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元对立角度看郭沫若的“风韵译”

两元论是西方传统思维方式。 用三组两元对立关系，即诗人与译者、语言与意义、翻译与创作，分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思想“风韵译”，探讨其深刻内涵，并借助《英诗译稿》中的译诗，看“风韵译”在翻译实践中注重原诗人与译者的统一、注重诗歌内在的语势神韵、注重翻译与创造并举等在诗歌翻译中所表现出来的整合艺术审美观。     

读近两三年的诗——对70年代出生诗人写作的一种观察

近两三年来，一个被称之为“’７０后诗人”的诗人群落出现在诗坛。在“第三代诗人”和“９０年代诗歌”雄居诗坛十余年之后，这一在历史夹缝中艰难生长的新的诗人群落，开始受到了读者的注意。就我搜集的刊物和诗选来看，其作品主要集中在《偏移》、《诗歌与人》和诗选《时间的钻石之歌———中国新锐诗人诗选》（２０００·８）、《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２０００·８）、《’７０后诗人诗选》（２００１·６）等中。另外，《小杂志》、《诗》、《第三者说》等刊也载有他们的部分作品。由于视线所限，有些刊物可能会有所遗漏或被忽视，但…     

《蜀道难》中的野性自然在英美世界的接受与变异

《蜀道难》是盛唐诗人李白的代表诗作,在其传入英美世界的过程中,被多位西方译者翻译。然而原诗中蜀道的“野性”特征在多个英译本中并未再现,而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异。鉴于此,文章从比较文学和生态批评的视角考察了《蜀道难》中的地理意象与动物意象在阿瑟·韦利、艾米·洛威尔等西方学者的七个英译本中的翻译,探究了原诗中自然“野性”特征在英译本中的泛化与弱化,并揭示了这一式微现象所蕴含的东西方异质自然观。力图在发掘《蜀道难》的生态内涵和审美特征的同时,为李白诗歌海外传播研究提供新的阐释维度和研究范式。     

闻一多《唐诗杂论》与《唐诗大系》的诗学会通

闻一多“以诗解诗”与“以诗选诗”相互贯通。闻一多《唐诗杂论》以“诗人学者”的视角解读唐诗,推崇诗歌的情感力度、诗人的人格高度。闻一多《唐诗大系》则以选代评,以“学者诗人”的视角编辑情感力量充沛的唐诗选本。引领唐代诗风转型、强力表现人生痛苦及淡泊情怀的诗作,是闻一多联结《唐诗杂论》与《唐诗大系》的核心文本,理论研究与选本品鉴的诗学会通最终体现为才情与学识的交织。     

《元明清名诗鉴赏》序言

本文概览元明清诗史,认为：肩负历史使命,表现时代精神,发扬现实主义传统,是此期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身处八代唐宋之后,元明清诗人有更多条件对诗歌创作的规律和经验加以理论总结,并自觉运用于创作实践。大体而言,元明清诗人有两大对立诗歌主张,一类以复古相标榜,从明代前后七子到晚清的湖湘派、同光体;一类以性灵相号召,从明代的公安派到清代的袁枚。而诗坛巨子多崛起两者之外,立足于时代与社会,对传统有继承有创新,正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丘特切夫诗选〉译后记》与穆旦诗歌的隐喻

穆旦所撰的《〈丘特切夫诗选〉译后记》和穆旦本人的创作有相当密切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集中体现于诗歌的隐喻表达之上。最能全面概括穆旦的隐喻的感性特征的，是穆旦在文中提出的“消除事物之间的界限”并实现“内外世界的呼应”的主张，这也是穆旦在隐喻表达中体现出的感知与表达方式的核心特征。这种理念实现了观念、语境的互相转化以及内外世界的交流，它还让一些简单的意象下蕴藏着历史与生命的力量。这些特征让穆旦诗歌的感性特征在中国现代诗人中独树一帜，在现代汉语诗学中亦具有积极的意义。     

浅论唐湜四十年代的诗论

在40年代,尤其是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四、五十年的时间里,生活在国统区的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曹幸之)、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等九位年轻的诗人,在继承我国古典诗歌和新诗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现代派诗歌的某些表现手法,在新诗园地里辛勤地耕耘着、探索着,逐步形成了诗歌美学观点大体相同、诗风大体相似的新诗流派。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九位诗人40年代的诗选《九叶集》,所以近年人们将这一新诗流派称作“九叶”诗派。     

京口瓜洲一水间——论唐人选唐诗的地域因缘

《文选》在唐代的地位很高,学者追捧,士子研习,“文选学”随之兴起,来自扬州、润州的曹宪、魏模、公孙罗、许淹等众多学者注音释义,推动“文选学”走向兴盛,其后“文选学”迅速突破地域局限,风靡京师,辐射全国。在“文选学”的影响下,“诗选学”逐渐酝酿成熟,京师掀起编撰浪潮,著名诗选家殷璠辑录了《丹阳集》《河岳英灵集》《荆扬挺秀集》,三部选本均与扬州、润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见部分唐人选唐诗与“文选学”不仅存在学术渊源,也存在一定的地域因缘,即“文选学”由扬州、润州流传到京师,“诗选学”由京师流传到扬州、润州,二者传播路线相同,方向相反,都与扬州、润州有着不解之缘。     

七、八十年代的中法文学交流

七、八十年代的这二十年,是整个中国文学在法国得到全面研介的中兴阶段,它涉及古典、现代和当代文学三大范畴,诗歌、小说等多项领域以及翻译和研究的不同层次,构成了一个多元化、立体型的有机综合体。在古典诗词翻译方面,继50年代集中国古诗翻译之大成的《中国古诗选》问世之后,1977年,法籍华裔学者程抱一发表《中国诗语言研究》,内收唐代37位诗人的122首诗词;同年另一华裔学人梁佩(王贞)也出版了法译《李清照诗词全集》,系法国译介宋词绝无仅有的译作。这两部译著堪称深入介绍中国古典诗歌的代表性译品。     

他翻译了整个中国——记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

2009年11月23日,一切都像往常一样,一切又与往常不再一样。后海边,狭长的小金丝胡同深处,那扇褐色老木门,门扉紧闭。街坊们也许未曾留意,那位坐在轮椅上、偶尔出来遛弯儿的老人,刚刚作别红尘。游客们也许还不知道,在这道灰墙之内,一位一度铸就中国翻译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丰碑的学者,去了另一个世界。他是把《史记》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译的《鲁迅选集》,是外国的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他与夫人合译的三卷本《红楼梦》,与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一并成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译本;他还翻译了《离骚》、《资治通鉴》、《长生殿》、《牡丹亭》、《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等经典作品。他就是杨宪益,中国著名翻译家、诗人、文化史学者。     

吴明济《朝鲜诗选》的文学价值简

明清时期,出现了多种由中国文人编选的韩国古代汉诗选集,明代文人吴明济编选的《朝鲜诗选》则是其中的第一部。《朝鲜诗选》收录了统一新罗至朝鲜宣祖时期的各体汉诗340首,体裁多样,内涵丰富。由于中国与朝鲜半岛同属于汉文化圈,文学关系密切、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而《朝鲜诗选》编选于明抗倭援朝的特定时期,是明朝与朝鲜时期文人通力合作的产物。因此,《朝鲜诗选》体现了中、韩古代诗歌及文化的交流与关联,同时为韩国古代汉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它的刊印也促进了韩国古代汉诗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从而使这部诗选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七、八十年代的中法文学交流

七、八十年代的这二十年,是整个中国文学在法国得到全面研介的中兴阶段,它涉及古典、现代和当代文学三大范畴,诗歌、小说等多项领域以及翻译和研究的不同层次,构成了一个多元化、立体型的有机综合体。在古典诗词翻译方面,继50年代集中国古诗翻译之大成的《中国古诗选》问世之后,1977年,法籍华裔学者程抱一发表《中国诗语言研究》,内收唐代37位诗人的122首诗词;同年另一华裔学人梁佩(王贞)也出版了法译《李清照诗词全集》,系法国译介宋词绝无仅有的译作。这两部译著堪称深入介绍中国古典诗歌的代表性译品。     

《荀子》英译自传播价值取向探析

《荀子》英译传播经历了从基本忽视,到部分、整体价值发掘,并渐成热潮的发展历程,可分为早期单篇英译、中期节译选译、后期全译三个主要阶段。早期两个单篇英译对荀子思想持否定和肯定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中期节译选译根据译者各自偏好重点译介,后期两个全译本则分别采取专业型学术化详尽译介和面向大学生的普及型大众化译介两种不同价值取向,共同推动了西方荀学热潮的形成。《荀子》英译传播未受源出国主流机构推动,以西方学者为主体,受众自主选择、翻译、传播、吸纳,并不断扩散,呈明显“自传播”特征。其文化特异性新颖性和独特价值是其英译传播的文化内因,西方读者对中国视角中国文化的内在需求是其英译传播的文化外因,西方荀学热是《荀子》文化价值吸引与西方文化内需完美契合的结果。     

被忽略的影响--论卞之琳译诗集《英国诗选》的翻译观及其诗学价值

通过探讨卞之琳译诗集《英国诗选》所体现的译者的翻译观及其对中国现代诗歌与卞之琳本人创作产生的影响,可以分析出外国诗歌翻译与本土诗歌实践发生遇合所需要的条件与可能的效果。《英国诗选》产生的影响只是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影响的一个表征而已。     

现当代诗学研究——关于现代诗人与诗歌思潮重释（二）：“景观诗歌”视野中的穆旦

从王佐良的《一个中国诗人》为整个穆旦研究定下基调，到穆旦的《饥饿的中国》标志着穆旦创作走向“世界”，“景观诗歌”视野中的穆旦，其主题词显然是“中国”；“中国”的存在以及它的被凸显，标示着穆旦诗歌意义被争夺的焦点所在。穆旦提供的一种“景观诗歌”，“可译性”是其重要特点，我们应当由此进一步探讨“景观诗歌”对于“中国现代新诗史”的意义，并由此考察穆旦诗歌中备受争议的“中国”问题。     

钱锺书率宋代诗人－读《宋诗选注》札记

钱锺书从《宋诗选注》80位诗人中精选出10位加以评述,是为《宋代诗人短论》。这10位诗人可分为两类：从第一类可看出宋代政治、理学、艺术对穴代诗人诗歌的影响;从第二类可看出宋诗风格的形成及其递嬗演变的规律。二者纵横交错,相互补充,反映了钱锺书从《谈艺录》到《宋诗选注》研究视界的新变,即由艺术赏析向文学研究的多元化方向发展。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小畑薰良英译《李白诗集》的翻译风格及其翻译论争

日本学者小畑薰良英译的《李白诗集》是英语世界的第一部李白诗集单行本,深受英文读者欢迎,颇具影响。译者的中国情结集中体现在这本融译诗与史料于一身的诗集中。他的散体译诗策略秉承了埃兹拉·庞德的译诗传统,颠覆了以往汉学家的中国诗歌翻译风格。1926年,中国学者闻一多对小畑薰良英译的《李白诗集》进行了评介并得到小畑薰良的回应。双方的译事商榷重点探讨了选诗考证、“诗意”能否翻译与翻译对文化、文学的影响等问题,于当今的诗歌翻译仍具有借鉴意义。       

苏轼诗歌在西方的译介与传播——以阿瑟·韦利译介《洗儿戏作》为例

20世纪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自1918年推出英译中诗选集《汉诗一百七十首》后,便在西方一举成名。在该集170首古诗中,韦利只译介了宋代文学家苏轼唯一一首诗歌《洗儿戏作》,这与苏轼本人在世界上的文学地位极不匹配。原来这与阿瑟·韦利所处的20世纪初期英国译介中国古诗的情况、与他本人对中国古诗的主观见解、译诗标准等因素密切相关。分析韦利译苏诗的特点,挖掘其只译介苏轼《洗儿戏作》的原因并梳理韦利译本的流传情况,便于窥见20世纪早期的英国甚至整个西方对中国古诗的译介倾向,以更有利于中国古代诗歌在当代走向世界。     

西学东渐与《天问》研究的嬗变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入华,出于“知识传教”的目的,以学者身份进入中国,接触并引用《楚辞》传教,并以天主教教义解读《楚辞》,乃至译介《楚辞》以推寻教义,从侧面推动了《楚辞》的传播与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宇宙体系与天文、地理知识为中国学者解读《楚辞》提供了新材料与新视野,明代万历以后部分《楚辞》研究著作中已然渗入西方天文学理成分,清代《楚辞》研究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一时期注家或援引西学以证己说,或广征材料以备参详,明清之际楚辞学新变建立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基础之上,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