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怀民对中晚唐“张贾”诗风的继承与发展

李怀民是高密诗派领袖,其律诗创作主要继承以张籍、贾岛为代表的中晚唐五律诗人的传统,如大量创作五律,且呈现“瘦削”、“清真”、“平淡”、“新奇”及格律谨严的特征,也有所突破与发展,如或具有田园隐逸诗的风貌,或表现出陶渊明式的“气骨”,或弥漫着凄凉的身世之感和失意的忧伤。李怀民继承“张贾”传统并不局限于五律;就张、贾而言,更侧重于学张派;其律诗学“张贾”,与其古诗师“陶韦”一致,原因是多方面的。     

试论李白诗歌中的人格意象

“松桂”、“鸾风”、“桃李”三种意象在李白的咏物诗中最具象征性。诗人咏“松枝”以象征自己的高洁人格 ;描绘“鸾风”以表达自己的凌云之志 ;借“桃李”来讥刺趋炎附势的小人品格。这三种意象从正反两方面体现了诗人的人格精神     

伤春与悲秋——从中西方诗歌的比较看中国诗人的春、秋情结

中国传统诗人大多以春和秋及其相关意象为象征,抒发因时光流逝而引发对生命的悲剧意识。而西方诗人面对自然的生命轮回常常表现出的乐观精神甚至抗争意志在中国诗人这里却是难得一见的。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使诗人情感的抒发表现为有节制的悲情。深受古希腊文化及基督教文化影响的西方人则滋生了充满血性与各种欲望的浪漫主义精神,其诗歌以炙热如烈焰的刚性动态美与中国诗词委婉如小溪的柔性静态美形成强烈的对比。其次,中国传统诗人具备“外儒家而内释老”的文化特性,讲究“天人合一”,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情景交融。西方诗人往往只是借景抒情,情与景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论清初山左诗人的“齐气”

“本朝诗人,山左为盛”,清初山左诗歌创作繁盛是有清一代异同寻常的文化现象,也是齐鲁文化史上的又一辉煌景观。山左诗人虽“了无扶同依傍,各有所就”,但受齐鲁文化的影响,他们在个性、人格和精神风貌上显示出趋同性,他们的诗歌创作是对这种趋同性的形象解读。     

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在新时期的发展———以乡村小说创作为例

新时期作家在继承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的基础上,对这一经典叙事进行了深化与拓展。深化与拓展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揭示“贫穷文化”对农民活力的扼杀和对其人格的扭曲,观照国民的驯顺、麻木、保守等精神痼疾。第二个方向是考察农民文化人格在特定政治语境中的畸变与异化,既考察特定的政治文化所致的奴性,又观照主奴根性的“主性”所致的文化人格缺陷。第三个方向是审视传统农民文化人格在现代社会经济中的不适应性,这种审视有两个重点：一是考察小农意识在新型生产关系中显露出来的种种局限,展示小农文化心理导致的文化人格缺陷;二是揭示落后农民对现代经济社会的隔膜,凸显他们在现代生产关系面前的“现代愚昧”,进而否定传统农民文化人格。新的思想资源、新的社会问题和文学自身发展等诸多因素,促成了该领域传统叙事模式的转型。     

永生的鼓手——闻一多与中国传统文化

“诗人——学者——战士”是闻一多追求一生的思想脉胳和人生志向,透视着他做为一个中国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肉关系。他以自己的才华和智慧为人类留下了不朽的诗篇,用全部的身心和奋斗树起了一道精神的丰碑。 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走得是一条吸收、迷恋、反思、钻研、扬弃的道路,构成了他壮丽的生命三部曲。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批判是影响他一生的精神根源,是他强大人格形成的灵魂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致力于诗歌创作倾心学术研究是他取得重大成就的必由之路。透过他最壮烈的牺牲和他最为骄傲的著述即生命的最后完成,并非可以简单地解释为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和判断后,获得的人格追求,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培养他,拯救他的土地。     

民办职业院校用传统文化培育学生文化人格的研究与实践——以广东白云学院为例

传统文化，经历了数千年洗礼、积淀和互补融合，凝结成中华民族精神。古代两千多年的私学教育有注重利用优秀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现代民办职业院校应该积极发掘传统文化，用传统文化文化中伦理观、人生观、世界观的积极因素，塑造学生修己爱人，乐观、奋斗，正视科技的文化人格。这是广东白云学院对传统文化教育价值的研究结论。为此该校开设传统文化课程，开展传统传统文化文化主题的多种活动，成立白云儒学堂，有计划举办白云传统文化文化大讲堂，积极支持传统文化文化的实用性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效，以传统文化培育学生文化人格的素质教育和以党建为特色的思想教育，以”2＋1”为特色的实践教学构成人才培养之“白云模式”。     

传统文化理想人格对当代大学生精神人格的形成价值

当代中国大学生精神人格的培养不应只采用西方机械技术构造与解构手法以及纯意识形态的真理输入模式。大学生精神人格的培养应走传统文化内省的第三条道路,即用传统文化的理想人格内涵来构筑大学生理想人格的精神内质与内容：一是用“外化”、“入世”的理想人格确立大学生积极进取的人生价值取向;二是用“内化”、“出世”的精神人格让学生淡泊名利、顺其自然并懂得接纳与珍惜,以净化心灵;三是用诗歌与小说的美学人格打造大学生诗意的人格理想。     

话说孔孚现象

孔孚现象有意想不到的复杂性,有文化心理学的,有审美心理学的,也有人格心理学的——孔孚属于东方神秘诗派,这属于向内转的内向型文化。这个诗派力图走出现代文学的教科书传统,追求诗的空灵玄妙,而中国文化原本是诗文化,这就涉及了文化重构现象。诗文化也就是士文化,诗是士用来言志的,言志是表达士的人格理想,士在宫廷与民众之间,其理想是“雅”,也在宫廷的“颂”与民众的“风”之间。“雅”是空灵玄妙的,它用诗品来象征人品,以风格来表达人格。中国艺术精神最讲究情调,便是出于人伦鉴识的需要。所谓文化重构,是从西方神秘主义回到东方神秘主义,重建诗国的荒废家园。再说,孔孚山水诗是主动为山水诗传统接线的,接线就是要回到诗的老家,不折不扣,是文学寻根现象,而且,无疑是寻到了主根。冯文炳《谈新诗》说温庭筠“真是令人佩服,仿佛风景也就在闰中,而闺中也不外乎诗人的风景矣”。其实,山水诗的对象不是自然美而是人格美,风景即心境,山水是人伦鉴识的象征性语言,看司空图的《诗品》就可以明白。寻山水之根亦即寻人格之品,它所表达的,其实是一种精神境界。不能说写山水诗便是出世,     

寻根与探路：朱光潜的文化诗学探索

朱光潜的文学理论观点在 1936年左右发生了某种重要转向 ,由于时代环境以及自身学术研究的进展 ,他从以“直觉论”为基础的个体表现论的诗学走向了文化诗学的探索 ,他致力于探讨民族文学传统形式的源流 ,认为只有接通凝聚了民族共同情感的文学形式传统 ,新文学才有可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因此 ,文学的形式创造动力在于文化 ,但是 ,只有情感性的文化才能成为诗学的文化 ,而诗人的作用就在于创造一种情感性的诗学文化 ,由此他提出并实践了一种人格—风格论批评     

高密派诗学所关的一代诗运——清代高密派诗学理论成因探析

高密诗派是清代康乾盛世时期一个地域性很强的诗歌流派。它以"高密三李"李怀民、李宪暠、李宪乔为代表,趋步中唐诗人张籍、贾岛的"苦吟"。其诗学理论则乖离盛世文化主流,具有明显的针对性,为整体认识和了解清初诗学开辟了另一新颖的视角。     

点击篇目 叩问《诗经》

从分析<诗经>的篇目入手,通过详细数据,指出古人拟题的随意性和不合理性.以<诗经>自身的实例,从一个侧面说明<诗经>是一部平常的诗歌选集,是"诗"而不是"经".我们应以平常的心态待<诗经>,以平常的心态读<诗经>,以平常的心态解<诗经>.     

非豪非婉别立一宗——南宋清雅词派刍议

文章通过对"清雅"一词溯源辨流,认为南宋词坛以姜夔为首的词人创作群体致力于追求一种与世俗社会迥然不同的高雅的审美趣向,与前代诗人追求清雅的艺术精神及佛教徒崇尚清雅的思想颇有暗合之处。此外,历代词论家也多以"清"、"雅"二字来评价姜派词人的词风。文章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将之命名为清雅词派。对于清雅词派的发展流变、成员构成、审美趣向、词学发展史的定位,文章做了初步的探索。     

"知识分子写作"诗歌流派的精神向度和诗学立场

“知识分子写作”是20世纪中国诗坛的一个诗歌流派,其群体中的诗人有着自己的美学观念和诗歌追求,但从诗歌发展的事实看,他们无可争议地呈现出相似的诗学立场。本文从诗人主体、诗歌与现实、诗歌本体和诗人与读者四个方面阐述“知识分子写作”群体的精神向度和诗学立场。     

从西南联大到中国新诗群--论九叶诗派的源起与形成

九叶诗派作为现代主义诗群,虽与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歌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它们二者之间存在着师承的关系或影响的关系,个别诗人甚至参与了推动30年代现代派诗潮的运动。但作为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始于抗战中成立的西南联大的学生诗群,他们共同的"西学"教育背景构成了独特鲜明的现代性思想和现代主义价值取向。1946年,《诗创造》、《中国新诗》两个新诗刊物的创刊,是这个诗歌流派由分散走向集合,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形似体”论略

当“巧构形似”由一种艺术表现方法变成一种艺术风尚而被人们所追奉,也就意味着一种成熟的艺术风格即将形成,“形似体”正是这一风格特点的理论概说,与“元嘉体”这一表述相比较,用它来指称元嘉诗歌的时代特点似乎更为切实和准确,因为它抓住了元嘉三大家诗歌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即“巧构形似”。“形似体”基本的美学特点是:对自然景物外形的高度逼真的模仿和描绘。     

明代诗学论"清"

明代的主流诗学重雄浑而轻清逸 ,重李杜一脉而轻王孟统绪 ,故胡应麟论“清” ,兼容雄浑与清逸两种风格 ,注意区分“格清”与“才清” ,显示出主流诗学试图吸纳非主流诗学的趋势。将“诗为清扬”作为重大的诗学主张提出并认真加以阐述的则是竟陵派的钟惺。从理论设计看 ,竟陵派所界定的“清” ,排斥俚俗和雄浑壮阔的风格 ,既是为了规范公安派的“性灵” ,又是为了改变七子派忽视情趣的失误     

性情的本体化——明代中期诗学的精神转向

明代诗学的发展,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前七子为代表的复古主义;第二阶段,后七子及其同时代的唐宋派等文学流派对复古主义的批评性转换;第三阶段,李贽、公安三袁的诗学为代表的激进情感主义。在既往学者论述中,一般忽视了第二阶段文学家所做的重要转换工作。而梳理第二阶段的转换过程的关键思想运动,对于探讨"性情"本体化概念所起的枢纽作用大有裨益。     

高启的心态变化与诗学思想变迁

高启一生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出仕张吴时期、明初为官时期、退隐时期。出仕张吴时期,高启的心态以闲适为主,其诗歌创作带有明显的山林气息。明初为官时期,高启的心态以畏祸为主,他一方面向文坛的主旋律靠拢,写作了不少台阁之作,另一方面又用大量私人化作品表达自己的压抑与哀怨。退隐以后,高启的心态以颓废为主,既无法写出较好的台阁作品,也无法像元末那样写出较好的山林之作,最终导致了山林与台阁的双重失落。     

唐代山水田园诗背后的城市意象

唐代山水田园诗作为诗人们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情感表述,不仅反映了作者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追求,而且反映了城市作为人工设计的场所与自然空间及乡村的非设计空间三者的联系,从山水田园诗中可以看出诗人的成长环境、成长历程对其影响以及诗人对城市生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