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是怎样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

<正> 巴金最初是怎样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很不一致。在五十年代,有人认为巴金是从其“独特的生活道路的‘基点’上接近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民文学》1957年7月号);有人则认为巴金是从“用抽象的‘绝对自由’、‘绝对民主’来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抗,来否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这一‘基本点’来接受无政府主义的”(《巴金创作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四人帮”倒台后,巴金思想研究较前有了很大的进展和开拓,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却依然存在着分歧。有的说:“巴金是在寻觅新路时,基于民主主义的革命要求,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文     

社会改革的利器——读巴金的《随想录》

社会改革的利器──读巴金的《随想录》胡中乐巴金１９７４年９月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１９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随想录》是巴金翻译《往事与随想》的“副产品”。...     

周扬的现实主义理论及其与胡风的论争——兼与乐黛云先生商榷

30年代,周扬同志作为“左联”的领导人之一和重要文艺理论家,从1933年到1936年,先后发表了《文学的真实性》、《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现实的和浪漫的》、《现实主义试论》、《典型与个性》等文章,根据刚发表不久的马恩关于现实主义和典型问题的几封书信,和苏联文艺界批判“拉普派”和探     

通俗文学批评及其价值取向

为了说清问题，应该先明确“文学批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据韦勒克考证，“在希腊文中，‘Krites’意为‘判断者’，‘Krinein’意为‘判断”’①。这是“批评”（Criticism）一词的词源学意义。判断有两种，一是判断真假，一是评价好坏。在以后的发展中，“批评”一词千变万化，但是这两种含义却延续下来。培根在《学术的进展》（1605）中指出，批评性的知识有五个特点：“（1）涉及对著者的正确校勘与编纂；（2）涉及对著者的解释和说明；（3）涉及作品的系年，在许多情况下，系年为作品的正确解释提供了重要线索；（4）涉及对著…     

鲁迅“为人生”的文学观

“为人生”是鲁迅从事文学活动的出发点,也是中国新文学初期现实主义流派的创作出发点(包括某些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作家,也接受“为人生”的口号)。一九三三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道:“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     

姬姓分封“查邑”的查氏溯源

本人曾于2000年发表《婺源查氏考略》（《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一文，近年来，又在皖、浙、赣看到多本《查氏宗谱》，后又于嘉兴市得到陈启文先生的文章，先生在文中提到，“从始祖查延一世至今，到‘家’字辈八十六世竞能代传衔接，这在中国家谱中罕见。”陈先生用了“罕见”一词。敦促了我这个查氏八十四代“良”字辈裔孙，更加深入地研读所见的《查氏宗谱》与大量的有关资料。     

用系统的观点看“低谷”

1989年,黄宗忠教授陆续发表了《试论我国图书馆事业如何走出“低谷”》、《八十年代的中国图书馆事业》等文,以敏锐的观察力率先提出了“低谷论”的观点。他认为“从1985年开始,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第二个黄金时代逐渐消失,开始走入‘低谷’,1987 1989年,这种‘低谷’现象已经很明显了。”并进一步对“低谷”进行解释说:“所谓‘低谷’就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缓慢,陷入困境。‘低谷’是与‘高峰’相对来说,事物的发展总是波浪式     

“适才”和“均任”是用人之道的主要内容——《刘子》用人思想初探

西方管理理论自从1911年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出版之后,泰罗的学说风行全球,大家都向美国学习。1981年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伏格尔发表了《日本第一》的著作,在美国掀起了“学习日本运动”。现在,“日本式管理”驰名于世界。可是,日本专家村山孚却说:“日本式管理的诀窍恰恰在于‘激励’。而在这种诀窍中有不少是渊源于中国的古典思想的。”所谓“激励(motivation)理论”,便是专门研究如何激发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日本东海大学研究人事管理     

梁漱溟反动政治思想批判——读《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以下凡引此文,均不另注)深刻地揭露了梁漱溟所谓“乡村建设”的反动实质。     

《硕鼠》并非祈鼠的祝词──与陈建生同志商榷

《硕鼠》并非祈鼠的祝词──与陈建生同志商榷李金坤陈建生同志《＜硕鼠＞是一篇祈鼠的祝词》一文（《晋阳学刊》１９９３年第６期，以下称“陈文”），将《毛诗序》以来“各种注释、评介无不认为‘硕鼠’是‘比喻剥削者’”的定论一笔抹倒，而提出了“《硕鼠》是一篇祈鼠...     

试论我国报告文学的兴起

<正> 我国的报告文学究竟于何时兴起?以前出版的现代文学史都引用以群同志《抗战以来的报告文学》中的提法:“在一九三一年底‘九一八’以前,中国还没有报告文学。那时,即或有少数类似报告文学的作品也未被称为报告文学,因为当时‘报告文学’这一名辞还未被确立起来”。田仲济先生于1963年《文史哲》三期上发表的《特写报告发展的一个轮廓》里,提出不同意见:“……而正式以报告命名的作品,则不能不推一九三二年出版的反映一·二八上海战争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但因此而说在这以前中国还没有报告或类似报告的作品出现,也是不确实的。”在1980年四期《时代的报告》上,刊登了田先生《我国报告文学历史发展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又提出:“中国的‘报告’或‘报告文学’的产生应该说开始于五四时期,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每周评论》上亿万的《一周中北京公民的     

制度创新

崔之元在《二十一世纪》1994年8月号上发表“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并在同一刊物的1995年2月号和1996年4月号上发表“再论”和“三论”),提出中国的改革已面临着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旧的概念范畴已经不能满足需要:“时代呼唤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中国需要新‘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一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我们可以从‘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中汲取一些有益的启发。”以上三论都是当今美国的新理论。新进化论指的是,已经被实践淘汰了的制度,不一定最终不合用,这适用于中国的人民公社和农业学大寨运…     

文学作品的主题新探

主题是文学作品的核心，任何一部作品都是围绕着一定的主题而凝聚为一个艺术整体的。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对“主题”这个概念的理解，却存在着某种偏差。建国以来的文学概论教材，大都将文学作品的主题仅仅归结为一种思想，如认为主题是“作者通过题材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思想”（见蔡仪主编《文学概论》）；是‘’通过形象体系显示出来的中心思想”（见以群主编《文学基本原理》）；是“年过作品描绘的社会生活所显示出来的贯穿全篇的中心思想，也就是一篇作品所显示的总的思想意义”（见十四院校联合编写的《文学理论基础》）。类似的解…     

“为人生”与“改良社会”─—浅议鲁迅与叶圣陶的小说创作

“为人生”与“改良社会”─—浅议鲁迅与叶圣陶的小说创作王铁坤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在１９３３年写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到：“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然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中国现代文学的...     

对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反拨

民族自我中心主义是我国历史上的一种顽固的思潮。孙中山先生曾经形容：“自称‘堂堂大国’，声名‘文物之邦’，其他各国都是‘蛮夷’。以为自己居世界之中，所以将自己的国家叫做‘中国’。”（《孙中山选集》第649－650页）当地理中心论被西方列强的大炮打破后，便有文化中心论继起。“中国之杂艺不逮泰西，而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更然出于万国之上。”（邵作舟《邵氏微言·译书》）西方有“物质的重心’，而东方有“精神的重心”（陈立夫忡西文明的特质与新文化的创造》）。所以“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仅《东西文…     

鲁迅与契诃夫

鲁迅与契诃夫的作品和作风有若干相似。1944年郭沫若在《契诃夫在东方》一文中发表过这种见解。 1936年苏联《真理报》刊载的一篇文章写过:“外国的批评家以鲁迅先生的作风比之契诃夫的作风。”契诃夫的祖国的作家法捷耶夫同样说:“在同情并怜悯‘小人物’但同时又了解他的弱点的这一点,鲁迅与契诃夫是近似的。”     

包惠僧出席中共“一大”身份问题考证

关于包惠僧出席中共“一大”的身份问题,目前还有不同看法。邵维正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中(《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以下简称“邵文”),认为“包惠僧是由陈独秀指派参加‘一大’的”“出席者”。刘培琼、吴恩壮写的《包惠僧不是中共“一大”广州代表》一文(《学术研究》1981年第4期,以下简称“刘吴文”),认为包惠僧“很有可能是陈独秀……指派他以党员个人身份参加‘一大’”。宫玉书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的探     

鲁迅论儿童教育

鲁迅先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义学家、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非常重视儿童教育，认为儿童教育关系到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他认为，看看现今“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况”（《热风·随感录二十五》）．鲁迅先生主张“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的精神，给儿童合情合理的教育，使他们“将来成为完全的人’（《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认为，儿童不仅应有健康的身体，‘市耐劳作的体力，，而且过应有健康的精神。“毫没有被压迫得赢头瘟脑”，“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仿佛一个…     

情暖人心:巴金艺术个性一解

时间,对真正的艺术品是无能为力的。如果从1928年9月巴金在巴黎写完他的处女作《灭亡》算起,迄今业已半个多世纪。夏日冬阳,几度春秋;坎坷风雨,几多劫难,但巴金的作品却愈传愈远,在读者中始终保持着巨大、强烈、深远的影响。巴金作品的艺术生命力何以如此健旺,这是一个值得解读、破译的“密码”。我以为根底在于一个“情”字——他作品所传达出的热情、真情。     

《汪、陈联合宣言》新议

1927年,在蒋介石发动举世震惊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陈独秀同从欧洲回国的汪精卫“协商”,于4月5日发表了一个《汪、陈联合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过去,对这个《宣言》似有定论.如,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认为:《宣言》没有“指责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却竭力为蒋介石掩盖,说‘国民党最高党部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这个宣言是对于工人阶级的欺骗,帮助蒋介石解除了工人阶级思想上的武装”;1986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革命史》认为:“陈独秀……不仅对于蒋介石制造的一系列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惨案孰视无睹,甚至,对中外报纸关于蒋介石要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披露,也置之不理.相反,他竟然与从外国回来,正在和蒋介石密谋反共‘清党’的汪精卫于4月5日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