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尴尬范畴的批判--基于农民工概念演进的内涵和语境

由于历史语境的变迁,农民工范畴经历了从“农民工＝户籍身份（含输出地）＋职业（主要指经济收入）＋阶级成分”到“农民工＝职业＋户籍身份”再到“农民工＝职业”三个不同样态,其演变的语境也相应分为三个阶段。令人关注的是,当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然导致农村土地财富的攀升和“新生代农民工”含义的改变,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工的内涵,即将进入“农民工＝职业＋土地财富”的新阶段。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职业能力动态演进

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职业能力具有基础性能力支撑作用。研究通过构建二元logit模型,以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成长为主线,进行职业能力动态演进研究。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成长过程中的职业能力演进特征显著,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成长的职业能力诸因素中,新生代农民工专业能力的作用呈下降趋势,方法能力的作用呈上升趋势,网络能力的作用呈相对稳定趋势。从策略上看,应进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的系统性开发;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的重点性突破;设计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差别化开发方案。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探析——基于人力资本投资视角

后人口红利时代下的产业转型迫切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寻求适合的发展路径．基于人力资本视角,通过对皖西北五县一市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和职业发展状况的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找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困境,提出解决对策,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道路上的尴尬

在市民化道路上,新生代农民工遭遇了三个尴尬:一是农民当上了工人后却没有获得市民的身份;二是新生代农民工遭遇市民的排斥,陷入孤独和苦闷,面临精神层面上的危机;三是新生代农民工对稳固的婚姻失去信心。要减轻新生代农民工向新市民转变过程中的阵痛,必须确立合法、公平、正义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模式。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特征分析——来自北京某外来人口集中社区的实证研究

以社区为研究单位是社会人类学的一个研究传统.通过对北京某典型社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与早期农民工群体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流动过程中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求职途径已打破了传统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人际关系网络的限制,更倾向于通过个人应聘获得就业机会;诸多客观条件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未来的职业发展.因此,政府和社会需采取相应措施,以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利用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标体系并测算其幸福感的基础上,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异质性视角,重点考察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表明,第一,工作职位晋升满意度、职业病发生概率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养老保险和工作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较高的社会信任感知、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认同度较高的社会观点和看法感知与较高的社会阶层认同感知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子女数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越高,结伴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而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各因素对不同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问题实证研究——基于兰州市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对兰州市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以及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一定影响.兰州市新生代农民工表现为创业者以男性为主、创业领域多元化、以独立创业为主、创业规模较小、创业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等特点;存在创业者综合素质偏低、创业层次较低、创业资金不足、创业环境欠佳等问题.建议: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培训体系,搭建以新生代农民工为对象的创业政策保障机制,健全新生代创业农民工的社会服务体系,鼓励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等.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现状及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是国家战略发展的必然选择,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仍然存在着信息不畅、内容针对性不强、管理缺乏整合、就业功能体现不足等问题,从微观角度提出重视＂三个结合＂,加强培训宣传;加强＂三个认识＂,突出培训的针对性;做好＂三个联动＂,增强管理的有序性;实现＂三个对接＂,促进就业程度等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行为研究——基于江苏省农民工就业调查数据

本文使用就业史数据,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总体水平、动因及其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得出主要结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流动性明显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更低,并且流动地域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而家乡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在其就业流动过程中逐渐降低.新生代农民工更换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追求更高的就业质量,但其工资水平、劳动时间、劳动合同签订率、社会保险参与率等指标并没有随着就业流动而改善,甚至还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     

一个新生代农民工的真实生活

梁忠良的上班场所,有点憋屈地附着在一座高大厂房的墙根底下。一排矮小而狭长的铁皮房子,就夹在两座厂房的缝隙间。门前散乱地停着几辆电动三轮车。     

新生代农民工创新能力培养的路径选择——基于高等职业教育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新能力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高等职业教育具有师资强大、培训体系和实训基地完整等特点,通过采用改进培养模式、推进校企合作和加强职业教育等方式,对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农民工政策过程的批评话语分析——基于“农民工”称谓演变的视角

对"农民工"称谓演变的微观话语分析发现,农民工政策话语在建构社会的同时,也受制于社会结构.我国政府处理农民工事务的行动逻辑正逐步从"服务于经济发展"转向"关注社会民生".政策变迁映射和推动了社会变迁,我国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在经历"严苛管制"自由流动"历程后,正朝着渐进式市民化方向发展.研究还发现,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的微观话语解构是政策分析的有效切入点,有助于唤起更深刻理性的政策协商,促进社会公平.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研究——基于北京市52名农民工消费情况的调查报告

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一特殊群体的规模正在不断扩大,而在其组成结构上又出现了代际变化,即占农民工主体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与旧生代农民工存在诸多差异,其中消费行为上的差异尤为明显。本文的数据基于对在北京的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着重统计和描述了他们的消费特点及消费态度。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教育探析

针对＂民工荒＂凸显出来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的结构性短缺,提出应从五元一体的投入机制、职业培训项目的设计以及职业培训、就业与市民化三位一体三方面入手,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术教育工作。     

新老两代农民工行为和需求比较研究——基于珠三角的实证调查

近年来,珠三角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构成发生较大变化,在今后一段时期,政府和企业将面临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务工群体.本文以珠三角地区1726个农民工的调查为基础,对新老两代农民工的行为方式和主要需求展开比较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在行为和需求方面已经具备与第一代农民工差异性极大的独立社会群体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797位农民工的实证调查

本文通过对全国797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实证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统计方法,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性别、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遇到困难求助城市市民的数量、主要交往对象以及社区参与情况7个变量对市民化的实现影响显著,其中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求助人数与社区参与情况与市民化的实现呈正相关,性别变量中男性农民工市民化的倾向比女性更大,主要交往对象越是以城市居民为主,越有利于其实现市民化。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升角度提出了相应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进程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现状研究——基于与老一代农民工、城市青年的比较

文章利用2011年泉州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抽样数据,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现状,并比较分析新老农民工、城市青年三个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异同点。统计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旺盛但经济条件和时间条件不足,社会剥夺感不强烈,呈现身份认同感模糊、自卑和低人一等的心态;他们的精神状况比老一代农民工好但差于城市青年;三个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满意度表现一致。     

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困境及出路选择——基于苏浙沪7个城市的调查数据

本文通过对江浙沪7个城市劳工生产与生活状况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发展遭遇如下困境:职业发展的内卷化、生产与生活的双重异化、生命历程的“钟摆效应”、身份认同的模糊化.基于此本文提出破除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困境的政策建议:赋予其完整的就业权利,逐步纳入流入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他们在融入城市的进程中却遭遇着以下困境：制度困境、生存困境、发展困境和心理困境。笔者认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必须尽快从根本上解决事实上存在的困境,即寻求走出困境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现实问题分析——基于青岛市和全国的调查比较

新生代农民工已日渐成为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其融入城市社会问题日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通过青岛市的调查数据与全国的比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社会的进程中存在：经济生活上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工作环境不容乐观,社会福利难以保障;社会生活上生活方式趋向城市,社会交往遭遇排斥,身份认同陷入困境;婚姻感情上婚姻恋爱问题重重,留守子女后顾之忧,子女教育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