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话剧的结构探索与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

<正> 1979年,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由著名导演黄佐临先生执导演出了布莱希特的《伽里略传》(1978年开始排练),以此为起点,布莱希特的剧作和理论被大规模译介。新时期剧坛上出现了一股“结构探索热”:除了传统的纯戏剧式结构外,还有史诗式结构、散文式结构、电影式结构、小说式结构……,这股“结构探索热”,当然是剧作家广泛地吸收中国传统戏曲和西方现代话剧的有益营养的结果,但与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理论及其实践关系更为密切。“间离效果”理论包括剧本创作、舞台演出、场景设置三方面的内容。所谓“间离”,即是观众与角色、观众与演员、演员与角色间的感情间离,其目的是为了破除传统戏剧的舞台幻觉,恢复观众在戏剧欣赏中的主体地位,提高他     

瓦舍文化与中国戏剧的形成

中国古代戏剧何时形成?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我以为戏曲形成于汉代,在汉代“百戏”中已经出现了戏剧实体。象《东海黄公》、《总会仙倡》这类节目,就是初期的戏剧。谈戏剧形成的问题,先要弄清什么是戏剧。王国维在《戏曲考原》中云:“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这一断语,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不足之处,下再详     

殖民话语的裂痕与东北沦陷时期戏剧的存在态势

东北沦陷时期,殖民统治者为了灌输殖民意识和维护统治,出台了《艺文指导纲要》等文艺“国策”,从思想、政策和法律等各个方面对文艺予以整肃、压制和规范.但是,作为所谓“国策”的殖民话语及其统制,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裂痕与矛盾.在沦陷初期,殖民者与进步戏剧和文艺存在着暂时宽松与不断走向高压的博弈期,在沦陷中后期,殖民者内部一方面存在着不同地域与文学意识的对立,一方面殖民者创作和导演的话剧《林则徐》、上演苏联话剧《怒吼吧中国》时动机和意识既非一致,更与中国人演员和观众的接受意图和效果与中国观众的读解南辕北辙.殖民的话语的裂痕,使得殖民者内部对文艺“国策”的理解和贯彻出现偏差与背离,使殖民者意图通过戏剧达到的“转移仇恨”、日满一体的政治和美学破产,也使东北沦陷区戏剧出现殖民语境及其裂痕下形成复杂曲折的意识与美学倾向.     

中国古典剧论的一个审美观点——“趣”

“趣”同“意境”、“风神”、“科诨”、“本色”、“声律”等一样,是中国古代对戏剧作品所提出的审美要求,构成中国古典戏剧审美理论的一个部分。一任何一种美学观点都是人类审美创造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抽象的结果。“趣”这一审美概念在戏剧领域的产生、发展,也有一个过程。“趣”在元曲中已充分表露,在明代传奇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经过长期酝酿,才被升华为审美观念。在戏剧专著中最早提出“趣”的审美观点的,当推元代的钟嗣成。他在《录鬼簿》里,称王守中“制作清雅不俗,难以形容其妙趣”。这种“妙趣”,后来贾仲明用“画中诗,诗中画”来概括。贾仲明认为能得“间中趣,物外景”的戏剧乃上品,视“趣”为衡量戏剧作品艺术的重要标准。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是戏剧美学专著,从戏剧风格学的角度,提出了“趣”的审美概念。所谓“气劲趣高”即风骨道劲有力,趣味高尚浓厚之意。朱权不仅提出了“趣高”的美学主     

试论《雷雨》戏剧冲突的结构艺术

戏剧冲突是戏剧区别于其他文学艺术样式的最基本的特征。“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正通俗地说明了冲突在戏剧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戏剧冲突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刻划人物性格、揭示剧本主题的必要途径。而戏剧冲突如何发挥这些作用,关键又在剧作家如何结构、组织戏剧冲突,构成一个统一、和谐的艺术整体。在这方面,从来没有什么刻板规定与固定程式。即使是描写同一种生活,表现同一个主题,不同的剧作家在组织戏剧冲突时也往往会意趣各异、姿态纷呈。这个领域确是剧作家们驰骋自己的艺术才华,向生活进行深入开掘的广阔天地。正是在这一点上,《雷雨》戏剧冲突的结构艺术,相当突出地表现了作者在艺术上的独创精神。     

“国剧运动”再评价

在中国戏剧观念由古典进化到现代的发展中,《新青年》派的批判旧剧、推崇易卜生等西洋话剧,无疑是个划时代的历史转折。他们强调戏剧在艺术殿堂中具有其独特的文学地位,强调戏剧配合现实斗争的社会作用,强调戏剧真实地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等,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五四时期话剧登上中国舞台而蓬勃兴盛,即写下中国戏剧发展的新篇章。然而遗憾的是,1921年前后,《终身大事》、《娜拉》、《群鬼》、《华伦夫人之职业》等剧作演出失败,面对如此情形,很多戏剧家都在思考探索。陈大悲等人提倡“爱美剧”,蒲伯英等人提倡“职业剧”,北大学生提倡“平民剧”,洪深呼吁建立严格的表导演制度,田汉则组织在野的“南国”戏剧运动……。 当田汉、洪深、陈大悲等戏剧家在国内艰辛探索时,在大西洋彼岸,余上     

古代曲论中的观众心理学

西方有些戏剧理论家认为,戏剧仿佛一条“双行线”街道:一方面是戏剧的创造者——剧作家、导演、演员,另一方面是戏剧的欣赏者——观众。化妆、舞台布景、灯光效果等等,都不能决定戏剧的本质;但是,如果没有观众,没有剧作家(通过导演、演员)与观众之间感性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交流,戏剧就会丧失它的生命。因此,研究观众审美心理的观众心理学,便成了戏剧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戏曲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观众心理学遗产,可惜很少有人加以系统的发掘和研究。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一初步探索。古代曲论对观众心理的重视是建立在对戏剧特质的把握上的。戏剧特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舞台性。黑格尔在《美学》第三卷中说,在一定意义上看来,“舞台表演确实就是作品好坏的试金石”。李渔早就清楚地说过;“填词之设,专为登场。”正是从剧本要演给观众看这一点出发,李渔强调剧本创作应当“设身处地,既以口代优人,复以耳当听者,心口相维,询其好说不好说,中听不中听”,“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则直书,否则搁笔”。这就是说,剧作家在进行一度创造(剧本创作)时,就尽可能把二度创造(导演的处理与演员的排演)和三度创造(演员与观众共同完成的演出——欣赏过程)都考虑进去,这是戏曲艺术争取观众、吸引观众的秘诀。那么,古代曲论是从哪几个方面来认识、把握观众心理的呢?我认为,在感知、注意、想象等几种心理机制方面,古代曲论较好地处理了真与幻、常与奇、一与变、有与无等辩证关系,从而在剧作者与观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无形的心理桥梁。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古代曲论中的观众心理学,不仅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重要成就,而且是我国古代心理学的重要成就。     

《西厢记》审美境界探幽

:《西厢记》不仅抒情时善用具象的景物表现抽象的情思 ,就是营造戏剧时空也常用写意性艺术手法 ,通过演员程式化的虚拟表演和观众观赏时的想象与联想 ,使观众对作者设置的剧情和演员虚拟的表演得以确认 ,与演员进而与作者的主观愿望得以沟通 ,把生活中客观的现实时空化作咫尺舞台上的主观的流动的心理时空 ,不但是活化并再造了戏剧的时空 ,更升华了戏剧的优美意境     

管窥中西戏剧之差异——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定义谈起

:“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字字珠玑。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俄狄浦斯王》、《窦娥冤》二剧为实例,分析、比较了亚氏理论和中国清代戏剧家李渔的戏剧思想,尤其详细地分析、鉴别了亚氏悲剧的至理名言,而实现了管窥中西戏剧差异之目的     

提“一分为三”又何妨?——对朱宝信同志献疑的答辩

我撰写的《剖析谈“三”色变、见“中”就批的原因》(原载《广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哲学原理》同年第6期全文复印)发表之后,在学术界没有什么反应,我确实有点着急.十六个月后,朱宝信同志发表了题为《为什么不宣提“一分为三”?》的献疑文章(载《广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我读后由衷地感到高兴,不过还是有些想法和意见,需要提出来供宝信同志和学术界同仁参考.一、希望开展一场关于“一分为三”命题能否成立的学术争论1982年7月,我的拙作《“一分为三”新议》(《争鸣》1982年第3期)发表了,顿时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新华文摘》作了论文提要介绍,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哲学原理》全文复印,还有其他文摘报刊和各种资料都作了反映.半年后,林青山、李烈炎两同志发表了题为《“一分为三”是唯物辩证法的命题吗?》(《争鸣》1983年第1期)的商榷文章,指出:提出所谓“一分为三”的命题,不仅缺乏理论根据,而且也不符合事实,完全是从想象中推论出来的.一场关于“一分为三”命题能否成立的争论眼看就要开展起来.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争论并没有进行.尽管如此,但我还是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并且不断地发表该命题的文章,至今累计已有93篇、其间,有王旭东、王威廉、王征国、     

文明的传承者——浅谈艺术家的社会作用

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指出：“演员要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人生。”亚里士多德也指出：“演员就是自然(社会、人生)的模仿者。”二位艺术大师精辟的论述阐明了艺术家的社会作用。艺术家的艺术形象来源于社会生活, 随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反过来对社会生活起反作用。艺术家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精神需求,对社会生活     

金圣叹的“亲动心”与福楼拜的“深入”说

福楼拜认为,作家要写偷,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也不必亲自去私通,只要凭生活经验去“体察”,进入笔下人物的生活经历,变成一个想象中的人物就可以了。他说,他并没有包法利夫人的经历,但由于“我深入到她的皮肤里去,写包法利夫人服毒,我也一嘴的砒霜气味,就象自己中了毒一样,一连两回闹不消化”(见《译文》1957年第4期第137页)。金圣叹也说,《水浒传》的作者能够以一身而写众多人物,并做到写豪杰、奸雄、淫妇、偷儿便居然是豪杰、奸雄、淫妇、偷儿,重要的一环就是在塑造人物过程中,作者“实亲动心而为淫妇,亲动心而为偷儿”(《水浒传》第五十五回金批)。所谓“亲动心”,就是指作家在观察生活的基础上,发挥艺术想象力,全身心地去感受、体验人物在特定情景中的思想、情感表现和心理活动。     

超脱与执著 哲理与情思──论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

《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１７７６—１７７８）是卢梭在他孤独的生命之旅即将走到尽头之际用两年左右光景，以“散步”为题写下的十篇随感。卢梭写作《仟悔录》的时候，愤激地要洗清敌人对他的诬陷，高傲地捍卫自我的价值与尊严；他写作《对话录》的时候，急切地想消除世人对他的误解，执拗地希望后人能够对他有正确的认识。但在写作《遐想》的时候，卢梭的目的已大不相同了。在“散步之一”里他说：“当初我写《忏悔录》和《对话录》，曾为逃脱我的迫害者无情的手掌、使我的作品流传后世而费尽了苦心。如今我写这部作品，就不再为这种…     

历史的沉思与沉思的历史——评张燕瑾《中国戏曲史论集》

张燕瑾先生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对中国戏剧史进行“历史的沉思” ,形成了沉思的历史———《中国戏曲史论集》 ,于 1995年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全书共 2 6篇文章 ,是一部研究型的戏剧史著作。我们从学术研究个性、学术研究方法与手段两个角度 ,仔细地审视张燕瑾先生《中国戏曲史论集》 ,就会发现它的特殊贡献。《中国戏曲史论集》第一个具有开拓性的理论价值是 ,作者具有鲜明的戏剧史意识 ,并用这种戏剧史意识去观照中国戏曲史上的问题 ,作出自己的判断 ,成一家之言。张燕瑾先生在《〈中国戏剧史〉序》一文中 ,在分析了剧本为一剧之…     

哲理的熠熠光华——论鲁迅散文的哲理特色

一 和鲁迅一起办《语丝》的同人章衣萍在谈到《野草》时这样说过:“我也不敢真说懂得,对于鲁迅先生的《野草》。鲁迅先生却明白的告诉过我,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富于哲理性,确实是《野草》的一个显著特色。这里所谓“都包括”,显然是指凝聚在《野草》里面的哲理是多方面的,是很丰富的。鲁迅从现实斗争     

莎士比亚创作分期新探

1849年德国学者盖尔维努斯在他的四卷本著作《莎士比亚》中第一次将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分为三个时期.1877年英国学者道顿在其《莎士比亚入门》中将莎士比亚的创作分为四个时期.我以为在以往的莎氏创作分期研究中,不论是“三分法”,还是“四分法”,普遍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一)莎士比亚开始创作的历史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全部创作又以历史剧结束,而以往的分期研究都忽视了这个重要的事实,对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创作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和评价;(二)莎士比亚的喜剧是从一个比较低的起点上开始的,而以往的分期研究常常把莎士比亚的喜剧创作误定为莎士比亚全部创作的开始,不恰当地、过分地强调了所谓莎士比亚创作受到“大学才子”作家的影响;(三)未能将莎士比亚时代的社会生活、文艺潮流与莎士比亚的创作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全方位的透视.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影响了人们对莎士比亚创作真实轨迹的辨识.     

丁玲《意外集》散论

<正> 一在丁玲三十年代的作品中,《意外集》是比较不为人知的。她说这个集子里的作品是“在极不安和极焦燥的里面”写的。集子中除了附录的《莎菲日记第二部》、《不算情书》和《杨妈的日记》写于她被捕以前外,其他几篇,包括《松子》、《一月二十三日》、《陈伯祥》、《八月生活》、《团聚》,都写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她被国民党反动派绑架幽禁的三年间。这些作品有小说、速写和报告文学,也有属于抒写个人生活与感情的日记和书信体的散文。她在序中还说到自己很不满意它:“我实在不希望读者花钱来买我这本书,我汇集起来不过作为我自己的一个纪念。我以后大半还要写文章,也许写得更坏,但将不写这一类型的东西了。”     

试论宋之的的戏剧创作

宋之的是我国杰出的剧作家。自1931年投身戏剧事业到1956年逝世,一直在为我国的戏剧事业辛勤地工作着。虽说他的创作生涯不长,但他卓越的艺术成就和勤奋的战斗精神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发扬的。 一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是宋之的戏剧剧作生活的第一个阶段。1931年,十七岁的宋之的,正在北京读书,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的“呵莽剧社”的反帝演出。之后由他组织了“芭利芭剧社”,主编“左翼剧联”北京分会的机关刊物《戏剧新闻》,从此开始了戏剧创作的生涯。1933年,北京的白色恐怖驱使他流亡上海,在上     

试谈庄子的齐物

《庄子》第一篇是《逍遥游》。所谓“逍遥游”,从字义上讲,是自由自在地生活着,这是庄子的生活理想(应该说幻想)。但是他仅仅做过芝麻大的小官——蒙邑的漆园吏;(《史记·老子转非列传》)以教授弟子为业,(《庄子·山木·列御寇》)“家贫,衣大布而补之,正(当作(?))縻(麻绳)系履;”(《山木》)曾“往贷粟于监河侯”,碰了一个輭钉子。     

事实与共识

这几年,台湾文学界出现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有的作家、评论家在谈论台湾文学时,总是不适当地强调所谓“独立性”、“自主性”,而否认“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1988年,羊子乔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让我们自己来》的文章,对我的《台湾现代文学简述》一书提出“质疑”。他认为:“台湾文学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性”,在台湾,“中国、日本文学是台湾文学的一部分”,而我却站在“有利于‘中国统一’的立场,来从事台湾文学的研究”,“视台湾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视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因而是“大中国沙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