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家庭教育收益率的测量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甘肃省14个贫困村的入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与拓展明瑟收入方程对农户家庭教育收益率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建立OLS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农户家庭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农户家庭的教育收益率整体显著,农户家庭年均教育收益率随着家庭平均教育年限的提高而递增;OLS回归结果表明家庭约束、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对农户家庭教育收益率有一定影响;进一步分位数回归显示,家庭约束、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对不同教育收益率分布段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工资差异

本文通过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综合考察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结果表明：虽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导致农民工工资差异的重要因素,但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显著大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只是在高分位点处具有微弱影响;在人力资本各变量中,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效应在低分位点处略低于受教育程度,但在中、高分位点处的影响效应则要显著大于受教育程度。因此,要在努力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同时,设法提升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从而改善农民工的收入状况。     

农民工内部工资差异研究

文章运用均值分解和分位数回归分解方法考察了受雇型农民工内部因所有制、行业和区域等分割因素所导致的市场分层和工资差异.研究发现,所有制、行业和区域等分割性因素解释农民工内部工资歧视的占比超过人力资本等特征因素所解释的工资差异占比.分位数回归分解显示,农民工基于所有制和行业分层的收入差异存在“天花板效应”,基于区域分层的收入差异存在“粘地板效应”.前者与经济结构调整导致行业间的工资分化有关,后者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区域间最低工资标准差异以及就业区域选择的累积效应等因素密不可分.而且,同一所有制或行业内部的农民工存在明显的区域收入差距,呈现东高西低特征.农民工内部“工资歧视”只是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群体歧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心理健康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提升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和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文章基于2427份农民工微观调查数据,构建系统全面的指标,利用因子分析、OLS回归、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心理健康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结果发现,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消极负面的心理状态不利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在不同的分位点,心理健康对城市融入的影响有较大差异。此外,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父母随迁状况、家庭中在外一起务工人数等控制变量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产生显著影响。在研究结论基础上,提出在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相关部门应当关注、重视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采取保障措施、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针对不同融入度的农民工,差异化制定提升心理健康水平措施,帮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     

人力资本对农村迁移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05年吉林省进城务工人员抽样调查数据和2006年吉林省农村抽样调查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和Heckman两步骤样本选择偏差方法,对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分位数回归结果中,教育回报率有所不同,在25%分位数回归中的教育回报率最大(1.89%),而中位数回归中的最小(1.40%).在外出务工时间长的组,组内收入差距大于务工时间短的组.接受其他组织培训的组,组内收入差距比接受企业培训的组大.在进行了样本选择偏差修正之后,教育回报率上升到4.55%,所以在考察农村劳动力迁移收入问题时,不能忽视样本选择偏差的问题.     

农民工的劳动时间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苏省的调研数据

通过对江苏省农民工状况进行调研,发现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明显超过法定标准。通过相关的计量模型,系统考察了农民工劳动时间的影响因素。研究显示:受教育水平低、未签订劳动合同、小时工资较低、在私营和个体单位就业的农民工,其劳动时间显著增加,并且超时劳动的可能性也将显著上升。而就业的行业对农民工的劳动时间也存在一定的影响,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第二代农民工劳动收入影响因素——基于OLS与Multinominal Regression方法

伴随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加速,进城农民群体出现并且规模迅速膨胀.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在教育、城市化意愿等方面有不同特征,尤其是其在工作收入及收入影响因素方面有了新的变化趋势.基于明瑟扩展方程,通过对典型数据的分析,使用最小二乘法(OLS),测量了年龄、教育、经验等因素对第二代农民工劳动收入的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并使用多分变量逻辑斯蒂回归(Multinominal Logistic Regression)方法进行了进一步验证.发现教育水平和性别差异对第二代农民工的劳动收入有显著影响,年龄、就业方式、工作单位性质等因素也有一定程度影响,但影响并不稳定.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对第二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就业扶持等对策性思考.     

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及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文章尝试构建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指标体系,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均值分解和分位数分解方法,对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究。研究发现:尽管少数民族农民工与汉族农民工城市融入指数均值差异较小,可是随着分位数的增加,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禀赋(特征)差异是两者均值差异的主因,禀赋(特征)对差异的影响随着分位数的增加先升后降(呈倒"U"型);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正相关,与流动范围负相关,与现住房性质的关系呈"U"型;年龄、本次流动时间、开始此项工作时间的影响各有不同。为实现"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需要提高少数民族农民工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妥善解决农民工城市居住问题,引导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农民工就近城镇化,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     

性别视角的农民工收入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1012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根据江苏省1012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资料,从性别视角对其进行了统计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女农民工月收入、每小时工资、收入层次分布均低于男农民工;女农民工月收入不存在代际差异和文化程度差异;第一代农民工月收入存在性别差异;从事相同职业的农民工月收入存在性别差异。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影响女农民工每小时收入的主要有工作、生活负担和社会因素,农民工自身因素仅对男农民工收入有影响。     

基于剥夺理论的农民工心理健康研究

基于剥夺理论,使用2009年中国农村—城镇移民调查数据（RUMIC2009）,采用稳健OLS和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分析了绝对剥夺、多阶剥夺和相对剥夺影响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内在机理,并从劳动时间、务工年限、参加社会保险和收入位置感知等指标对上述三个剥夺维度进行了界定。结果显示：第一,周工作时间越长表明绝对剥夺程度越高,这将导致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降低;第二,务工年限的增多以及社会保险补偿作用的缺失会加重多阶剥夺的程度,从而对农民工心理健康产生负强化作用;第三,参照对象无论是老家村里人还是城市个人,相对剥夺感的存在均会显著降低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同时,使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所做的稳健性分析也支持了上述结论,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保障农民工的基本劳动权益,将其劳动时间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避免其长期的超负荷工作;第二,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工的福利待遇; 第三,重视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并及时给予其积极有效的引导。     

县城农民工居住环境调查分析

县城作为中国城镇化推进的重要单元越来越受到重视,县城农民工的居住环境与城镇化的推进紧密相关.对辽宁省五个县城调研发现,以县城农民工居住环境为调研数据,采用县城人均GDP和人口密度两个指标衡量县城差异,采用居住质量、人均居住面积和邻居类型三个指标测度居住环境,运用最小二乘法模型和Mlogit模型对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县城经济实力越强,农民工居住质最越好、人均居住面积越大、同市民混居的概率越大;县城人口密度越大,农民工居住质量越差、人均居住面积越小、同乡聚居的概率越大.因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县城应注意人口密度扩张的强度,保障和改善农民工在县城务工的居住环境.     

农民工劳动权益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查

基于珠三角9市2072名农民工的实证调查数据,从劳动合同签订率、劳动时间、劳动收入、社会保险等4个方面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呈现出显著相关关系;农民工的权益因企业单位性质和规模呈现显著差异;个体因素中年龄对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影响显著。     

受雇农民工数量和工资的变化趋势研究

受雇农民工是农民工中数量最庞大但很少被专门研究的基本群体,其数量和工资的估计受到既有农民工数量和工资调查研究中统计口径不一致的困扰。以微观数据为基础的一致统计口径可以纵向连贯、横向可比地考察受雇农民工数量与工资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外出农民工数量已从增长阶段进入基本稳定阶段,其内因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这是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必然结果。（2）受雇农民工数量总体上虽略有增加,但也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而且青年农民工（35周岁以下）的比重在逐年下滑。（3）受雇农民工工资水平虽有显著上涨,但与城镇职工的相对差距却有所扩大。（4）学历工资的阶梯状分布在大专及以上学历阶段呈现跳跃性,且这种跳跃性仍有扩大倾向。研究结果揭示了农民工群体内部的结构性分化,同时也表明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复杂性和现实困难性。     

社会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涉及职业待遇、职业行为、文化观念、身份意识等多个层面对非农职业的适应与融入，具体包括职业待遇整合、职业行为适应、职业文化接纳和职业身份认同四个维度。因子测评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总体水平低、内部不平衡的发展特点。回归分析表明，学历低、年龄小、不在婚、务工年限短、所在企业规模较小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诸多方面的就业质量状况都比较差。而分地区进行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呈现了更多的差异性。以上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在于推进相关部门以社会融入为指导思想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少数民族外出务工人员的社会关系、职业认同及城镇适应性

社会关系、职业认同、城镇生活适应性都是影响新疆维族农民工外出务工的重要因素。研究通过对城镇维族务工人员的调查,获得了605份有效问卷。运用Logistic模型回归分析发现：维族青壮年劳动力主要通过政府组织外出务工,对外出务工职业认同感比较强。但饮食习惯、汉语交流的困难严重阻碍他们长期务工。清真生活困难,降低了城镇适应性;汉语交流困难,导致务工技能提升困难。因而拓宽亲情网络渠道,增强职业认同感,提高汉语交流水平,主动融入城镇生活,是稳步推进维族农民工进城就业的重要内容。     

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0个城市1021份问卷调查数据

基于厦门、天津和深圳等10个城市的1 021份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水平较低,在个体层面和集体层面"实际参加"占比分别只有13.4%和7.7%。进一步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民工企业民主参与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务工企业的规模、岗位类别、单位工龄和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影响显著。年龄较小或者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机会受到限制。在中等规模的企业内务工、从事生产和服务类岗位、单位工龄较短或者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企业民主参与的程度相对较低。来源地、性别、企业所有制、行业类别和工作更换次数等变量影响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其就业稳定性值得关注。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研,并对调研数据采用Log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与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普遍表现出就业稳定性差的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受年龄、择业机会识别、工资、企业用工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年龄、工资、企业用工环境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正相关,择业机会识别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