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权保障公约实施中的困境——以美国对关塔那摩“在押人员”处置为例

9.11已经过去了10周年,但是其遗留问题却依旧在发酵。经由对美国在关塔那摩基地被拘押人员处置信息的梳理,可以发现,美国在关塔那摩的羁押政策违背了美国自身在国际法下承诺的若干义务,暴露出美国人权政策的不足与偏狭。这其中也折射出现有国际人权法,如《禁止酷刑公约》与《国际人道法》等人权保障的公约,在实施中的两难之处。     

人权法视野下的刑事司法早期阶段法律援助:中国经验与发展前瞻

中国刑事法律援助向刑事司法早期阶段扩展的制度发展过程,既有回应人权司法保障一般标准的性质,也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刑事司法通过看守所法律援助工作站和值班律师等制度,为贫弱当事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服务,是确保其平等实现有效辩护和公正审判的关键。在此过程中,公检法司等实务部门还面临着资源短缺、协调不足等挑战,为此需要动员各利益相关方力量,把握当前司法改革机遇,结合制度倡导、区域经验分享、科技创新等途径积极完善刑事司法早期阶段法律援助。     

国际视野下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中国特色探析——以中国四个国际获奖的学习型城市为样本

学习型城市建设是全球城市发展的一项创新性实践,北京、杭州、成都、上海四个城市先后跻身国际先进行列,也成为中国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标杆。以此四城市为样本,梳理探析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中国特色,这些特色主要包括：坚持政府主导,顶层设计,统筹规划,政策驱动,指引中国学习型城市建设前行之路;建立过程监测机制,健全终身学习体系,创新教育立交桥制度,打好中国学习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夯实基地网络基础,扩大公共教育资源供给,构筑弱势群体教育底线,注重教育惠民实效,彰显中国学习型城市人文情怀。通过探析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中国特色,努力为国际学习型城市建设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论政府间国际制度与国家的关系--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中国为例

本文以制度性多边主义为背景 ,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政府间国际制度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继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中国的关系为例 ,着重讨论了在国家考虑“参与”国际制度和“参与以后”两个阶段里《公约》与中国的关系 ,具体阐述了“中国为什么要求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参与《公约》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两个问题。     

新兴国家崛起与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以中国的路径选择为视角

我国学界历来把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主要界定为诉求“特殊与差别待遇”之举。然而，晚近新兴国家不断崛起，与发达国家间经济实力差距趋于缩小。于是，中国等新兴国家开始向发达国家主张“平等与无差别待遇”。此等新路径的开辟，可能意味着正在推动继20世纪80年代初之后一度潮落的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将再掀高潮。有鉴于此，学界在继续研究传统路径的同时，应更加关注此等新路径的开辟对和平发展之中国的意义，从而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参与重构更加公正之国际经济秩序斗争的基本态势。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背景下中国国际旅游产业竞争力分析——以泛珠三角为例

泛珠三角与东盟国家开展旅游服务合作具有产业转移梯度,第一梯度为广东省与东盟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第二梯度为四川、云南等四省区和东盟国家的印尼、文莱等四国,第三梯度为贵州等省和东盟国家的老挝等国家,在不同的梯度之间,双方发展旅游服务合作可以通 过国际产业转移促进我国国际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当前应抓住CAFTA服务贸易协议和WTO全面放开的机遇,变与东盟旅游强国的竞争为竞合;通过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国际产业转移来实现生产要素的优质遴选,促进市场需求的提升和满足不同层面上的旅游消费需求;寻找适合旅游经营主体发展的策略以增强竞争实力,并促进相关辅助产业的发展和扶持以及实现政府政策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优化.     

论国际制度视角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迁

国际制度对每一个开放国家的发展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从一个国家对国际制度的认知和参与程度,可以透视这个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从国际制度的视角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脉络作一梳理,并以国际制度理论深入分析每一阶段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对中国处理好国际关系,保障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利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法社会学视阈下的前科消灭制度研究——以《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为例

从法社会学的标签理论和人权理论出发来审视,前科消灭制度具有当然的合法性基础,应该在刑法立法中予以体现。《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的前科消灭制度体现了人道主义原则,对前科消灭作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这对中国的相关立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应该改革当前的刑事法律思想,选择"前科应当消灭、但是不能全部消灭"的前科消灭制度的立法路径。     

国际发展援助的新兴力量——以印度对外援助模式为分析视角

在过去的十年间,印度通过自身的规划与努力逐步建立起符合自身利益诉求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并在国际发展援助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印度模式。本文以印度国际发展援助理念为切入点,分析了印度以南亚为核心,非洲、亚洲为两翼的国际发展援助特点,在运用实证数据分析印度对外援助区域特点和战略诉求的基础上,比较了印度与中国在非洲发展援助的差异点,并对印度现有的国际发展援助组织的特点和对外援助模式进行总结与归纳。     

国际减贫视角下的中国扶贫——贫困治理的相关经验

中国在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社会转型的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从1981年到2015年,中国是全球贫困人口减少最多的国家,为世界减贫做出了巨大贡献。经济的高速增长与贫困人口的大规模减少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核心叙事。通过回顾中国减贫的历史进程,梳理不同时期具有连续性特点的减贫机制,在收入分配格局、经济增长和减贫之间复杂关系中探讨中国贫困治理的经验。如何客观地、历史地呈现中国的减贫经验,不仅对总结中国经验十分重要,而且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     

公民网络隐私权的国际私法保护制度研究——以国际民事管辖权为视角

公民网络隐私权是传统隐私权在网络传播领域内的延伸,网络传播媒介快速发展的同时,使得侵犯公民网络隐私权案件具有空间上的随意性。公民网络隐私权的跨国界流通,各主权国家的重视,表明在国际私法层面来研究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具有必要性,特别是以国际民事管辖权这样一个新的视角,以期提供一种更好的方式来保护公民网络隐私权。对协调国际民事管辖权冲突的一般原则和管辖权理论作了探析,随之进行管辖权的分类,在比较国际私法上考察,提出了对中国有益的启示问题。     

国际视野下的过程哲学与中国禅学的对话——《唐都学刊》主编申亚民教授应邀出席

过程哲学主张世界即是过程,中国禅学旨在明心见性。两者一方面是具有哲学意义的精神内核,一方面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态度,在思维方式上息息相通,这是进行对话的基础。2013年6月4日,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术报告厅,美国汉瑞克斯大学过程研究中心与陕西师范大学佛教研究所共同举办了“过程禅学学术交流研讨会”,过程哲学与中国禅学进行了国际视野下的交流与对话。     

中国产业国际主导权构建思考——以广西制糖业为例

发达国家在国际产业体系中拥有较强的产业主导权,我国产业则处于相对不利地位:产业发展资源保障能力弱;自主进步能力弱,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市场主动权缺失。考察英国全球产业主导权的形成与衰落,为产业国际主导权构建提供有益借鉴与启示。以广西制糖业为例,阐述广西制糖业构建区域性(东盟区域)产业主导权,来例示我国产业国际主导权的构建路径:推动产业在价值链内升级;加强跨国资本运营,推进产业跨国并购;强化对于资源的控制,控制制糖原料;推进自主创新,占据制糖业技术主导权;提高食糖交易中心水平,铸造食糖定价权。     

论《东盟宪章》的签订对东盟的意义——从国际组织法的视角探讨

从国际组织法的角度来说,《东盟宪章》正式签订,赋予了东盟这一国际组织以法律地位,还对成员国具有拘束力,同时使东盟确立了自己的目标、原则,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区域性组织,从而改变了它长期没有独立法律人格的状态,对加强区域一体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纽约公约》及其对中国仲裁制度的影响

1958年《纽约公约》树立了国际仲裁领域国际统一立法的典范,为国际商事仲裁这一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广泛使用的争议解决方式得到迅猛发展奠定了基石,也对中国仲裁制度产生了深刻影响。     

消费主义视野下情景喜剧的生产机制——以《武林外传》为个案

情景喜剧作为电视剧种之一,它的发展流变暗含了中国历史语境变迁、文化逻辑运动的表征元素,它的现时境况也映照着当下的社会观念、审美趣味与文化思维。《武林外传》作为一部比较独特的情景喜剧,暗含了解读当下时代的精神特质与文化逻辑的密码,通过分析《武林外传》的生产机制,既可以探寻《武林外传》剧成功的意义生成策略,为今后的情景喜剧、电视节目乃至其他文化产品的出产与发行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教训,又可以从中窥探当今的文化价值取向与审美观念,反思新世纪以来电视作为最重要的大众媒介参与大众文化运作的得失功过。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的强制调解制度评析——以中国利益为视角

强制调解制度是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各方利益角逐的妥协结果,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某些特定争端的解决提供了一条折中的道路。该制度除启动上的强制性外,保留了一般调解的灵活性与可控性等优势,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缺漏与矛盾。据此,一旦强制调解制度与我国产生联系,对中国利益的影响将呈现双面性的特征。总的来说,强制调解制度看似险恶,实际给争端方所造成的风险较小,只要合理地解释和利用,以从容的态度应对,并不会对中国的利益造成严重影响。     

晚清政府的近代民族主义意识及其国际化努力——以参与国际公约为视角

参与国际公约是晚清政府近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成的重要途径,也是近代中国国际化发展之基本环节。在此历程中,晚清政府逐渐改变孤立封闭和妄自尊大的传统民族主义意识,转而强调与世界的联系和接轨。同时也要求防范和抵制外国侵略,追求国家主权独立及平等。另外,还积极考量本土发展状况,以免因盲目国际化而损害民族国家利益。这些诉求构成晚清政府民族主义意识之主要方面,兼具了近代民族主义反抗与建设双重内涵。它既是顺应国际化趋势的产物,同时也在尽力避免国际化的一些负面因素,从而表现出了相对开放和理性的特点。而如何使民族主义和国际化保持恰当平衡至今仍是颇有意义的问题。     

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精神——以中国大陆地区和香港地区为视角

消费者保护问题不仅涉及消费者个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权益,还涉及经济的健康发展与社会的安定和谐,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它越来越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从中国大陆地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基本精神的理论阐释入手,分析大陆地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精神,并在与香港地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基本精神体现的比较评析的基础上,对中国大陆地区立法的不足提出完善建议,以期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进一步贯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精神.     

“一带一路”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影响研究——以岭南文化的国际传播为视角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岭南文化国际传播成为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际影响力的一条特色路径。岭南文化国际传播理念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规范着岭南文化国际传播的价值导向。要做好岭南文化国际传播必须发掘传播客体,拓宽传播平台,深入文化体验,讲好岭南故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提供文化资源和文化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