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德治”思想再探讨

西周的"德治"思想是在周人天命观的支配下建立起来的一套针对以周王为首的高级贵族的政治统治思想,它是一个有具体内容的政治概念,反映了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早期国家政治治理的特点.     

西周初期盟誓述论

西周初期,盟誓作为灭商斗争的一种政治手段,对壮大周人力量、分化瓦解商纣集团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周公东征之后,盟誓成为构建西周国家政权的重要组织形式,使诸侯与天子建立了宗法血缘关系之外依靠神灵监督效忠的政治从属关系。同时,诸侯也通过盟誓方式将异姓贵族纳入了周人宗法秩序,从而扩大了西周政权的统治基础。     

周人之“德”为“明德”论——兼论殷周之“德”的区别

"德"的原始观念来源于人们对"效能"和"能力"崇拜,是古代君王通过"巡省"方式树立自己的权威和影响力的反映。"德"字之初义就是"政治控驭能力和权威影响力",这种观念大概产生于部族联合体的尧舜禹时代,所以"德"不是周人的首创,周人只是提出了不同于商人的"明德"观念,以"帝迁明德"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依据。"德"作为政治控驭能力的代称包括"刚克"和"柔克"两种手段,作为"刚克"手段的刑罚也是原始"德"含义的一个方面。与周人的"明德"观念相一致,"明刑"、"明罚"思想也是周人"明德"观念的衍生思想。     

西周铭文中的“福”研究

西周文献中的"福"是考察早期人文精神建立的一条重要思想线索,铭文保留了"福"由宗教概念逐渐人文化的演变脉络。周初彝铭中的"福"以事神致福为框架,聚焦以祭祀规范获得神佑的含义,围绕"福"的宗教内涵存在一个庞大的概念群。西周中期以降,随着世族的形成与周人政治经验的积淀,西周贵族在铭文中先后累加了以型效祖先威仪、履行政治规范求福的论述,"福"生发出以德求福的人文意蕴,逐渐演化为统合西周宗教规范与人文规范的论述结构。求福规范的双重内涵在春秋时期裂解为"事神致福"与"以德求福"的论争,在战国时期以后成为了中国哲学幸福思想的经典命题。     

锡命制度与周王“正统”及“天子”信仰

锡命制度是周天子封建诸侯、命官赋职、赏赉有功等活动时所举行的隆重典礼。周王锡命并非一种简单的仪式性制度,而是周人统治思维的反映,它渗透着西周的深层伦理价值观念。周天子正是通过锡命礼的伦理定位与价值操演获得了整个社会的心理认同与精神信仰,进而凝聚成"一心辐辏"文化传统与价值思维,从而将姬姓与异姓诸侯(王室与天下诸侯)抟为一个文化认同的政治实体,推而建构出"天子—守臣(诸侯)—陪臣(卿大夫)"政治结构。它不仅与西周时期宗法、分封之制相辅相成,而且是春秋时期尊王攘夷、诸侯邦交的社会心理基础,是战国秦汉以降大一统思想产生的历史源头。     

论西周幸福观的宗教建构

西周的礼仪制度，有吉、嘉、宾、军、凶五礼之说。吉礼是五礼之冠，主要是对天神、地祇、人鬼的祭祀典礼。从人类思想信仰观念来讲，西周吉礼的祭祀活动，主要是祭祀者通过肃穆、虔敬的宗教仪式与神灵进行精神交感，从而求得或者报答神灵的福佑，这是他们认为可以获得国祚绵长、福寿安康的方式。西周的事神致福活动反映了周人关于天、地、人关系的观念，是其幸福观的宗教建构。它既是统治者为获得王命永续、子孙多福、万邦来朝等政治目的运行机制，也是统治者为民祈福、教化民众、和合天下的手段。周人通过宗教层面的建构，为其追求物质生活幸福、政治生活幸福寻找到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精神动力。它是在继承人类早期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关注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开始了将社会治理的观念寓托于原始宗教观念中，使宗教观念开始转化为对人自身存在的确证和张扬，又通过这一观念警戒着社会主体在追求民生幸福的道路上加强自身道德修养，逐渐形成了西周时代的伦理等级秩序、集体道德和天下幸福观念。     

西周的“德治”思想与法制建设

西周的“德治”思想形成于殷周更替之际 ,是对殷商暴政亡国教训的总结 ,主要表现为“以德配天”与“明德慎罚”的思想。在这一思想把“德”的观念引进社会政治与法制领域 ,蕴含着“敬天—明德—保民—受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 ,是西周立法司法、治国理民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及其指导下建立的西周法制所昭示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勤政为民、德刑并用、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等社会政治发展方向和法制建设模式对以后传统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析周人的“殷鉴”思想

"殷鉴"思想是中国史鉴传统形成的重要标志。本文主要分析了周人的"殷鉴"思想产生的政治背景,并从尚贤使能、重视宗亲和敬德保民、戒酒无逸两方面论述其丰富内涵与价值。     

西周时期的洛邑建都

潍坊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王明德在《论西周时期的洛邑建都》的来稿中指出:洛邑的营建在西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古代政治史上亦是一个创举。武王、成王营建洛邑“居九鼎”,分设东西两都,这对于加强中原地区以及四方的管理和统治,创建强大的西周王朝,起了重大作用。洛邑作为丰镐功能的延伸和统治东方的据点,发挥了都城的政治、礼仪中心职能。武王和成王经营洛邑,更看中的还应是它的军事价值。位处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和对东方的军事态势,使洛邑成为西周王朝维护东方统治的军事中心。在洛邑常年驻屯有西周主力军队殷八师,号称“成周…     

“新造邦”与西周“作新民”的思想维新路线

在对殷周社会的历史反思基础上,周人清醒地认识到西周是一个不同于以往国家形态的充满生机的“新造邦”(《尚书·君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造邦”之“新”是一种维新体系,既包括思想观念的天命之新,也包括社会形态的邦国之新。“新造邦”理念体现了西周初年政治家们的政治自信,也表现出他们内心的忧患意识和紧张心态。变革维新是西周初年的思想和文化潮流,“新造邦”是一个过程,需要对殷商移民进行思想改造,更需要富有古典人文主义精神的周代“新民”。“作新民”(《尚书·康诰》)是与“造新邦”相适应的政治理念,也是“新造邦”思想体系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基石。以“新造邦”与“作新民”为代表的求新精神,标志着西周哲学的理性苏醒和思想黎明,集体主义背景下的朴素的人道思想是西周古典人文主义的精神实质。     

天命、道德和民意——从政治正当性看殷周政权转换

殷周政权转换之际天命伦理化,天命观念发生了从"有命在天"到"天命靡常"的转变,"敬德"思想取代了"敬神"思想,"保民"思想在西周初年兴起。这一时期的思想变革展现出了中国古代政权自我确证是道德的思想路径,即天命是善的,生成道德的政权,道德的政权敬德保民,消灭不道德的政权。这有别于西方政治寻求政权被他者证明是道德的思想路径。     

周人伦理文化观的核心、表现和特点

伦理文化观的核心是道德观。从周人对“道”和“德”的理解可以看出他们的道德观。周人的“道”、“德”观，不仅包含着对天道、世道、人道的信仰、体认和遵从，而且包含着对传统道德、现实道德和理想道德的兼顾整合。周人的伦理文化观表现为观念、行为、制度和器物。周人伦理文化观的特点是政治化、礼乐化和理论化。     

从《周书》看西周时的人性思想

对于原始人性善恶的问题,西周人并没有明确界定,但我们通过对<周书>的考察,可以从他们的言论中推论出其对原始人性的看法.西周人看到现实人性中包含恶的部分,主张以德为主要指导原则,通过教育的方法改造现实人性中的恶,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道德重构与德育反思

历史和社会现实造成大学德育陷入重重误区,人们疾呼道德重构。道德重构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德育反思:道德教育应该保持自身相对独立的形态,不能在“大德育观”中迷失自我;道德教育必须重视道德实践,使德育研究与道德践行同步;教师不仅要用自己的言行去证明道德理论的正确性,还须帮助学生领会由幸福感而衍生的道德对个人的生命意义和对他人的社会价值。     

论学生自律能力的培养

真正道德的产生,是来自人们意志的自愿,不受外界的约束,可以自主规范来约束自己,故道德的最高境界是"自律"。自律,是指根据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和道德思维,为自己立法,并按自己的意志和立法去行动。具有自律的人表现出健康人格特质,如:自觉性、自制性、包容性、坚持性和自主性等。学校应该培养学生在个体道德生活和社会道德生活中学会自律。培养学生自律能力的方法有挫折性教育、自我评价教育、道德问题讨论、道德责任心培养、设置活动性德育课程等。在培养学生自律能力过程中,应注意层次性原则、针对性原则。     

隐士对汉代社会的教化作用及当代价值

两汉政府重视教化,隐士在其中扮演了独特角色。一方面政府有意识利用隐士来宣扬教化;另一方面隐士自觉或不自觉参与其中,方式包括因教化俗、道德感化等。隐士们大多幽居民间,他们或以身作则,或以善化恶、因德化民,对乡里民风的纯化起了积极作用。乡里民风的纯化,有利于基层组织的稳定,进而有利于整个国家的治理。两汉隐士的社会教化功能及隐士精神,对我国当下的道德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仪型文王,万邦作孚”的认识论意义

《大雅·文王》是西周初创作的颂扬文王盛德的诗歌,这首诗歌体现了西周初在重视人道德品性的思潮中,开始产生了关于人自身和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的理性认识。其以人的道德属性配以上天意志的思想,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源头。这种思想将人的道德属性看作联结宗教天命意志和人自身命运的纽带,是中国传统哲学思辨的核心问题,体现了中国古人的思维活动转入对人自身的反思过程中,已经产生了传统哲学思想中的知行论的思想方法。     

造士·选士·命士 --先秦士人文化的发展道路(二)

先秦士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文化群体."士"的指称对象.在西周初年,主要是"殷遗"或周邦以外的"有方"人士.由于周人需要培养自己的官司民守,"士"要领的内涵也就发生了转换和锐变.这一转变的关键,便是周人各级教育网络所具有的"造士"功能.周代教育十分完备,贵族子弟享有各级教育的权利,平民不乏受教育的机会.周代士子受教科目,包括"德行"与"道艺"两类;其培养目标就是德艺兼备,"出使长之"入使治之"的文武兼能之士.周人以射礼选士,也是出于同一目的.周代选士,有相应的爵命制度,胡有"命士"与"庶士"之别.周代士人的培养、考选与爵命之制,决定了他们作为新型知识群体的文化特征.     

教狱相顺 正谊明道——《春秋繁露》的修己治人之道

董仲舒是汉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之一,哲学家和教育家,有“汉代孔子”之称。在先秦儒学向汉代经学的转变过程中,董仲舒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主张“独尊儒术”使儒学神学化、经学化、社会化上。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着重从重德教、辅刑罚,万民之性、待教而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必仁且智以及教师观等方面,来分析董仲舒的修己治人之道,可以使高教管理者对古代儒家伦理管理思想有更深的理解。     

老庄自由及其历史效应

老庄自由是东方特有的自由观 ,它们从理论基础到实现途径都与西方不同。“非汤武而薄周孔”与“独善其身”是老庄自由在历史上的两种政治心态效应 ,其中后者显然是主流。老庄自由没有符合逻辑地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优良传统 ,反而给专制主义开了方便之门 ,这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