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之西学观探析

曾纪泽熟谙西学,是清末著名外交家.面对西学东渐之狂潮,他继承与发展了其父辈如曾国藩、郭嵩焘等的"以夷制夷"思想,主张以"变"来回应西学,着力培植国内通西学之人才,并主张从器物到制度层面全面学习西学,批判性地吸收先进的西方文化,达到依"法""和西"的和谐世界.     

曾国藩自强观之再考察

学界对曾国藩及"洋务派"的自强观研究虽多,但对"自强"涵义的演变及时人议论"自强"的语境似有所忽略。"洋务"与"自强"的涵义在同光之际便有所不同,前者侧重于"治外",后者则侧重于"治内"。曾国藩继承了魏源"以治内而治外"的"自修自强"路径,主张从"制器、学技、操兵"入手,仿西人之意而精通其法,不求近效,铢积寸累,逐步实现自强并付之实践。虽然其在对外交涉中委曲求全以力维和局,但意在通过自强来"期永久之利","收远大之效"。其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尤其是倡导翻译西书、派遣留学等举措,其成效在当时虽不能立竿见影,但对后世却产生了重要影响。     

曾国藩与张之洞幕府之比较

曾国藩幕府与张之洞幕府作为晚清两大重要幕府,在对传统幕府的改革、网罗人才、主幕关系、幕府管理等方面,存在着许多相同、相似之处和继承关系。例如,奏调、札委制由曾国藩开始,张之洞继之普遍实行;两人都保举大批幕僚为官;主宾间经济关系分离;幕中多为文人学者等。但由于两人所处时代、社会环境以及个人品性等方面的差异,曾、张幕府又各有特色,表现出很大的不同。例如,曾幕重地缘关系,张幕重学缘关系;曾幕多道学先生,张幕多奇才怪杰;曾幕忌用洋人,而张幕中则吸纳了大批洋人;张之洞对幕府制度的改革比曾国藩更全面,影响也更大。     

洪秀全与曾国藩文化观之比较研究

洪秀全与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较量的不同胜败结局 ,其深层原因主要不在于战场上的得失多寡 ,而在于各自对于中西文化的认知与抉择程度是否符合当时特定的中国文化演变发展的轨迹。具体说来 ,洪秀全对中国传统文化既否定又依恋 ,曾国藩对中国传统文化既维护又超越 ;洪秀全对西方文化中宗教神学等予以改造利用却缺乏全面认识 ,曾国藩对西方文化加以抵拒的同时又对科技为主的物质文化予以认同 ,是二者文化观的主要分歧所在 ,并因而对中国近代社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曾国藩的家教观

曾国藩非常重视家教。他曾说过：“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性,四分由于家教。”①曾国藩家教当然有许多不合时宜的东西,而且有些地方明显地反映出他立场、观点、性格上的矛盾和两重性。但它的主旋律还是好的,是给人以教益的,有许多东西是可以为今人所借鉴的。立志和敬恕是作人之道教育子弟,当然首先要从教人做人开始。曾国藩教育子弟作人强调立志有恒。他写道：“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②他要求子弟立志走的效法圣贤之路,要认真琢磨,改造自己的品格气质。“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欲求变…     

曾国藩成功之道探析

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有着重大历史影响的人物,曾国藩的成功基于这样一些因素:读书储识,坚强立志,修身定性,倔强行事,交贤纳才,开放纳新。时至今日,这些品质仍然有着借鉴意义。     

论曾国藩的“民生”观

就近代湘籍政治家而言,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可谓体系宽阔、内容深刻,并且在他的不同时期的政治实践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和发挥。曾国藩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在政治生涯中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民生”观．并付诸政治实践,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时于这种“民生”观,我们在科学批判的同时．又要做到合理借鉴。     

规模·能量·影响--李鸿章幕府与曾国藩幕府之比较

晚清时期 ,幕府的大小与幕主的职权、地位等密切相关。李鸿章的勋望、权势均较其师曾国藩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 ,李鸿章幕府无论在幕僚的素质上 ,还是幕府的规模和影响方面都比曾国藩幕府逊色。究其原因 ,除了时代的差异外 ,主要在于李鸿章本身的人品、道德、学问不如曾国藩。而这也直接导致了淮系集团的政治势力难与湘系集团的政治势力相提并论。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之比较研究

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两国在类似的历史命运下做出的相同选择,但却获得了大相径庭的改革后果,本文分析了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历史变革过程中存在的主要差异,以期探讨中日两国现代化启动成败的基本原因。     

曾国藩论“自概之道”

本文论述了曾国藩的“自概”哲理。天道忌盈,人道忌满。人盈满,是他概抑或先自概？曾国藩主张先自概。他提出“自概之道”,意在持盈保泰,持满有道,但包含着不少辩证法思想,对我们今天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曾国藩士大夫之学及其内在逻辑

曾国藩读书善识大体,是经世之学。其整体成就属于通识的范围,归属士大夫之学。曾国藩对学问的认识始终以"事"为中心,在礼学经世思想蕲向下,一宗宋儒,不废汉学,嗜好辞章,使学术的本质转化为学术的功能,使得事功实践与知识阅读融通起来。曾氏所学不是出于著述,而是作为事功和德性开启的前提条件,一切学问的认知与实践最终指向理想实现和人格提升的总判断。     

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

维新前在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了一个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阶层,他们是藩政改革的核心力量;中国维新派没有日本那样的强藩作后盾,从未真正夺取过政权。日本民族具有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传统,形成一个稳定而又开放的文化系统;中国统治者素以天朝上国自居,没有决心与勇气去改变现存的体制,从根本上学习西方。日本明治维新主要领导人大多数参予了藩政改革,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中国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领导人虽然有进步的思想和丰富的知识,但疏于政务,缺少谋略。日本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是日本的下级武士;中国维新派主要是从官僚和知识分子中寻求支持。明治维新时期,良好的国际环境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戊戌变法时中国是列强在远东争夺的主要目标,不可能真正独立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曾国藩修身养性之道与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

曾国藩修身养性的主要内容是八德、三戒、三治;修身养性的主要方法和途径是立定志向,格物致知,反省改过,不忮不求,平淡恬静;曾国藩修身养性之道对大学生个人品德建设有重要的启示。     

略论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

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经历了初期的传统"东夷"论、"蕞尔岛夷"论,到明治维新后视其为学习的典范,再到随着日本侵华加深对日本的排拒与反感剧增三个阶段。     

从家书中观曾国藩治学之道

《曾国藩家书》广泛流传,曾国藩治学思想与品格蕴含其中.曾国藩治学之道,主要包含:治学须先立志,有志向治学才能上进;做学问须“有恒”,只有坚持才能取得成功;治学还须转学一艺,专精一业,方能深入穷尽;治学最好能勇于实践.     

从自概之道探曾国藩修身之鉴

本文从同治元年五月曾国藩给其兄弟曾国荃、曾贞干的家书中所提出的,内容为劳、谦、廉三字的“自概之道”入手,论述曾国藩的修身之鉴,以图加深对其思想言行的理解。     

渗透整合 互补互济:试论曾国藩诗学观、古文观的形成、发展与变化

曾国藩的宋诗派的诗学观、桐城派的古文观,皆随其理学哲学观的确立而形成。至其发展与变化,却又颇为复杂。曾氏前期沾滞于诗,后期专注于文,其文艺观亦即由诗而入,从文而出;宋诗派与桐城派本相辅相成,故其诗文观亦从而相济相生。这便是曾氏诗学观与古文观的形成、发展及变化的过程、方式与特征。     

曾国藩的奏疏之学与古文义法

作为清代中兴功臣,曾国藩对奏疏之学极为重视。他不仅提出奏疏典、显、浅三字诀,而且还主张奏疏的喷薄之势。他一方面肯定了"远近易于传播"、"君上亦易感动"的浅显风格,另一方面对声韵铿锵、气势喷薄的骈文奏疏亦大加揄扬。其对奏疏的甄选、评价乃至草拟,都体现出既强调致用性又注重气势、强调骈散合一的古文义法。其奏疏风格由戆直激切到恬淡老确的转变也和其前后期古文审美取向的演进轨迹一一印证,相互合拍。     

东方产业革命：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之比较

近代科学技术与民族棉纺织业私人资本结合是东方型产业革命兴起的直接导因。日本明治维新完成了这一结合,由此实现了产业革命。洋务运动使近代中国拥有了第一批科学技术的人才群体,也促成了中国近代民族棉纺织业及其民族私人资本的诞生,近代中国由此具备了产业革命兴起的可能性。但由于晚清政府不能代表当时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造成近代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走的是一条技术与资本相分离的道路,致使近代中国产业革命被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