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与古代白话小说

从文本语言的角度看,白话小说是指以近代汉语口语创作的小说,更为确切地说,就是以宋元“通语”或明清“官话”等民族共同语编创的小说。所谓“通语”或“官话”,其本身即以某地区方言为基础、又融合多种方言而形成,因此,古代白话小说与方言之间,实际上存在天然的学术联系。若细     

赵树理小说里的方言词汇

赵树理是用加工提炼了的晋东南方言进行文学创作的[1]。赵树理小说里的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相比较,基本上都属于“同词同义”的类型;由于汉字的超方言特点,赵树理小说中的词汇,大体上也都是“普通话”的了。赵树理的小说,具有浓郁的乡土风味和鲜明的地方色彩,除了其它原因外,这跟小说中吸收(也可说是保留)了一定数量的、明显地带有地方色彩的方言词汇是分不开的。     

方言:他者的虚妄与真实

在近期的方言小说中,方言被当作普通话及公共语言的“他者”,只是这个“他者”并不纯粹,并不总是一种异质性存在,这与普通话、公共语言的侵扰有关,同时也与地域的模糊、趋同有关。但是方言的出场却是思想和语言的突围:试图重建公共话语之外的话语,记忆公共经验之外的经验,反抗对汉语的简化与损耗,摹写语言与生命间的缠绕状态。     

艰难的文化突围——论新时期小说的方言写作

由于方言的原生性、随意性与非规范性,方言写作不得不牺牲文学的共性或可通约性,以及方言自身的意趣.新时期不少小说家基于自己的文化立场和语言自觉,在方言写作方面进行了很多富有成效的探索,试图在某种意义上实现悖论下的突围,使得新时期小说中的方言创作不仅表现为一次回归,更意味着一种超越和突破.但同时也是无奈的妥协.     

方言叙事与乡土审美：从语言功能看贾平凹小说方言书写的价值

贾平凹的小说以乡土书写为特色，既写故乡物事，也喜用方言词语，而他在叙事中不限于使用已有的方言，还常常“自创”方言。对关中方言有独特感受的贾平凹式的语言是其小说“方言书写”的真正内涵。作家通过方言元素所负载的文化物事来揭示秦地的人情事理，构建富含秦地气氛的世界，书写充满艺术感的乡土。可以说，民间叙事、文本交互体系的建构、乡土世界摹写三个方面共同搭建了其乡土叙事体系。而方言书写除体现了作家的审美趣味外，还展现出作品语言的情感价值、认同价值以及文化价值等多重向度。     

方言在明清话本小说中的多重意义刍论

方言在明清话本里是极为凸出的文学现象,具有叙事学、语言学、社会学等方面的意义。目前学界对方言与小说关系的探讨基本以长篇为研究对象。而语言学界对话本方言多有关注,但主要从语言角度出发,因此从文学的角度揭示方言对于明清话本的意义无疑很有必要。文章第1部分着重论述小说家自觉的方言意识及其在明清话本中的具体表现。第2部分主要从叙事学角度分析了方言具有塑造人物、生成情节、强化小说场景真实性与临场感的作用。第3部分讨论了方言作为语言词汇所折射出的种种复杂社会现象。     

试论“无方言族”的形成、特征与作用

“无方言族”是一种新的语言群体 ,语言特征基本与普通话一致 ,其形成有它的特定条件。这一群体的出现 ,对于普通话的普及与提高是十分有利的。无方言群体在生活、工作、学习各个场所都使用普通话 ,并对周围人群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推广、使用普通话方面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促进作用     

张炜小说中的龙口方言词汇语法现象

张炜在小说创作中使用了一定数量的龙口方言词语,使其小说在语言上更具特色。其中部分方言词语在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与普通话有所区别,方言词语的运用在刻画人物形象、反映地域文化及激发读者情感等方面都有突出的作用。     

方言调查、方言资源与国家语言治理

随着社会的发展,方言调查经历了附庸研究、本体研究、资源研究三个不同的阶段,方言调查就是对方言资源的调查、保护与开发。方言资源主要具有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四方面价值。方言调查,对方言资源进行保护与开发,是国家语言治理的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语言治理现代化的途径之一,还是对国家语言治理理论的治理实践与反馈。进行方言调查、方言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实践探索为国家语言治理提供了有益的价值与启示:我国语言治理要坚持主体多元化,突出“国家在场论”原则;保证理论构建的科学性和进步性;为国家语言治理的全球视野提供宝贵经验。     

方言微博语言文化浅析

方言微博从其形式和内容上看,可以分为“以方言写微博”和“以微博写方言”两种。方言微博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透过方言微博,重新审视普通话与方言的“存废之争”,我们认为,在重视语言的统一性的同时,更要注意保护语言的多样性。     

陕北方言与路遥小说的艺术韵味

陕北方言经路遥精心采撷、提炼,流贯、融化于他小说的字里行间,形成其独具特色的文学语言,从而使他的小说获得了一种特殊的韵味。     

新宁县瑶族乡濒危方言“峒话”调查

邵阳市新宁县的麻林、黄金两个瑶族乡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汉语方言,当地人称之为“峒话”,根据实地访问与问卷调查,发现此方言已属于“方言岛”式“濒危方言”,并从代际语言传承（母语使用能力）情况、峒话使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丧失母语人口的数量比例）、现存语言使用域的走向、族群成员对母语的态度等四个方面确定其濒危层级为2～3级。     

现代性视野下的“断头”形象——鲁迅小说中的“断头”形象解读

法国学者伊夫·瓦岱对现代性“断裂”的美学界定为理解鲁迅小说的艺术结构提供了新的视角。“断头”形象普遍存在于鲁迅小说中,它是鲁迅文本结构艺术性断裂的象征符号,并表现为三种形式:语言的、结构逻辑的和叙述主体的。同时,“断头”作为一种民族记忆形式,蕴涵着鲁迅对于国民性的悲剧性判断。     

大同方言中的“赶”

大同位于山西省的北端,属于晋语大包片。在大同方言中,“赶”可以作动词和介词,但主要的用法是作介词。作动词时,没有普通话的义项多;作介词时,比普通话用法丰富而且复杂。本文讨论的内容和列举的例子主要以大同市所辖各区为主,通过对大同方言词“赶”的使用情况加以具体的描述、分析和说明,与普通话的“赶”进行比较,说明大同方言词“赶”的语言特色。     

汉字有超方言作用吗?--起超方言作用的是汉民族共同语而不是汉字

“汉字有超方言作用”这一观点现在盛行于我国理论语言和方言学界,经考察源于早期西方汉学。由于与中国传统语言学对汉字作用的看法、新化运动时期对汉字的批评及构拟中古语音和方言调查中运用汉字系统进行研究的经验暗合,故为我国理论语言和方言学界普遍接受。其实,这一观点完全违背语言理论中口语与字间关系的定论;持此观点对此所作的解释－－汉字具有特殊导也不能成立,从汉字上不可能读出方言词汇、语法和真正纯粹的方言语音。因此,汉字没有所谓超方言作用,起超方言作用的是汉字这一书面符号系统所反映的汉民族共同语。汉字的方言读音是“蓝青官话”－－不规范的共同语语音。     

“玩”的就是文字──兼评王朔小说语言的灵气、生气和痞气

王朔小说语言的特点为“玩”文字，即一种驾驭文字的能力和冲动，一种随心所欲地调遣文字的境界。他突破传统小说语言的束缚，用一种夸张和变形的手法漫画式地塑造人物，叙述故事。具体语言表现形式为“集装”语汇、“客串”词义，使语言表现力呈现一种“规模”效应。王朔的这种大胆尝试使他的小说语言独树一帜，充满了灵气和生气，但有时也流于庸俗，反映出他的痞气。     

试论鲁迅小说与绍兴方言

一五四时代,鲁迅在猛攻“朽腐的名教”的同时,也大反“僵死的语言”。他还以所谓“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的“引车卖浆者流”的白话,创制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二十多篇杰出小说,显示了我国“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鲁迅小说,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问世不久即为广大读者所激赏和深爱。而小说的文     

南阳方言概要

<正> (一)南阳方言的沿革、特点及其划分所谓方言,虽是指局部地区人们使用的语言。但它的内部发展规律仍然是服从于全民族共同语言的。作为一种民族语言地域分支的方言,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属于一种古老语言(毋语)发展的结果,二是分布在不同地域。南阳方言民族语言在南阳地区的一种地域分支。它不仅具有不同于其他亲属方言的特点,就其内部发展规律来看也是服从于整个汉民族语言的。周朝以前,我国没有信史可考。南阳据传属于《禹贡》“豫州之域”,本夏禹之     

“风俗小说”与汪曾祺

“风俗小说”在新时期文坛占有重要的一席.风俗,通常指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敬节、习惯的总和。它具有自身的稳定性和历史的永久性。即使一个民族本身在时间长河中变迁、湮没了,她所遗留下来的风俗,仍将作为一种文化永存人类史册。风俗包含着风尚的历史性,习俗的地域性,礼节的艺术性与人情的醇美性诸因素,它表现了特定地区人民群众特     

老舍中文小说语言中的行为类北京方言词语

以250万字的老舍中文小说语言语料库为依据,研究老舍中文小说中的行为类北京方言词语的类别特征。按照设定的北京方言词确定原则,从老舍中文小说语言语料库提取出599个行为类北京方言词。将收集到的599个行为类北京方言词语分为表示生命状态、心理情绪、五官肢体活动、人际社会性行为、存现状态和其他行为等六大类若干小类进行细致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