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引渡携资外逃人员时可援用的罪名

目前我国携资外逃的现象较严重,为把携资外逃人员引渡回国,追回外逃资金,必须确定适当的引渡罪名。依据双重犯罪原则,本文将对引渡携资外逃人员的定罪问题,作一探讨。     

从赖昌星案看中加刑事司法合作

赖昌星案件的处理为中加刑事司法合作提供了良好的范例。未来中加需共同努力,为尽早缔结中加引渡条约创造条件。当前我国需对死刑制度进行反思,对外逃者既要追"人"、又要追"赃",同时有效构建资产分享制度,并采用适当的刑事政策,鼓励外逃贪官、经济罪犯自首。更需要从源头上反腐,防止贪官、经济罪犯外逃。     

从条约法角度评“死刑不引渡”

中国为引渡外逃的犯罪嫌疑人,均承诺对被引渡人不适用死刑。许多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条约在国内的适用问题,然而中国宪法却缺乏相应的明确规定,以致我国有关条约在国内的适用没有统一的规则可以遵循。因此,我国法院在审判被引渡人时,面临着遵守国际条约还是服从国内立法的两难选择,我国应当完善有关立法,尽快填补上位法规定的空白,以妥善处理条约在我国的适用问题。     

由《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反思引渡问题

近年来,腐败问题成了全球性问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出台无疑对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同腐败作斗争打了一支强心剂。对我国严惩贪污腐败犯罪、引渡外逃贪官及收回大量流失国外的国有资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保障。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我们要达到这些目的,我国法律要同世界接轨,就不得不反思《公约》中的有关引渡的问题与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矛盾及不相容之处。     

“遣返合作”斩断贪官外逃路

据英国路透社消息,一位美国高官近日表示,美国将与中国合作,以遣返在国内面临腐败指控的中国逃犯。报道认为,这一举动为数百名正遭通缉的贪官被遣返铺平道路。(光明网8.1)又是一条利好消息。相比前不久赖昌星从加拿大引渡被捉拿归案的消息,中美合作遣返外逃贪官的消息,更有普遍意义,更有震慑力。对于那些正在策划外逃的贪官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监察机关参与刑事缺席审判法律问题探析

外逃人员刑事缺席审判是典型的涉外法律制度，站在国际刑事合作的高度，为成功追逃，应充分考量法院域外送达传票成功率，宜明确监察机关锁定外逃人员住址方可缺席移送起送。追赃中，监察机关应该立足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适用案件类型、适用条件、境外文书送达以及证明标准等方面的差异，权衡利弊得失，作出合理的程序抉择。缺席审判情况下的引渡合作常附加必须重新审理或给予重新审理机会等强制条件，事实上产生了先追后判效果，缺席审判宜作为监察机关追逃“备而不用”程序。     

引渡的性质及引渡的程序

引渡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协调处理刑事犯罪的行为过程。作者认为,引渡是国际司法的合作形式;其基础是国际公约或双边条约或协定;引渡的主体是国家;引渡的对象是刑事罪犯;引渡的程序包括引渡请求、提出请求的程序、对请求的审定、引渡实施等环节。归纳起来说,引渡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协助处理犯罪的过程。     

关于引渡制度的几个问题

引渡是与犯罪作斗争的一种国际合作，是国家之间刑事司法互助的一项重要制度。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引渡制度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并且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个普遍性国际公约对整个引渡加以规定，因此有必要对引渡主体、引渡客体、引渡的基本程序和法律依据以及关于“政治犯不引渡”等一系列问题加以探讨。     

《北京公约》引渡条款之适用

为打击航空犯罪，《北京公约》更新了航空安保公约中的引渡制度，尽可能地为惩治航空犯罪编织更加绵密的法网。《北京公约》中关于航空犯罪去政治化的努力与可引渡罪行的规则将会降低引渡航空犯罪行为人的困难程度，但仍会受制于国家主权对引渡的限制。《北京公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及中外引渡条约表述虽不同，但本质上并无冲突，其微小差异可以通过解释及其他适当措施予以消解。作为引渡依据的中外引渡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和《北京公约》的适用顺位应当根据条约与法律对具体事项的规定判定。中国应尽早与条约前置主义国家签订双边引渡条约，修订已有的中外引渡条约，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中的绝对不引渡本国国民改为“有权拒绝”引渡本国国民，并明文规定或引渡或起诉原则。     

外逃贪官还能逃多久

从1983年以来,中国先后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内政、警察部门以及20多个国际组织建立了业务交流、合作关系。其中,中国已与40个国家签订了56个司法协助、引渡和移管被判人条约,为共同打击犯罪分子奠定了基础。有关部门提供的统计表明,中国自1984年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以来,中国警方共发出红色通缉令近400份。从1993年起,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和双边警务合作,中国警方先后从国外押解、遣返犯罪嫌疑人210多名,办理刑事司法协助案件300多起。 归案的犯罪嫌疑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外逃贪官。     

论我国简易引渡程序的设立——结合《中国和秘鲁引渡条约》第13条分析

简易引渡已是世界各国引渡立法普遍接受的一项制度，而是我国引渡法立法的一项空白。本文首先对学界关于简易引渡程序研究的现状进行简要评述，指出研究价值所在。进而结合《中国和秘鲁引渡条约》第13条，对其进行逐句分析和思考，并吸收外国引渡立法的先进经验，提出在我国设立简易引渡程序的具体方案。     

传统引渡障碍的最新突破--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传统引渡障碍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加强而不断衍化.我国近期加入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引渡中的双重犯罪原则,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和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等传统引渡障碍作了不同程度的突破,对今后引渡制度的发展具有示范作用.     

论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法理基础

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在国际引渡制度中既是地位以及被接受程度最高的一项法律原则,同时亦是不确定性因素最多和争议最大的法律原则。因此,以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法理基础为视角,不仅可深化对该项原则具体涵义的理解,亦可站在历史的高度,增强政治犯不引渡原则之所以作为国际引渡制度基础原则而存在的说服力,此外,亦有助于开拓和丰富引渡法律研究的具体思路与方法。     

国际新情势的出现对我国引渡制度发展的几点启示

引渡是国际司法合作领域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打击跨国和国际犯罪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传统引渡制度所确立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如政治犯不引渡,双重归罪等原则在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国际社会不断出现新的情势,如恐怖主义、腐败犯罪日益猖獗等,传统的引渡制度的基本原则面临国际新形势的挑战.因此出现了许多国际公约对传统引渡制度做出变通的规定,虽然还不至于完全颠覆传统引渡制度,但足以引起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     

国际反恐中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实现方式

当前,国际恐怖主义呈现出强劲的“全球化”发展趋势,成为严重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宁的一大公害。为了形成全球性的反恐合作机制,国际社会相继达成了一些国际条约和公约,加强了国际间的司法协作。由于各国政治体制、法律传统的不同,对于引渡条约中规定的引渡义务和例外情况便有不同的解释,这赋予了或引渡或起诉这一原则在反恐大背景下新的含义,并引申出在引渡国际恐怖主义逃犯时是否适用例外性规定的争论。因此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讨论,从法律角度来看主要集中在引渡问题,尤其是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实现方式上。     

论预防和惩治贪官外逃的国际司法合作

预防和惩治贪官外逃,是当前我国乃至世界反腐败领域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反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贪官外逃已成为职务犯罪活动的新动向。贪官外逃的特征与危害使得各国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惩治贪官外逃。我国应加强预防和惩治贪官外逃的国际司法合作。     

中国资本外逃探析

近年来,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四大资本外逃国.我国资本外逃的方式主要有利用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及其它方式.其外逃的症结可概括为:体制因素、政策性因素、风险因素、"洗钱"因素.资本外逃会削弱国内建设的物质基础,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引起外债增加,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使社会不稳定加剧,甚至会引发金融危机.因此,我国政府必须多管齐下积极预防和控制资本的大量外逃.     

山地食物与土司化:以清代容美为例

土司的存在有赖于控制境内土民的同时能逃离境外国家的控制,土司化就指的是土司维持这种"内控外逃"的动态过程。武陵山区容美土司的土司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被外人视为原始低等的食物系统来维持的。这种食物系统通过采食和定居式游耕等食物生产方式以及食物制作和餐食结构上的特有习俗,来消解稻麦的主粮地位,树立与平原国家保持距离的边界符号、消除余粮积累,通过"游耕—游治"模式来维持流动性,以达到"内控外逃"的效果。     

我国引渡法应明确写入死刑不引渡原则

与西班牙缔结的双边引渡条约,中国采取了务实的选择,将死刑不引渡原则明确其中。为了更好的开展对外引渡合作,在我国《引渡法》中也应确立该原则,而这并不是对我国现行死刑制度和死刑政策的否定。     

浅论或引渡或起诉原则

“或引渡或起诉”原则是一个历史悠久且被广泛运用的重要原则。文章探讨了关于“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几个基本问题：缔约国在“或引渡或起诉”原则之下究竟是承担一种义务抑或是享有一种权利;在该原则的内部,缔约国的引渡和起诉义务是选择性还是顺序性;以及“或引渡或起诉”原则与普遍性管辖原则存在的联系和区别。在探析的基础上,指出“或引渡或起诉”原则是实现对国际罪行的普遍管辖,防止国际罪行“有罪不得罚”的现象的国际刑法重要原则。进而分析我国对该原则适用存在的几点问题并提出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