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学风蠡测

求是学风蠡测洪保平从１８９７年求是书院创办至今，浙江大学已走过整整１００个年头。回顾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５年竺可桢校长在贵州遵义湄潭成功办学的７年，其教育思想、办学方针、优良学风等，对今日的浙江大学乃至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浙江大学优良的...     

竺可桢拒录差分的儿子

正1943年,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大儿子竺津从浙大附中毕业,报考浙大史地系,总分只差5分没有达到录取标准。负责史地系招生的教授是竺可桢的学生,这位教授准备瞒着竺可桢将竺津录取。而竺可桢在最后审定录取名单时,发现了这一问题,严厉地批评了这位教授,     

“竺可桢教育思想研讨会”会议综述

今年是我国著名教育家、科学家竺可桢诞辰120周年.为缅怀竺可桢的丰功伟绩,研究和弘扬其杰出的科教办学教育思想,浙江大学于2010年3月19-22日举办了"竺可桢教育思想研讨会".有关党政领导、两院院士、专家学者及浙江大学的师生代表近百人参加了会议.     

竺可桢与张其昀交谊考

张其昀是竺可桢在东南大学地学系培养出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在学术思想上深受竺可桢的影响,师生之间情谊深厚. 1935年,浙江大学师生强烈要求驱逐校长郭任远,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迫于压力,最后选定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而竺可桢最终同意出任浙大校长,陈布雷、张其昀等人的游说功不可没.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的竺可桢倾心于学术研究,无心政治,自认"不善伺候部长,委员长等,且亦不屑为之"(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未注明者皆出自此文献),对出任浙大校长一职不为所动.任教于当时中央大学的张其昀知悉后,竭力劝说竺可桢执掌浙大并协助解决相关事宜.     

南高史地学派引论（下）

南高史地研究会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一个以在校学生为主体的学术社团,实行导师制,主要的导师为柳诒徵和竺可桢;会员中的骨干为陈训慈、张其昀、缪凤林、郑鹤声、向达和刘扌炎藜等人。上述诸人因为学术旨趣相近,在史地研究会及其会刊《史地学报》停止活动后,另行活动,最终形成了现代学术史上与学衡派有紧密关系的南高史地学派。     

南高史地学派引论（上）

南高史地研究会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一个以在校学生为主体的学术社团,实行导师制,主要的导师为柳诒徵和竺可桢;会员中的骨干为陈训慈、张其昀、缪凤林、郑鹤声、向达和刘扌炎藜等人。上述诸人因为学术旨趣相近,在史地研究会及其会刊《史地学报》停止活动后,另行活动,最终形成了现代学术史上与学衡派有紧密关系的南高史地学派。     

沟通文质:国难之际浙江大学学术转型

注重实用科学,“抑文重实”为1930年代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一贯主张.起初,浙江大学可谓实践此一政策的典范.然而,竺可桢长校之后,改革教育理念,发展文史学科,调整学科结构与人员组成,浙江大学学术风气为之一变.为调和各院系间的分歧与矛盾,竺可桢提出以“求是”为校训,升华“求是”精神,以此平衡文实冲突,倡导科学人文化.国难之际浙江大学的学术转型,旨在扭转“物质主义”风气,力求融汇新旧,沟通文质,开中国文化之新途径,以此为通才教育之先导.     

竺可桢与浙江大学的“求是”校训

“求是”是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的院名 ,也是竺可桢校长 1 93 6年到校后制定的校训。这种源远流长的“求是”精神 ,伴随着学校成长壮大的历程而愈益发扬光大 ,已成为今天推动浙江大学探求真理、改革创新、忘我奋斗的一种精神力量。竺可桢校长到浙江大学任职后不久 ,在一次讲话时曾这样说 :“浙大的精神可以以‘诚’、‘勤’两字表示。”“学生不浮夸 ,做事很勤恳 ,在社会上的声誉亦很好。”为继承和发扬这种优良校风 ,竺可桢于 1 93 8年在广西宣山定“求是”为校训。“求是”在当时的解释取的是王阳明所谓“君子之学 ,惟求其是”之意…     

竺可桢对哈佛大学导师制的引进及实践

经过蒋梦麟、邵裴子、程天放和郭任远四任校长的不懈努力，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立浙江大学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现代大学体制，不过在学校的内部治理上还存在着诸多问题。1936年竺可桢接任校长后，以母校哈佛大学为参照标准，借鉴洛厄尔校长推行的导师制，倡导博雅和精专并重的人才培养理念，激发学生自我教育，追求卓越；同时，根据学校实际，在实施导师制时，提倡以身作则，训教合一，从而造就能担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袖人才。由此，浙江大学声誉鹊起，在抗战后期成为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竺可桢与胡适赌寿

竺可桢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曾任浙江大学校长。胡适是位学识渊博的大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     

论明清之际浙东学派的实学教育思想

明清之际以朱之瑜、陈确、黄宗羲等为代表的浙东学派,本着实学教育思想,揭露八股的危害与理学的弊端,倡导实行实理、经国济世之学,在当时乃至以后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竺可桢的办学理念探析

竺可桢在主持浙江大学期间,坚持大学要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领导人才,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最大的目标是蕲求真理等办学理念;他立“求是”为浙大校训,实施通才教育,以非凡的能力潜心经营浙大,把浙大由一所地方性大学建设成具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综合性大学,获得“东方剑桥”的美誉。其大学理念对于当下中国大学坚守大学理想,重建大学精神,进行教育改革,仍具有不可多得的价值。     

叶适的道器观及其对心性之学的批评

在浙江学派诸思想家中,叶适对程朱学派的批评是比较系统的。在道与物(器)的关系问题上,叶适的论述较薛季宣、陈亮等人详尽,认为道与器统一,而统一的基础不是道,而是物、事、器,即世界上存在的具体事物。当理学排斥见闻之知,专务内省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盛行之时,叶适提出了“内外交相成”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叶适还从儒家经典、道统及程朱学派理论渊源等一系列问题上对程朱学派进行了驳斥。     

功利与道义之间—陈亮、叶适对朱熹的挑战

王道与霸道、道统与非道统历来是儒家内部争论的主要话题。南宋期间此问题论争达到顶点。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浙东功利主义学派与朱熹就功利与道义展开激烈论战。陈亮提出“王霸、义利-元”的观点,而叶适则直接否定了朱熹所宣扬的道统论。     

民国学人对朱熹心性论的心理学分析

民国学者汪震、江恒源、陈钟凡、陈青之等从心理学的层面对朱熹心性论作出分析,并对其心理学思想作了阐述,认为朱熹对心、性、情、欲、意、志、才、知觉、思虑等心理要素作了界定,对各心理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建构了初步的心理学体系。在此基础上,他们还进一步分析朱熹的心理学在宋代心理学乃至中国古代心理学史上的地位。这种从心理学层面对于朱熹心性论的研究,不仅是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当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任渊《黄陈诗集注》与江西诗派

宋代学者任渊受江西诗派"无一字无来处"、"以故为新"、"点铁成金"、"以俗为雅"等创作理论的影响很深,在<黄陈诗集注>中,他通过对黄庭坚、陈师道所用大量典故的分析,展示了黄、陈对上述理论的运用之法,在宋代诗歌注释中有较高声誉.     

浙东事功派代表人物陈亮的思想与朱陈"王霸义利之辨"

宋学到南宋发生一个重大变化 ,即理学 (道学 )兴盛 ,成为显学。与之相对的浙东事功派 ,亦兴盛起来 ,形成了与居于主导地位的朱熹所代表的正统派理学之间的对立。事功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具有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 ,与朱熹展开了“王霸义利之辨”。就历史观而言 ,陈亮坚持历史进化论 ,以效果论来辨析“王霸义利” ,属于唯物主义认识论     

朱陈之辩再思考

朱熹与陈亮的著名辩论在古人眼里是性命与事功之争;而到了某些现代学者那里,又成了功利主义儒家对正统儒家的挑战。然而西方的"功利主义"概念根本不适合用来指称陈亮的立场。而这种不适合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这场著名争论的实质。其实,朱陈的分歧并非在是否要功利,而在更加深刻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层次。朱陈之辩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含义丰富的古人如何理解历史与政治的案例。     

北宋三陈先祖考

据陈氏几种宗谱相互印证,相传北宋阆中三陈的远祖经历过河南淮阳—河南颍川—浙江长兴—江西太和—湖南新化的迁徙。其直系先祖为定居湖南新化的陈万。其高祖陈翔授博州刺史未随祖父入湘,遂有其先为博州人之说;陈翔随王建护熹宗入蜀,遂为三陈直系入川始祖。     

朱载堉十二平均律《立均第九》释解辨析

采用历史钩沉和资料对比分析的方法,评述了朱载堉《立均第九》之序言,周伶州鸠、京房、陈仲儒、王扑之均准理论;剖析了朱载堉取四家之说所涉人物、音乐论述等问题;说明和列举了朱载堉新制律准各弦定音、各徽位律名等;诠释了朱载堉《立均第九》的具体内容;得出了朱载堉制作的律准是世界上第一件建立在十二平均律理论基础上的弦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