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视野:民国时期国外学者与中国农村调查

民国时期、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调查和研究蔚然成风,国外学者不仅是这一活动的开拓者,也是调查规模较大者。弄清这些调查的历史过程、调查宗旨、调查区域、调查内容、调查方法以及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对我们正确地解读和利用这批资料将大有裨益。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些调查与中国学者的调查既有相通之处,更有其独特的视野。尽管它们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其学术贡献和社会价值是主要的,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也增强了外国对中国农村的了解,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现代文学研究的民国经济视野：有效性及其限度

较之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更为紧密,更值得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文学生产、流通与消费等环节进行详细梳理、辨析与论证。从研究对象看,较之从经济角度对传统文学的研究,"民国经济"维度的研究对象已然转变至现代文学;较之此前已有的从经济角度对现代文学的研究,"民国经济"维度的潜在研究对象将是在这基础之上的"民国",更具整体性。从研究目的看,以"民国经济"为视角进行的研究,其目的不在于建构现代文学经济学,也不在于梳理现代历史中的政治、经济纷争,而在于对文学、文学中的人性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与此相关,我们必须警惕这一阐释视角的有限性,细心甄别研究对象,并力求回归文学本位。     

民国乡村建设与中国农村现代化路径

对中国农村现代化路径的探索和实践,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20世纪20~30年代的乡村建设热潮中,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黄炎培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各派,通过投身于乡村运动,主要从乡村社会重构、知识下乡、乡村工业化等方面对中国农村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具体实践,其理论思路和实践经验教训至今仍可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可贵财富。     

社会学视野下的民国彩票

作为一种隐性赌博,民国时期的彩票是由不同的社会群体来操作控制的,通过对彩票发行、销售、消费以及禁彩等不同社会群体的透视,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民国社会百态.彩票特殊的发行群体折射出民国年间残缺的社会控制,而销售彩票的社会黑恶势力又显示了当时不良的社会风气.彩票大量的普通民众消费群体的背后则是民国年间人民日益贫困的社会生活,但令人可喜的是随着禁彩运动的兴起,商人这个社会阶层日益崛起.     

历史延续性视角下中国农村调查回眸与走向——再论站在新的历史高点上的中国农村研究

20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传统农业文明国家向现代工业文明国家的历史大转变。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历史转变中的焦点问题,为了解决问题产生了各种调查。20世纪的中国农村调查主要特点有: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土地问题调查是一根主线;在农村调查中建立起民族自觉和调查自觉;采用多种调查方法,产生多种不同的观点;在调查中产生和强化本土意识,开始建立本土化理论。20世纪的中国农村调查也有其历史局限性。进入21世纪,中国不仅要完成农业文明国家向工业文明国家的转变,而且要实现由一个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大国的变革,由此对农村调查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期待。在21世纪农村调查中,要加强基础性、学理性、区域性、系统性、主体性、传承性和比较性调查。     

农村产业结构:问题与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结构虽然发生了质的变化,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本文首先进行了问题分析,然后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民国初期山西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近代以来,在天灾人祸的影响下,山西农村的人力资源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民国初期,山西省公署根据山西的实际情况,在禁烟和天足等方面采取了积极有力的措施,使山西农村的人力资源得到了一定的开发;同时在山西的垦荒造林、兴修水利和栽桑养蚕等事业中有效地利用了这些人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山西农业经济的发展。     

民国视野与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

正编者按:近年来,回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语境,借助民国社会历史的视角重新打量、研究我们的文学发展,已经成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在民国史视野下,我们将发现哪些新的文学研究话题呢?这一组论述大约可以让我们耳目一新。过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在新文学主导格局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他一些相对"边缘"的文学形态,除了通常所谓的旧体文学、通俗     

开拓当代农村研究的新境界

本文分析了20世纪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形成的阶级分析和经济社会史分析两种不同的认识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们目前对农村问题的研究,应下大力气在当代农村经济社会方面取得突破,在研究方法上应当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     

表述中国:帝国和民国的历史叙事

文章讨论中国历史的叙事演变,集中阐述近代“西学东渐”后“民族-国家”模式对表述中国的影响和局限.笔者以西南表述的古今演变为例,提出需要关注年代更为久远的“帝国-王朝”叙事类型,并与“民族-国家”模式进行对照和比较.     

广义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从广义角度理解农业技术进步,有利于重新审视我国当前农村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便于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寻求有效的技术支持。研究结论认为:狭义的农业技术进步不能有效支持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加大农村经济所需的大规模技术创新和知识转移;广义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程度不同的非对称性结构,需要政府对其相关制度进行合理的配套设计;只有有效而全面地发展农村教育,才能使农村依靠技术进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阐释框架

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到"现代中国文学",力图跳出政治话语干扰、接轨西方学术的文学史研究颇多成绩,但依然存在许多值得注意的空白之点。在今天,如何正视中国文学的政治形态背景,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包括"民国机制"的阐释框架,将使我们的文学研究获得更充分的本土基础和可靠的逻辑线索。     

重写文学史视域下的民国文学研究

民国文学研究植根于这样的语境:1980年代出现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及1990年代以降对这一思潮的质疑.“重写”与“质疑”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文学史观念,通过对它们进行总结与反思,民国文学研究得以确立了其新的“历史化”学术目标.然而,真正的“民国文学史”写作也会遭遇很多难题,在逐步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中,需要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民国文学”具体现象的分析和研究之中.     

“中国农村派”与“乡村建设派”的论争

八十多年前,“中国农村派”和“乡村建设派”就中国民族发展前途进行了论争。由于双方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而对中国农村危机根源的判断和据此提出的解决之道迥然不同,由此也引发了“革命”与“改良”之争。“乡村建设派”从救济文化失调着手,试图通过改造文化实现民族自救。“中国农村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批评“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理论基础和实践运动,核心即后者对外不“反帝”、对内不“反封建”。     

公共卫生视野下的国家与社会之冲突与整合——以民国江西公共卫生建设为考察中心

民国时期,国家职能向现代转型,国家政权在不断渗透扩张的过程中与不符合其体制的社会因素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公共卫生是近代国家发展的重要方面,站在“传统”对立面的现代公共卫生事业与代表传统医学的社会有着“行政化”与“弥散”的冲突.被“制度化”的社会新旧杂然相陈,“刚性”的“制度化”无时无刻都处于社会“不抵抗”的抵抗之中.民国江西公共卫生建设体现了该特征.国家与社会的冲突由激烈到逐渐归复平静,最终的沉淀是双方控制与制约、渗透与制衡的整合.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责任机制研究

供给问题是义务教育治理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清末民国时期,受特定制度环境的约束,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呈现出了责任主体基层化、组织体系科层化、资源流动等级化的特点,由于这样的供给责任制度不能有效地解决义务教育的推行成本问题,农村的学龄儿童家庭必须分担过高的义务教育成本,所以,农民很难认可、接受这样的教育形式,以至于义务教育制度在中国发轫以后,经过了清末民国两个时期,仍不能得到真正普及。     

民国济南同业公会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同业公会是中国近代特别是民国时期普遍成立的新式工商行业组织。济南商人组织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学术含量较高的专业文章还比较鲜见,其中对同业公会这一商人组织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通过对济南同业公会研究的回顾,将有助于总结既往、找到不足。总体看来,同业公会研究需要在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史料解读、研究主题等方面着力突破。     

用发展的观点认识农业、农村与农村经济

从我国农村与城市实际存在的、不断加强和发展的趋势看,逐步建立把城市与农村联结在一起的、统一的社会经济系统,应当是更富有前途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动态观点来研究农业、农村与农村经济,才不致犯形而上学的错误。     

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经济总体上增长较快、效益比较好,但经济的繁荣集中表现在城市,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这不仅制约了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本文从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农业科技、推进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转移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几个方面来研究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策略.     

公民社会培育视野下的四川农村民间经济组织

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程度,不仅表现为经济的增长状况,而且表现为社会的发育程度。公民社会的发育状况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瓶颈。我国公民社会的培育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不仅使农民感到需要组织起来,而且使政府希望农民组织起来。四川农村民间组织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出现并顽强地发展着,这些组织主要的和大量的是经济组织,它们对于发展生产、化解矛盾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它们尚具有明显的官办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