叶运往西北茶马司易马,并以变卖茶叶运输总量的百分之六十作为酬劳。这一茶政制度的实施将茶商推向了汉藏茶马贸易的前台,出现了官茶商营、官商分利的局面,打破了明政府垄断茶利的格局,为茶商专营边茶的特权地位创造了条件,也为官营向商营贸易奠定了重要基础。     

甬商与徽商和晋商之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甬商与徽商和晋商,三者之间在生存环境、经营原则和商帮网络方面基本相似;也有三点相异之处,即对于皇室官府、新兴行业和从商职业的态度不同,这是宁波帮所以能在清末民初后来居上的重要因素。     

明清山陕商人在甘肃的活动及会馆建设

通过分析明清山陕商人在甘肃的经贸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甘肃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于推动明清甘肃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加强中西部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     

论胡商形象出现于唐人小说的商业原因

胡商作为崭新的文学形象最早见之于唐人小说,与唐代商业的各个层面紧密相关。唐朝国内经济繁荣、市场稳定,激发了胡商来华的热望;唐政府对外开放的商贸政策和积极招商的措施,使胡商来华经营的各种条件得以具备;而当时的商业观念,又主导了小说家们对胡商形象的具体描绘。     

从闽北到莫斯科的陆上茶叶之路--19世纪中叶前中俄茶叶贸易研究

18世纪至19世纪末期的陆上茶叶之路,从福建北部的武夷山区延伸到莫斯科,全程超过4.5万里.陆上茶叶之路以恰克图为中心,中俄商人"彼以皮来,我以茶往".19世纪中叶以前,这条贯通欧亚的陆上茶叶之路的贸易一直由山西商人主导.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以武力推动对华商务扩张,外商在华享尽各种特权,华商在与外商竞争中纷纷败北,执塞外贸易之牛耳的山西商人也不得不退出对俄茶叶贸易,茶叶之路为以沙皇政府为后盾的俄商垄断.     

清代后期晋商在张家口的经营活动

张家口是清代塞北地区最重要的商业城市,是汉蒙贸易、中俄贸易的重要转运枢纽,清政府在此设关征税。在张家口从事贸易者以晋商为多,其输出商品以茶叶、烟草、杂货为大宗,输入则以毛皮、土碱等为主。鸦片战争后,俄国商人的介入使张家口商业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一,张家口税关的税收大量流失;其二,晋商在茶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逐渐被俄商所取代,与茶叶贸易密切相关的金融业也出现萎缩。     

明清陕晋商帮地位变迁探微

明代,陕晋商帮同时崛起并长期位居全国十大商帮前列,清代,晋商与徽商分执商界牛耳,形成＂南徽北晋＂格局,而陕商退居第三直至沦为商界末流角色。陕晋商帮的地位变更代表着他们实力的消长,立足于两大商帮的发展轨迹,分析出导致这种地位变迁的因素有四个方面：第一,晋商的合伙制为主经营管理模式优于陕商的家族经营管理模式。第二,晋商选拔培养人才环节胜过陕商,秦地重儒轻商与晋省重商经商不同社会风尚造成两地经商人才的落差。第三,陕商与官府关系疏远,晋商注重与官府的公关活动,晋商得以在不同时期保商权拓展商路。第四,陕晋商帮遭受的战乱破坏程度和时间上有差异。     

非洲商人迁移广州的行为特征分析

全球化背景下,非洲的巨大进口需求和中国商品的出口需求得到完美互补,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非贸易,也吸引了众多的非洲商人到广州采购日用品,这其中不仅有非洲国际商人,也有“淘金者”.文章研究表明,无论非洲国际商人,还是“淘金者”,他们都是经过利益比较后才到广州的,他们迁移广州的行为是理性选择的结果.网络关系在他们的迁移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强弱关系扮演的角色不同,在迁移的决定过程中信息等弱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在迁移后的适应过程中,强关系则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关系网络的范围越大也越有利于他们适应广州社会     

近代儒商的一面旗帜——试论近代苏商思想与实践

鸦片战争以后，江苏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基地，这中间，近代苏商群体及其领军人物则起了极其重要的旗帜作用。近代苏商亦商亦儒，人物众多、群星灿烂，且各具所长，影响深远。他们率先投资近代企业，敢为人先，具有示范效应，开一代风气之先；他们参政议政，争权保商，是学习和实践西方民主政治的倡导者；他们爱国报国，努力反哺社会，大大提升了近代苏商的境界；他们提倡重视合作，彼此参股，形成了近代苏商的团队精神；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铸造了近代苏商之魂。近代苏商的思想与实践无愧为近代儒商的一面旗帜。     

晋商学徒制习俗礼仪初考

随着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习俗也日渐发展成熟。晋商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商帮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相对稳固的行业习俗和礼仪传承,其中学徒制中的习俗和礼仪尤为严谨有序,它包括三方面:一是学徒入门前的考察习俗,二是学徒请进后的培养礼仪,三是学徒出班前的考验。晋商学徒制的习俗和礼仪呈现出程式化和地域化的明显特点,它为晋商的成功营造了良好的人文氛围,反映了明清晋商商业文化已日臻成熟。     

多元文化视域中的回族商人——以20世纪初甘肃临潭回族商业实践为例

洮商即临潭回族商人,是近代中国商业群体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中,他们依托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接地带的特殊位置,发挥重商传统优势,充当边地藏族与内地汉族之间商品交换的"中间人"角色。20世纪初,以皮毛贸易为带动的临潭回族商业发展繁盛,回族商人在经营方式、经营种类等方面形成了适宜自身发展实际的商业活动特点,成为西部商品流通贸易的主力军。回族中间商沟通内地与藏区的商业活动,有效地加强了汉、藏、回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互补、文化沟通和心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