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革命问题认识的突破

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农民革命问题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立足于中国国情,通过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同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在革命对象、革命同盟、革命主力、农民土地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为什么“中国革命的实质就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中心就是土地问题”等进行了科学剖析,从而提出了独有的农民革命思想。农民革命思想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得出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和革命理论的突破和创新,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开端。     

大革命时期国共土地政策及其比较

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土地政策经历了逐步形成和发展完善的过程，也经历了由差异很大到基本接近再到分歧日益加剧的过程。比较、研究国共两党土地政策的关系及其异同，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大革命失败和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必然性具有重大意义。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女界统一战线的思想和策略

大革命时期,在我党推动下,中国妇女界第一次大联合正式形成.在女界联合中,我党初步阐明了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坚持以工农妇女的联合为基础,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人;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统战策略等.这些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统战思想,奠定了我党关于女界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     

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早期探索——从党的创建到大革命时期

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及其政策基本上是处于探索阶段，有很多方面的认识并不成熟，但其理论探索是非常积极和卓有成效的，尤其在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革命作用和阶级属性等核心问题上，已得出了一些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的正确结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萌芽。这些早期探索对中国革命运动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对今天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革命时期邓演达土地思想探析

邓演达是大革命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国民党左派代表。邓演达积极倡导农民运动,赞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政治主张,提出要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其土地思想得到了毛泽东等同志的赞同,对中国大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大革命时期中共知识分子理论的创立和发展

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理论的初创时期,在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过程中,从“一大”到“三大”,中共对知识分子群体尚处于认识阶段,对从中国式环境和“欧风美雨”中产生的知识分子进行了认真分析,并首次提出了吸收知识分子的主张。从1924—1925年,中共知识分子政策已发展至初步完善阶段,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第一次把知识分子划分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并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标志着中共知识分子理论的初步形成。另外,中共在组织发展和建设中基本实践了知识分子理论,从而使许多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党的领导岗位,在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斗争中起到了骨干作用。     

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土地政策回顾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首要的是土地问题。同样，新中国建设的基本问题也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首要的还是土地问题。因此，制定切实可行的土地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至关重要的。     

弊端化共识: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破裂的内在逻辑——以土地问题为例

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土地问题作为分析的切入点,与双方在此方面达成的共识中所内存的弊端不无关系。如土地共识在成分的构建上所呈现的明显非现实性,在内容的达成上所呈现的明显非内生性;在地位的认识上所呈现的明显非平衡性等弊端,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国共合作的基础性,破坏了国共合作的稳定性,影响了国共合作的持续性。同时这种弊端化的共识也对共产党、国民党以及苏俄、共产国际三方都带来了不同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对政权问题的探索

大革命时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未来无产阶级国家的政权理论进行了探索,初步达成这样的认识:即在民主革命时期所要建立的政权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权;这个政权应该以无产阶级为领导阶级,采用国民会议制的政体形式;这个政权是迈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从理论上看,这种政权已初步具备了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主要特征,虽不尽完善,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向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迈出的一步。     

论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革命动员思想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根据马列主义理论对中国的革命动员问题进行了努力的探索,并初步形成了以阶级斗争、土地革命为手段,以政治动员、征集新兵、筹款以及肃反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动员思想。这一思想,既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也体现了他对当时中国国情的一个深入理解。不过,由于当时革命的不够深入,他对革命动员问题的思考也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     

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与现代化的逻辑关联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极为困难和农村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土地问题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源性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土地革命,把农民对土地的需要与革命的价值取向有机地结合起来,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此举不仅在实践中有效地解决了革命的主要动力问题,而且还在理论上廓清了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联。     

辽宁省财政“三农”投入的分析与思考

财政对农业、农民、农村的支持和投入,能够直接反映出政府关于"三农"的政策态度。财政"三农"投入是个大的范畴。本文通过对2006年至2012年辽宁省财政的"三农"投入进行分析,从投入的定量分析和产生的效果角度寻找辽宁省财政"三农"投入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提高辽宁省财政"三农"投入绩效的政策建议。     

邓小平对我国"三农"问题的战略思想

本文着重论述了改革开放后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同志面对我国农村、农业发展的新形势与新情况以及农民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新问题所作的战略思考及实践对策。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动员模式管窥———以商城起义为个案

土地革命时期,如何在广大农村地区对农民群众进行革命动员是中国共产党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革命动员是一种战争艺术,是革命成功的关键。商城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农民武装斗争的一次成功范例。文章以商城起义为个案,通过分析以革命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商城县党组织对农民进行思想引导、物质激励、白话宣传等革命动员模式,探讨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早期成功动员广大贫苦农民走向革命道路的途径。     

孙中山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思考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历来是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孙中山先生针对近代中国农业凋敝、农村落后和农民艰辛的现实,提出了教育兴农、科技兴农、发展农村的市场经济以及让城市带动农村发展、发挥政府的作用等解决问题的重要思路,对今天谨慎处理“三农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大革命时期中共对汪、蒋策略的演变

汪精卫和蒋介石在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态度前后多变。尚处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未能根据这一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进而失去了对汪、蒋的制约。中共对汪、蒋策略的失误既有自身的原因 ,也有外在的原因。     

推进领导人才资源向农村配置的思考

我国广大农村的人力资源较为丰富而人才资源较为匮乏,这是抑制农村地区其他类型资源利用以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当前,在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中不应过多地夸大资金、项目、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要素对农村地区发展的作用,而各级政府应积极引导和鼓励更多的优秀人才资源向农村流动和配置,其中领导人才资源更应该先行。     

“除末”以“上农”:从猎人到农夫的农政学

中西方经验中的"反本"与"反谷"的史实及考古报告显示,人们并非自愿为农。因此,文章重构了农业起源的问题,将农业与采集渔猎作为两种竞争性生产模式。问题的核心在于农业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而这些条件是谁推动创建的,它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循此,文章提出要把国家带回农业变迁过程之中,而不是在进化论框限下考察技术性农业发明的线性累计过程。资源汲取效率与治理术效应,构成了国家介入农业变迁的双重必要性。中国经验为理解国家干预农业变迁的方式,提供了一种制度性机制,即所谓"除末"以"上农"的农政学假设。它运作机理是"排除性纳入"的事本逻辑,"山川林泽之禁"是它的制度装置。     

阎锡山的“三农”思想研究

民国时期,中国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南京国民政府地方实力派代表阎锡山为解决当时的＂三农＂问题而提出了不同于中央政府的＂三农＂思想。重点研究了他的村制思想和＂土地村公有＂思想,后者具有典型的农业社会主义性质。     

关于“文革”前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变动的考察

1966～1969年是＂文化大革命＂前期阶段,这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发生了剧烈变动。在短短两年半时间里,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结构变动之大、之复杂是建国以来所未有的。本文试图从平均年龄、平均工作时间、职业分布、人事变化等方面入手,从政治局到中央委员会逐层进行分析,初步总结了结构变动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