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

从地域社会理论视角,以河南省新乡市M社区为例,系统性考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实践逻辑。社会空间的集约化转型导致了传统村落共同体在社会边界、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等多重维度的消解,具体表现为地域边界、地域生活和地域功能不同程度消解,地域共同体重建具体包括基于特定节地率的地域边界重建、基于“户籍均沾”的房屋配置模式和轮流赡养安置策略的地域生活重建以及“大杂居、小聚居”原则下的地域公共性重建,就地域社会学理论视角而言,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核心是地域社会整合机制,一方面,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共同体消解是一种建立在都市过密化和乡村疏离化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另一方面,地域共同体是一个将都市和村落统合起来的统一体,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其实践过程充满动态性、统合性和关联性。     

台湾民族学的祭祀圈与信仰圈研究

台湾民族学在西方欧美学术传统的较深影响下，特别重视田野调查，其在吸收西方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时，也注意与田野调查实际相结合，这显然是一条有利于创新的学术路线。本文所论及的“祭祀圈”和“信仰圈”原本是台湾汉人社会组织的一种，属于民间信仰范畴，是客观自在的社会现象，但在其研究中，以施振民、许嘉明和林美容等为代表的学者却将其深化为一种有用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很值得广泛地借鉴和学习。本文主要叙述了这一理论与方法的形成过程、内涵及其所适用的研究范围。     

土族民间祭祀圈与信仰圈

文章以民和三川土族村落中的部分神祗为切入点，试图用文化人类学中的祭祀圈、信仰圈理论来解释和探讨土族民间信仰与土族村落发展问题。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变迁及秩序重建

借鉴地域社会理论研究范式,从空间生成、制度规范以及主体行动三个维度构建中国村落共同体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城中村、超级村庄和新型农村社区为例,对比阐释其空间生成、主体重塑、秩序整合等方面的经验样态及实践逻辑。研究发现,乡土发展与村落转型的多元化动力机制及推进模式,使得中国村落共同体变迁呈现总体性、动态性,并在空间整合、制度转轨及主体重塑方面表现出复杂性、渐进性。因此,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秩序重建,既要遵循村落共同体变迁与乡土社会转型的空间生成演进规律,调动村落共同体内生资源和居民主体性,实现传统村落共同体空间功能及其整合路径的现代性转型;又必须在新型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意义上,实现乡土性与都市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有序衔接和良性互动,将制度嵌合和机制转轨的社会代价和心理成本降到最低。     

辽西走廊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以北镇医巫闾山祭祀文化为中心的考察

北镇医巫闾山是辽西走廊上的重要标识,集镇山文化与廊道文化等多重要素于一体,是中国古代胡汉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与空间。中国古代北方各民族与中原汉族对北镇医巫闾山的共同崇祀,促进了胡汉民族的交汇融合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体现了北方诸族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诠释了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这些肇兴于中国东北的古代少数民族及其政权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员。通过对北镇医巫闾山祭祀文化的考察,表明辽西走廊不仅是重要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同时也是重要的“历史的文化枢纽”,兼具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功能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知识生产功能。辽西走廊将在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持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祭祀仪式活动中村落关系的构建与变迁——以湖北省仙桃市西流河镇罐子湾为例

祭祀仪式作为一种伴随着人们生产生活而产生的文化现象,是村民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系村落居民关系的重要纽带。湖北省仙桃市西流河镇罐子湾的祭祀仪式可分为祖先祭祀仪式和神灵祭祀仪式。这些祭祀仪式体现了罐子湾的村民关系通过集体祭祀、物品互赠、村落互助得以构建。时代变迁中祭祀仪式的转变对村民关系产生的影响,表明祭祀仪式依然是村落关系构建的重要方式之一。     

摩哈苴彝村“出行”群体与地域关系结构——“祭祀圈模式”解释力的局限

在现代国家的背景之下，摩哈苴彝村“出行”群体较之传统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迁，不仅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类型，而且其构成原则亦不同。“祭祀圈模式”对于地域社会构成的解释不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它既忽略了历史的维度，又忽略了其它构成要素的影响。地域社会构成的“深层的乌龟”必须到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构中去寻找。     

摩哈苴彝村"出行"群体与地域关系结构——"祭祀圈模式"解释力的局限

在现代国家的背景之下,摩哈苴彝村"出行"群体较之传统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迁,不仅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类型,而且其构成原则亦不同."祭祀圈模式"对于地域社会构成的解释不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它既忽略了历史的维度,又忽略了其它构成要素的影响.地域社会构成的"深层的乌龟"必须到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构中去寻找.     

遭遇发展的村落共同体：以贵州雷山县上郎德苗寨为例

中国乡村面临的最大变化就是遭遇前所未有的发展,基于发展主义的思路忽视了社会的视野。上郎德苗寨“工分制”旅游发展模式坚持村民共同参与、共同分享旅游发展红利的原则,这一制度设计在激发村民参与积极性的同时,也保证了旅游产品的原生性。工分制的郎德模式是建立在苗族集体行动的文化逻辑之上的,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为郎德村落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经济基础。鉴于郎德模式,中国乡村建设需要保卫村落共同体,开启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的乡村发展之路。     

香港东涌谷地的“祭祀圈”

香港东涌谷地保留了较多的乡村社会特色，其祭祀圈可分为聚落性祭祀圈与地区性祭祀圈两个层次，其中前者又有以社坛为中心的类型和以土地庙为中心的类型。不同层次和类型的祭祀圈有不同的祭祖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祭祀圈发生了改变，这些改变发生在祭祀群体、祭祀活动和祭祖范围等上面。通过考察祭祀圈现象，可以进一步认识该社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     

仪式与“村落共同体”——以日本仙台秋保町马场村送葬仪式为例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农村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进入转型期,农村土地分化,农业生产家庭化,传统的以"本家"和"村组"为核心的村落共同体社会受到冲击,大量过剩的农村人口外出求职,农村人口老龄化。如今在日本,传统村落已经终结的说法不绝于世。但是,日本宫城县仙台秋保町马场村的葬礼仪式却表明,村落葬礼仪式不仅在今天仍然发挥着延续社会构造、整合社会秩序、强化集体情感的功能,而且还是村民文化和社会认同的重要基础,在维系村落"共同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总之,日本村落的文化传统在社会延续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     

传统节日庆典与村落共同体意识的构建——以恭城石口村瑶族“花炮节”为例

花炮节是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石口村最具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传统节日庆典。花炮节主要内容包括还花炮、游花炮、文艺表演和抢花炮,是一个有祈福、庆祝、纪念、祭祀、社交等多重内涵和性质的综合性节日。花炮节承载着村落历史、民族记忆,有利于地理边界、社会边界的再确立;有利于推动传统伦理与现代观念、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碰撞,实现村落秩序的整合;有利于利用文化资本,助力村落振兴,实现了文化共享。花炮节推动了村落边界的再确认、秩序的整合以及文化共享等多重目的实现,展现了村落共同体生成的实践路径。     

祭祀圈内宗教实践的差异性——基于河北苍岩山三皇姑信仰祭祀圈的调查

寺垴、胡家滩、贾家口三个位于三皇姑祭祀圈内的村落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宗教实践。寺垴村村民虽然围绕着三皇姑,但除了岁末上香外,村民们并没有其他的仪式活动。胡家滩的村民虽然信奉三皇姑,也有一定的敬拜实践,但村民更多是因经济利益与苍岩山庙会发生往来。在距离苍岩山百余公里的贾家口,村民们虽距三皇姑较远,但在日常生活中却有着一系列的宗教实践,并形成了朝山进香的规矩礼节。三个村落宗教实践的分析表明:神祇的祭祀圈并非一个均质的整体,祭祀圈内的民众与神祇总是形成或浓或淡的关系,这种信仰的浓淡与距离信仰中心地的近远是一种反比例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祭祀圈内差异性的宗教实践。     

由单族群的"神祇"到跨族群的"村落神"——关于一个朝鲜族、汉族混居村落"山神祭祀圈"的民俗叙事

对一个朝鲜族、汉族混居村落中,山神由朝鲜族一个族群的祭祀神发展为村落保护神的现象进行了结构过程的展示。并同时分析、呈现了村落社会山神信仰在社会变迁背景下的民俗文化实践过程。认为民俗文化生命力来源于生活世界,并同时就是生活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     

乡村文化建设与村落共同体振兴

市场经济背景下,村庄社会的经济关联和社会关联不断弱化,文化建设是振兴村落共同体的重要出路。考察农村文化建设的历史沿革和实践经验,发现行政包办和激活社会是两种主要的乡村文化建设方式。行政包办式文化建设因忽视乡村社会自主性和农民需求乡土性,陷入供需错位、资源闲置浪费等困境。山东博山发掘传统农耕文化资源,通过分类识别、思想引领、组织再造等机制激活村庄内生性文化优势、激发村民参与文化建设的主体性,实现从行政包办向激活社会的文化建设逻辑转换。激活社会式文化建设以优秀道德观念为媒介凝聚村民价值共识,以民俗活动为载体营造村民互动空间,再造村民间的社会性联结,促进村落共同体振兴。     

湖湘村落家园共同体意识在现代乡村社区中的培育研究

传统村落是典型家园空间的聚落共同体和文明汇集的共栖地。湖南乡村正处于包括传统村落在内的乡村社区向现代乡村社区转型的时期,而现代乡村社区培育既包括社区空间的合理营造,也包括凝聚家园共同体精神的社区文化建构。湖湘村落蕴含的空间伦理、审美观照和“家园共同体”意识,是现代乡村社区文化培育的基础。探究传统乡村景观中的空间特性、艺术审美、家园共栖意识等社区精神的现代延续与话语转型,是培育现代乡村社区文化的重要路径。     

从多民族杂居村寨的村落共同体 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基础 ——基于贵州省乔央村的观察与思考

[提要]共同体是由具有共同性的一群人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提出,表明了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需求和强调。贵州省乔央村的5个民族村民存在超越民族身份差异的同姓不婚习俗、超越民族文化差异的土地信仰文化、超越民族社会边界的村寨互惠秩序、超越民族利益的村落共同利益,不同民族村民具有的共同性促进了村落共同体的生成与维系。西南民族地区多民族杂居村寨分布具有普遍性,多民族村民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后形成了若干超越民族差异的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微观层面的多民族杂居村寨村落共同体的生成与维系,可以成为宏观层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社会基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渡城隍“巡街”的人群与社会——兼论祭祀圈理论的解释力

祭祀圈理论是人类学区域社会研究的重要理论范式,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中渡作为西南边陲的小镇,每年城隍巡街吸引了周边民众参与其中。一方面,运用历史资料和传说,以国家与社会为视角,说明帝国为了教化边疆把城隍带入中渡,而中渡由于其移民社会的特质,接纳并广泛祭祀城隍。另一方面,结合民族志,当下中渡民众由于不同的诉求对城隍有不同的理解,在地方社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意义图式。在此基础上,进而说明祭祀圈理论不仅要关注"地"对"人"的影响,也要研究"人"对"地"的作用,才会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跨地域信仰圈的形成及其地域文化认同分析——以汉代人神信仰为例

两汉时期存在着若干跨地域的信仰圈。这些信仰圈以与本地域有关系的历史人物为崇祭对象。本地域的民众通过对该神的献祭、歌舞等仪式活动,实现了相互间的文化认同。汉代人神信仰在促进地域文化认同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