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权的基本内涵与地权模式的时空差异北大核心CSSCI

土地是一个国家最核心的资源,土地制度也是一个国家最核心的制度。对以耕种土地为主要生产活动的乡村地区来说,土地制度对其它相关制度有很强的决定作用。本文扬弃了将地权理解成狭义的产权,转从汉语的本义来理解地权之"权",认为地权包括了治权、身份权和产权三重属性。中国历史上的地权模式存在三种"权"依次凸显的历史演进,当前正在发生的是地权的产权化过程。进而从治权、身份权和产权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当代中国地权的内在结构,并以此为框架分析中国地权模式的区域差异。其中也不可避免地探讨了地权模式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关系,认为不同的地权模式对于乡村治理形态会有相应的影响。     

中国农村地权冲突的类型比较与治理路径选择

中国农村地权冲突集中地表现为征地拆迁冲突、违建执法冲突和农地流转冲突三种类型,它们具有发生频率高、抗争强度大和影响范围广等特征,逐渐演变为基层治理中系统性的"土地风险"。中国农村地权冲突是地权分割、乡村与基层治理弱化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诱致着地权冲突的发生、扩散与演变。中国农村地权冲突的治理必须考虑到产权单元、社会因素与治理单元之间的互动,以地权渐进式发展促进基层治理良性变革,以基层治理结构和功能的完善来维护地权实施规则的统一性。因此,应通过促进地权发育和发展、构建以公平正义为理念的地利共享机制、以股份制改革提升农民自主治理能力和转变基层政府经营土地的理念、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失地农民生计转化等举措来化解农村地权冲突。     

征地拆迁对农村阶层分化的影响——基于湖北省荆门市城郊农村的调查

在城郊农村阶层分化背景下,征地拆迁本质上是对土地增值收益在农村各阶层间的再分配过程,它涉及到阶层间的博弈关系,必然对农村各阶层的状况、阶层流动和阶层关系产生影响,重构农村阶层结构。征地拆迁对农村各阶层的影响因各阶层的权力、土地和社会关系差异而不同,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有的阶层实现了向上流动,而有的阶层则在经济、声望和职业地位等方面都下降了。征地拆迁中的阶层博弈既促成了精英阶层内部的利益联盟,也产生或加剧了其他阶层与农村体制精英的对立关系,农村阶层关系愈发紧张。     

原始地权分裂中的国家政权集结

土地是古代社会最为重要的政治性自然资源,以土地为中介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是分析古代社会政治生态的重要线索。原始地权在“任土作贡”的过程中分裂为法权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和土地占有使用权,这是国家化的公共权力、政治权力集聚成型并最终使社会形态发生质变的过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环节。在土地关系变迁、赋税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夏商西周社会的国家政权被模式化、系统化,并逐渐成熟。     

征地拆迁:一个农村阶层关系重构过程——基于湖北省荆门市城郊农村的调查

农村征地拆迁涉及到农村阶层间的博弈关系和利益的非均衡分配,因此它会对农村阶层关系的性质和状况产生重大影响。研究发现,征地拆迁重构了农村阶层关系,引起了阶层对抗性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农村体制精英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对抗性关系成为农村矛盾最深刻、发生频率最高、规模最大的阶层关系组合,说明当前我国农村阶层关系的整合程度较低,社会关系的和谐程度较差,应该引起重视。     

“祖业权”:嵌入乡土社会的地权表达与实践——基于对赣西北宗族性村落的田野考察

经历了一系列土地制度变革后,当前的农村社会中依然有着较大范围和程度上关于土地是“祖业”的认知和表达,并影响着国家的法律实践.祖业观念下的土地产权——祖业权,具有人格化、象征性和社区化的特征,使得其性质上是具有较为完整的使用权,却不具备独立产权的完整性,而明显区别于建立在西方市民社会基础上的私有产权.中国土地产权的观念型塑与村落的社会结构之间有着自洽的逻辑,它与家族的绵延性、伦理本位和差序格局有着密不可分的共通关系,“祖业权”是嵌入在以血缘为主要纽带的乡土社会之中.由此,在国家建构的地权建设中,尤其要注意地方社会也在建构着关于土地产权的“地方性共识”,进而避免落入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     

建构农村阶层关系研究概念体系

随着农村阶层分化的不断展开,阶层关系逐渐成为农村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并在农民日常生活和政治社会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其经验性研究越发凸显和迫切。然而由于相关理论、方法和概念相当薄弱,农村阶层关系的经验研究严重滞后。在农村田野经验调查的基础上,就农村阶层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重要概念进行经验性解析和阐释,在理论与经验之间搭建桥梁,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相关知识和理论基础。     

近代中国东北地区地权的流变

近代东北地区地权发生两次重大转变：晚清,经历了旗地转变为民地,官有转变为私有土地的过程;民国,经历了土地集中到分散的演变。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前提条件。两次重大的地权演变,地权的集散程度共同规定着土地资源的配置,土地的商品买卖贯穿着整个过程。     

阶层重塑：土地流转对社会阶层的影响

经验调查呈现出：土地流转与农村社会阶层的关联问题。研究发现：地权变革是农村各阶层利益的再分配与重组过程。已经严重分化的农民及其对土地不同程度的依赖和流转意愿是土地流转在农村实践的社会基础。自发流转塑造出中间阶级,是农村社会的中坚力量,其发挥着“中间价值”的功能,这种流转模式基于自愿并使流转双方互利共赢,当前地权变革理应给予足够的重视。而土地大规模流转则消解中间阶层,从而引发村治困境及农村社会动荡等系列问题,对这种流转模式,在“过密型”农业仍将继续存在的前提下,必须谨慎对待。     

中国城镇社会的阶层分化与阶层关系

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利益、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最重要的基础之一。利用2003年度GSS调 查数据,对中国城镇社会阶层的分化和阶层间关系的分析表明,在资源与机会、社会交往、社会评价、阶层认同 和职业流动上,阶层间的分化日益明显。一个和谐的社会并非一个不存在社会阶层,不存在阶层间不平等、阶 层间冲突或矛盾的社会,而是一个能够整合不同阶层的利益、控制阶层矛盾和冲突的社会。     

中国阶层冲突的新趋势与结构性根源

在任何一个存在阶层的社会中,不同阶层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地作为一个社会事实而存在。阶层之间的冲突既有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负功能,亦有增强阶层内部凝聚力、调适阶层间利益关系、促进社会整合等正功能。当前,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一个突出社会影响是阶层结构的显著变化,阶层冲突也具备了一些新的特点。在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对中国阶层冲突的新趋势进行描述。同时,对当前中国阶层冲突的结构性根源进行探讨,认为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复合影响,是当前阶层冲突的主要原因。因此沿着群众路线的视角,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立场,提出破解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     

国家地权新探

国家地权是是主权国家对其国土资源依其国家意志所统一享有和行使的设定权、规划权、管制权、征收权和最终处分权等公权和权力。国家地权一直行使"授田"与调整、限制的基本功能。国家地权不是所有权意义的私权,而是终极所有制意义上的国家职权,体现了一种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     

中国近代化转型中的农村地权关系及其演化机制——基于要素-技术-制度框架的分析

传统中国的农村地权关系在近代化转型的社会背景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国家放弃了对土地所有权的控制,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进一步深化,土地交易市场化趋势加快;应用托马斯和诺斯以及速水和拉坦的分析框架,从人口、技术与制度变迁的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农村地权关系在近代中国转型的动力机制,会发现人口压力是近代农村地权关系演变的主要动力;而农业技术层面进步缓慢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受阻是影响农村土地制度效率的发挥以及进一步变革的内生因素.     

中农经济:微观实践与理论意义——湖北京山J村调查

农户经济行为深嵌在村庄社会关系中。与经典的理论判断不同,土地流转与阶层分化条件下的J村呈现出“中农经济”样态。中农阶层在土地生产上互助合作,在生活方式上消遣闲暇,在社会交往上保持融洽的阶层关系与强烈的参政兴趣,整个村庄因中农阶层占主导地位及中农阶层的引导作用而表现出团结有序的面貌。中农阶层为城市化、工业化背景下破败的农村社会注入活力,为粮食安全和国民经济平稳增长提供保障,有助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农民合作能力的增强。尊重农民的经济行为,探索出一条以大多数农民为主体,最大可能增加大多数农民福祉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论香港地权法律制度的基本特点

作为地权制度核心的土地所有权制度,香港既没有承袭中国封建地主私有制,也没有效仿英国,而是根据自身的特殊性,建立了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相分离、土地只租不卖的基本制度。这个制度决定了港府在土地处置中拥有双重身份和权力,从而使土地发展利用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得以比较完善的结合,为土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全面实现提供了法律保障。香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受惠于香港的地权法律制度。因此,分析研究香港地权法律制度,认识其基本特点,对“一国两制”的实现和借鉴香港经验,改革与完善我国地权法制都有相当价值。     

20世纪30、40年代费孝通地权思想浅析

20世纪30、40年代,费孝通地权思想在农村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他认为农民贫困是农、地分离的根本原因,主张通过发展乡村工业来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防止农民与土地的分离,地权分配与土地生产相结合,分散所有权,集合经营权,以发展农业的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费孝通地权思想来源于纯学术性质的农村调查,着眼于农业未来的现代化发展方向,具有"普适价值"与更为广泛的意义。     

农民上访的阶层对抗解释

立足于浙北D镇的个案考察,引入阶层对抗的解释框架,集中在村庄政治场域,对富人阶层参政以及村级资源分配逻辑的分析,揭示经济分化背景下农民上访行为背后所反映的阶层性特点。富人阶层通过对村级权力位置的争夺获得村级资源和利益的分配权,并遵循私人化、市场化的分配逻辑将底层排斥于外,并引起其中部分直接利益受损的底层村民以上访为主要斗争方式进行反抗。这说明在大量利益不断注入以及富人阶层当政的情况下,村庄缺乏合理、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各阶层之间在村级资源和利益上形成了一种竞争和博弈关系。     

“地权集体化”:传统农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逻辑

由于基层多样的制度创新,传统农区宅基地制度改革超出了现行政策提倡的财产化改革的范畴,需要在理论上作出新的概括。以两个村庄的宅基地制度改革案例为分析对象,通过治理视角考察宅基地制度改革背景下,宅基地地权集体化的政治社会效应及其结构性条件。研究发现,传统农区宅基地地权集体化超越了保障农民财产权的经济效应,具有提高宅基地管理效率,推进村庄建设,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政治社会效应。宅基地地权集体化的实现,有赖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制度基础、“权责均衡”的治理基础及政府支持的政治空间。研究证明,传统农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关键不是扩大权能,而是实现宅基地有效治理。在宅基地制度改革中,“集体”的权利可以被激活,因此,宅基地制度改革需要给村集体留出实践其所有权的空间。     

论农民的地权意识与公共治理 ——以珠三角地区为例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珠三角地区农民的地权意识发生了重要演变,集体所有制中的"公有制"变为"共有制",作为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的土地也因此演变为土地财产,变成了村社集体所有农户利益的集合.地权意识的强化使得土地利益分配固化,导致物业普遍过剩且改造困难,无法适应新一轮的产业升级需求,而且阻碍了公共项目的落地实施,进而影响地区公共利益,形成地区发展低水平的均衡.村民巨大的分红诉求不断被挤压用于公共治理的村社集体资源,甚至形成与国家对抗的强大集体行动能力,国家与村级公共治理能力双重弱化.     

1949～1956年我国农村阶级阶层的变迁

在1949—1956年中国社会大变动的过程中,农村的阶级阶层也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主要受两个运动的影响: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地主阶级已经被消灭,贫农、农村工人、贫民、游民以及富农和中农,由于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变动,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阶层;在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农民的经济分层已经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