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在开拓“西西”汉藏贸易中的历史作用

本文运用详实的汉藏史料从元以前陕商通过藏汉茶马贸易对“西西交流”的开拓,明代陕商与西南盐茶开中“西西”贸易的关系,清代陕商对“西西”贸易的推动和清末民初陕西沙客与陕西街的形成几个方面,首次全面论述了陕商在历史上“西西”汉藏贸易中的作用和地位,为今日开放年代的“西西合作”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     

近代康区的内地商货流通与消费格局

以清末新政为分水岭,近代康区的商业面貌发生较大转变。各族商人分工协作构筑的层级贸易网络,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寺院垄断藏人社会商业的局面。内地商货流向康区各地城乡社会的渠道趋于多元化,拓宽和扩大了地方市场和消费群体数量,交易与消费均呈现出城镇与乡间的二元分化格局。消费群体的消费取向具有鲜明的区域性、族群性、文化差异性和社会阶层化特点,而且交易与消费背后潜藏着不对等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受近代康区社会经济环境恶化,特别是寺院对藏人社会商业操控及特殊零售方式影响,大量普通藏人根本无力消费内地茶货。这一事实同内地人士对藏人消费茶叶的主观想象形成巨大反差。     

近代藏密东传:汉藏文化交流的高潮

汉、藏文化是中国对其他少数民族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两大主流文化。它们之间也有着相互的交流与影响,但古代汉藏文化交流多限于汉藏交界区域或马茶贸易的经济领域。近代以来,以藏密为主的藏文化受到内地知识界的热切关注。经过九世班禅、诺那活佛等藏密高僧及内地信众太虚、能海等人的努力,藏密在北京、上海、杭州、重庆、成都、南京和武汉等地的知识群体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甚至还传播到港、台及海外华人社会,形成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具有影响力的"藏密东传"运动,推动了藏文化在内地的传播。在现代多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藏密东传"使中国汉藏两大主流文化的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产权与激励机制视角下的晋陕商帮

明清时期的晋商和陕商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晋商创立的股俸制使得商号内部的产权明晰,较好地激励了相关人员努力为商号工作。而陕商基于不同人文地理渊源创立的合伙股份制和契约股份制同样有效率。文章通过对晋商与陕商内部运营机制的比较,找出二者走向不同发展道路的内在因素。     

清代至民国时期康区的盐市、盐政与族群关系

康区食盐主要来源于青藏高原的井盐和湖盐(池盐),川盐、滇盐等内地盐一般流通于康区的汉藏杂居之地。不同地方的盐业资源在康区形成了各自的行销区域。食盐贸易是维持康区内部及其周边族群关系的重要机制和纽带。康区食盐交换对象以粮食为主,茶叶及其他日用杂货为辅,食盐的运销商主要是藏商。康区盐产多被土司或寺庙控制,自由贸易是盐业的常态。自清代开始,部分嘉绒藏区以及中甸、维西等地先后导入内地的引岸制。清末盐井被收归官办后,实行以盐税征收为核心的商人包销制。随着官府对康区盐务管控的加强,毗邻省区之间的盐利之争成了康区盐务的重要症结。特殊的自然、人文和历史形成的传统交换关系,以及多元化的盐务管控,共同造就了康区盐市与盐政鲜明的地域特征。     

关帝庙礼文化在康区的传承与开发

祭祀是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关帝祭祀在康区的确立使关帝庙能够真正的发挥其文化职能。它的传入表明内地的礼制延伸到了康区,关帝庙则成为中央向边疆推行礼制的一个重要载体。关羽的勇武形象是清代帝王推崇关帝祭祀的另一目的,这就使兴盛于康区的关帝庙具有镇摄边关的性质。通过对其文化内涵的分析不难发现,礼制的确立与中央政权势力范围的扩大息息相关;礼文化的形成得到了古今中外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接受,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和发展空间。而这既有助于对清代治理边疆政策的再思考,又有助于重新审视礼制对康区乃至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     

汉藏蒙交界地带的文化争锋、互动与超越——以贵德观音像到中华福运轮的话语变迁为视角

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接壤地区是多族群杂居、多宗教并存、生计方式多元的多民族文化交界地带,大致处于甘、青、藏、新、川几省的交汇区,以现代行政区划下的青海为主体省份。文章以汉藏蒙交界地带黄河上游的汉儒“文化孤岛”贵德为田野点,通过国家在场下贵德文化符号的建构、文化符号在宗教信仰秩序中的变动,分析文化边界地带多元共生的文化形貌,探讨多民族地区文化争锋、互动与超越的一般性规律。     

巴塘事变：康区及其在近代汉藏史上的重要性

文章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对清末川边巴塘事变进行讨论,运用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the cultural nexus of power)概念来剖析巴塘事变前后该地的文化政治生态。20世纪前巴塘的权力文化网络由四个方面维系(土司、寺院、清廷在当地的代表和商人)。巴塘事变以后,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巴塘的地方权力架构失去平衡,这一汉藏交界地区的重镇,在清廷激进的边疆政策的影响下,越来越被纳入中原地区的国家/民族与现代化进程。     

康区"活鬼"文化现象调查与研究

康区"活鬼"现象自古盛行,迄今残存,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文化现象,应对其作全面的调查和客观具体的分析,从而加以正确认识.调查研究表明,"活鬼"文化现象由其主体"活鬼"、被"活鬼"附身者、驱鬼者和"活鬼"文化传播大众等几部分构成;其发生、发展、变异和流存,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历史、宗教、心理、世界观等多种原因,它是社会发展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必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消失.     

近现代康区民间枪支问题研究

近现代史上康区民间枪支泛滥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康区民间枪支具有双重功能,即自卫和生产,从自卫的角度看是武器,从生产的角度看是工具。官民枪支界限不清,枪支二重性交织是枪支较长时间泛滥的根本原因。这种二重性之间存在同一载体性质上的矛盾关系,即同一载体,在不同的时段发挥着截然不同的效用,而这两种效用又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关系在政府与民间枪支相混杂的前提下,加剧了枪支问题的复杂性。尽管政府一直对民间枪支采取从严管理的态度,但在康区收效甚微,使其成为该地区特殊的历史遗留问题。     

明清山陕商人在甘肃的活动及会馆建设

通过分析明清山陕商人在甘肃的经贸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甘肃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于推动明清甘肃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加强中西部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     

论明清徽商的诚信经营

明清时期徽商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诚信经营。商人重利是天性,但诚信经营则是商人能够长久获利的保障。徽商的诚信经营,对当代人是非常有益的启发。     

清代前期商人之间的商业信用关系研究

清朝前期由于商品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使商人之间形成了比较长的商业信用链条,从商品生产到流入市场,从高级市场到初级市场都不断有商业信用产生.就商人而言,贩运商与坐商之间、坐商与小商贩和摊贩之间都建立了信用关系.商业信用的建立,一方面加速了商品的流通量,盘活了整个商品流通的渠道;另一方面,商业信用的建立,解决了中小商人特别是小商贩资本不足的问题,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     

改土归流后汉文化在土家族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

文章认为,改土归流后,汉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多种方式向土家族地区渗透.土家族文化在强大的汉文化作用下发生变迁.土家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都发生了变化,汉族的许多价值现在土家族地区得到确立.通过吸收汉族先进文化,土家族文化得到发展,土家族地区开发进程加快,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更加稳固.与此同时,汉文化传播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土家族一些优秀的文化因为统治者的破坏而丢失,汉族文化的一些消极因素也进入了土家族地区.     

明清陕晋商帮地位变迁探微

明代,陕晋商帮同时崛起并长期位居全国十大商帮前列,清代,晋商与徽商分执商界牛耳,形成＂南徽北晋＂格局,而陕商退居第三直至沦为商界末流角色。陕晋商帮的地位变更代表着他们实力的消长,立足于两大商帮的发展轨迹,分析出导致这种地位变迁的因素有四个方面：第一,晋商的合伙制为主经营管理模式优于陕商的家族经营管理模式。第二,晋商选拔培养人才环节胜过陕商,秦地重儒轻商与晋省重商经商不同社会风尚造成两地经商人才的落差。第三,陕商与官府关系疏远,晋商注重与官府的公关活动,晋商得以在不同时期保商权拓展商路。第四,陕晋商帮遭受的战乱破坏程度和时间上有差异。     

汉代关中游侠刍议

两汉时期,关中任侠之气盛行,出现了许多名噪一声的游侠人物。这些游侠一方面拥有打抱不平、行侠仗义、扶危救困的正义精神,在民间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威望;另一方面,他们又往往表现出蔑视国法、任意妄为甚至杀人如麻的一面,给国家治安和社会生活造成了很大危害,因而成为官府镇压、屠戮的对象,许多游侠因此结局悲惨。后世文人对于游侠的评价,大多过于看重他们正义、勇武的一面,而对于他们杀人越货、打家劫舍一类的恶行,则往往给予掩饰或美化,不符合历史真实。因此今人在研究过程中应该给游侠以客观、公正、一分为二的评价。     

清代前期陕西回族农业经济研究

清代陕西回族广泛分布在陕北、关中和陕南地区,尤以关中之同州府、西安府和凤翔府为甚。元明以来农业就是整个回族的支柱产业,延至清代,回族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特征更加明显。陕西回族不仅农业人口占大多数,而且农业经济活动的分布地区、耕作技术、农产品种类和数量等方面也都有显著发展。以农业为主而兼营畜牧业、牲畜贩运业、屠宰业、清真饮食业等一直是陕西回族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色。     

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

商人行为体现于商业资本的整个运作过程,与区域社会有着密切联系.通过区域社会特征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把握与说明.从关中社会这一视角考察明清"陕西商人",可以克服以往举例论证商人是否兼并土地这一研究方法的偏颇,证实了陕商总体上在家乡并未广置田地."陕西商人"促成了关中社会的变化,同时又受到当地社会的各种限制与规范.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舍的互动与整合关系.     

降清汉族知识分子在清初的作用

时代赋予了汉族士人知识分子施展才华的政治抱负的机会。他们从奴隶转变成皇太极身边的谋士,为满州贵族们效力,在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出谋划策,使满州政权由一个贵族共议的联合政权向封建专制主义君主制过渡,为清王朝入主中原,巩固统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