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经验借鉴

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研究需要在于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相互比照中加以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已经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无论是在哲学理论形态的建构还是在哲学研究范式的更新上,借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中国化"的理解方式,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独特经验,辨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异同,从而为西方哲学中国化提供启示。     

我国外交学研究的现状和主要问题

如何区分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关系是外交学发展中的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在国际关系学发展兴盛的今天,外交是否有成学的必要,以及能否成学,是外交学人必须回答的问题。本文试从成为“学科”的必要条件、中国外交学发展的现状、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区别和联系等方面,探讨中国外交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和任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发展轨迹的历史探究

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在毛泽东著作和党的文献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有一个发展过程。在系统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一度不使用这一命题的原因,并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实质,以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呈贡县的“魁阁”与“文庙”: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的两大学派

社会学中国化一直是社会学学术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20世纪30年代孙本文率先提出社会学中国化,并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到抗日战争时期,在云南呈贡县城的魁星阁内有吴文藻、费孝通主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文庙内有陈达、李景汉、戴世光负责的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这两个学术共同体分别以社区调查和人口普查作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方式,在社会学调查的理论、方法及取得科学成果等方面实现了社会学的中国化,形成了"魁阁学派"和"文庙学派",成为早期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两个主要的学术流派,对中国社会学及国际社会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及其启示——以1920—1930年代的“小国文学”研究为例

学界一般认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起点是郑振铎的《文学大纲》,然而今日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化"理论和实践,从逻辑上与郑振铎并非一脉相承。对早期外国文学研究史料的爬梳和分析表明,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应当是"小国文学"研究。1920—1930年代,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延续了"五四"以来对于"小国文学"的偏爱,以期望获得对中国社会有帮助的经验。"小国文学"研究奠定了外国文学研究的基础,并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提供了可能的路径,但政治化与时代化两大特征,也是其历史局限性所在。今日的研究者应当从这两大特征入手,检省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之得失,并发掘其对当下外国文学研究的借鉴意义。     

义和團运动初期斗爭階段的几个问題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距今已有六十周年了,在六十年前中国人民爆发了一次規模极为宏伟的反帝斗爭运动,形成了中国近代的第二次革命斗爭高潮。这个运动曾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兇恶气焰,阻止了帝国主义进一步瓜分中国阴謀的实现,“他們的英勇斗爭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关于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解放以来虽发表了一些論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进一步的要求来说,义和团运动史尚有許多問題未被历史工作者作深入的探討,例如义和团运动是怎样发生、发展的?义和团的組織及其源流演变如何?义和团的政治要求是     

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关联概念群的初步辨析

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过程产生了复杂的分化现象,这一现象表现为在深化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实质的进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相互关联的概念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这三组相关联概念都是既有内在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的概念表述或表达方式表明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内容、范围和目标,不能混淆,更不能替代。对相互关联概念的辨析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具备了一系列概念范畴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内部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对这些概念进行严格分类和界定,有利于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问题域和方法论视野。     

当代中国美育研究概观:主要成果与基本思路

美育是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领域,当代中国六十余年来的美育研究在美育原理类、美育教材类、美育实践类、中西美育史类和泛美育类等五个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当代美学界对中西方美育理论资源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在美育思想史研究方面成绩卓著,在美育理论的建构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得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结论。但是,当代中国的美育研究与美育实践之间仍存在脱节的现象,对于美育的实施制度、方法、路径等问题的研究尚待加强。美育的多维度深入研究,需要多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     

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可能性与现实性

西方文论话语"中国化"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不可或缺的一环。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不是移植西方文论话语来替换中国的文论话语;而是立足于当代,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为本,借鉴、吸收、利用西方的文论话语来补充、丰富、更新中国传统的文论话语。时代已经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实现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提供了可能性;人类共同的"文心"、"诗心"是西方文论话语"中国化"的基础;历史已经证明"他国化"是一个普遍的规律。王国维、钱钟书的成功经验为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方法和路径。     

跨越新高度

文成中学办学六十余年来,学校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持续实施"文明、文化、规范、模范"德育管理模式和教科研名师工程,形成了"严谨、求实"的校风,"敬业爱生,博学善教"的教风和"文明好学.立志成才"的学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中国的联合国外交实践与贡献

本文系统考察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联合国外交的曲折历程,据此总结了中国联合国外交的基本特征。本文认为,中国的联合国外交不仅奠定了中国多边外交基础,而且培育了和平发展时代中国外交基本气质,对于中国总体外交有着重要贡献和启示。     

建国以来党的科技思想的发展脉络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科技思想,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通过对建国60多年科技发展历史轨迹的探寻,从科技价值、科技战略、科技政策和科技人才的维度,系统梳理了建国以来党的科技思想的发展脉络,从而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思想的真实图景。     

新中国文化外交70年——传承与创新

随着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文化走出去不但是自身综合实力提升的内部要求,也是世界了解中华文化的外部需求。中华文化走出去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文化外交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抓手。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一直高度重视文化外交,文化外交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和先导性的独特作用,国民文化自觉和自信显著增强,文化外交成果丰硕。作为国家整体外交的一部分,文化外交不但有对国家整体对外战略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承,更有战略、政策和实践的创新,目前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文化外交战略布局和政策规划,而且正处于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本文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外交发展划分为“文化先行、外交殿后”“全面开放、全面参与”“内外合力、扩大交流”与“提质升级、合作共赢”四个历史阶段,旨在系统梳理文化外交战略框架与实践路径的基础上,厘清其传承与创新的脉络,尝试回答中华文化如何走出去的时代课题。     

美国网络外交效用分析——以奥巴马政府对伊朗网络外交为例

奥巴马上台之后推出了"公共外交2.0"政策,试图用网络科技来提升公共外交的效用。本文以传播学和国际政治学相关理论为视角分析美国网络外交的战略意图,并结合奥巴马政府对伊朗网络外交评价其实际效用。本文认为,美国实施网络外交的目的在于促进心灵沟通,减少传播噪音,丰富外交手段。奥巴马政府对伊朗网络外交实践表明,美国借助网络媒介可以更加迅速、便捷地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和政策主张,但仅凭网络沟通和政治作秀,难以达到赢得他国民心的目的。美国利用网络媒介占据信息传播的高地,达到了塑造舆论环境、扰乱他国秩序的目的。美国网络外交与传统外交相互配合,软硬兼施,实践了"巧实力"外交战略。美国网络外交是一种廉价但可能高回报的外交方式。     

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历史逻辑思考

中国共产党诞生90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始终坚定不移的,但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如何结合的问题却是在实践中逐步得到解决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很幼稚,对马克思主义本质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都缺乏深刻的了解。延安时代毛泽东深刻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的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毋庸讳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走了一段曲折的路。党在总结教训、拨乱反正之后,走上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总结历史经验,集中到一点,这就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和实践的结合,结合是关键。     

论中国共产党文化外交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

当今世界,文化外交不仅是争取良好国际舆论,树立国家积极形象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自觉地把握文化建设的精神力量和开展文化外交已成为时代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不仅集中反映在对文化建设的内容、目标和文化外交战略地位和作用等问题的理论认识方面,更是体现在多元化、全方位的文化外交的实践活动中。灵活、多样的文化外交为优化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毛泽东执政时期中共政党外交研究综述

近年来,政党外交日益受到学术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对中共政党外交从不同角度进行学术研究的文献也逐渐增多。学术界分析了政党外交的定义、原则等理论,并阐释了毛泽东执政时期中共政党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客观评析毛泽东执政时期中共政党外交,可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参考。     

论中国对非软权力外交的体系及内容

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中国大力推进对非软权力外交。目前，中国对非软权力外交已成体系：在制度层面上，中非合作论坛是对非软权力外交的制度表现与保障；在此基础上，对非经济、社会软权力外交与对非文化软权力外交在具体领域中推进中非关系，组成对非软权力外交的操作层面。中国对非软权力外交已取得一系列成果，但还要在克服现有问题的情况下加以完善。     

中国公共外交模式探析

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公共外交已经成为塑造、传播国家形象,提升国家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危机反应、"战略沟通"项目和文化外交为主要内容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公共外交模式。相比较而言,公共外交的危机反应更多的是一种被动的应急策略,灾难外交是其主要形式;中国的"战略沟通"项目主要体现在"文化年(国家年)"项目的运作上,把关于中国的信息与中国文化有效的结合起来,有利于中国形象的展示;孔子学院是目前中国推行文化外交的主要方式,因其双向互动的特点更容易为他国的公众所接受,从而成为中国着力构建的公共外交模式。     

中国在气候领域的公共外交及手段创新

在国际气候谈判领域,中国常常成为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指责的对象,尽管中国努力作出说明,但收效甚微,这种局面凸显了中国在气候领域公共外交能力的不足。为此,中国政府应在充分把握气候领域公共外交对象心理的基础上,将公共外交与现代传媒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采取多种形式的气候公共外交手段,同时还要注意气候公共外交叙述方式的合理运用,以最大程度地扭转并提升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领域的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