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采诗”叙述的生成与双重语境下的意义暗示

"采诗"叙述正式出现于《汉书》中。《汉书》"采诗"作为一个汇聚型话语,存在着古史依据和文献来源。其关键性表述为"振铎徇路"与"观风俗"之说,融入、改造了先秦和汉代文献中古之天子听政制度和巡守制度的相关信息,以及《孔子诗论》和《史记·乐书》中的《诗》学观点。《汉书》"采诗"叙述存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语境,在对汉武帝时代乐府采集音乐和歌曲行为的描述中借用了"采诗"话语,其深层目的在于委婉批评乐府采诗已背离古之采诗裨补王政的功能意义。从话语溯源和话语分析的角度,可清晰呈现"采诗"的"生产"过程,认识《汉书》"采诗"叙述的复杂性和文化价值。自中唐元、白将"采诗"话语吸纳进新乐府理论后,其诗学价值和意义得以突显,在唐以后成为经久不衰的诗歌理想。     

汉乐府“采诗娱乐说”质疑——乐府采诗缘由浅探

现行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在论述汉代乐府采诗时都采用了“采诗娱乐说”。本文从辨析“郑声”入手，探讨了乐府民歌的歌词与音乐的关系及其性质，考察了汉代宫廷用乐的情形。并以此为据反驳了现在通行的“采诗娱乐说”；论证了乐府民歌的歌词与音乐都不适于宫廷娱乐而只能用于观风俗之盛衰的观点。     

汉武帝与《史记》成书的关系——《史记》札记

(一) “雄才大略”而“多欲”的汉武帝,不仅在“外攘夷狄”及“内修法度”两方面功盖千秋,且对一代文学的发展,亦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即乐府的采集,汉赋的兴盛及《史记》的成书。 班固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汉武帝本人亦雅好辞章,《郊祀歌》十九章其十《天马》     

论中唐乐府中风俗题材的兴起

唐前乐府已形成汉魏、六朝两个传统,前者具有儒家所主张的"观风"的政治目的,后者则因内容趋于艳情而为后代所诟病。然六朝乐府除了"艳词"外,亦展现对于地方风土风俗的描写兴趣,这实已开启有别于汉乐府的"观风"角度。排比中唐乐府可以发现,除了抨击时政的内容外,尚有为数可观的作品涉及地方土俗的书写,甚至以之作为诗歌主题。这批乐府作品拧合并改造了乐府在唐前的两条传统。它们一方面吸收并发展了六朝乐府的观察角度与创作手法,另方面扩充了汉乐府的"观风"内涵并扭转初唐以来"采诗"徒具形式的事实,强化其与"百姓讴谣"间的关系,从而使乐府的风俗主题得到创作上的正当性。     

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民族政策

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是指两汉时期分布在南方的诸多少数民族.西汉王朝对"西南夷"实行的"厚赂"、武力统一、"故俗治"、徙民实边、打通西南夷通道等民族政策,在客观上有利于西南夷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增进民族融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东汉王朝对"西南夷"实行的加强边郡统治、廉吏政策、"以夷治夷"等民族政策,是以德化为主,这一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东汉王朝所委任的边吏多比较清廉,善于安抚西南夷,这也是东汉西南民族政策成功的保证.     

"蛮夷风"与"好文雅":班固视野中的"文翁兴学"再认识

本文结合班固<汉书>对西汉蜀郡"文翁兴学"事件的有关记载,分析班固所持有的中土视角和儒家观念.在东汉"隆儒"时代风气的影响下,班固较司马迁更为关注文化先进区域与落后区域的"文野之别",在历史记述中透露出了"别夷夏"、"进夷狄"的价值取向和强烈的教化理念.班固对汉代"循吏"政治的溢美记述,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后人对"文翁兴学"实际情况了解的不足.     

班固对汉赋的改造与六朝典雅文范的生成

自西汉至东汉,赋体的风尚发生重要变迁.西汉赋尚存楚辞遗风,东汉赋则渐入经学之域.变化发生的原因,除了社会背景的影响,还有东汉赋家尤其是班固对赋体的全面变革.具体来说,包括以目录学为基础对赋体范围的确定,对赋体讽喻本质的强调,“雅懿”典范的确立等等.虽然从表面上看,东汉以降,大赋创作走向衰落,但值得注意的是,魏晋直至隋唐文论中,更多接受的是班固赋学及赋风的影响.尤其是对讽喻的强调直接继承了前代“诗言志”的传统,开启了后世“文以载道”之途;辞丽、义正、事实相统一的审美要求又体现了作为实用文之赋体的独特性所在.     

乐府诗鉴赏辞典前言

谈乐府诗,总要先谈乐府。究其本义,它原是汉代主管音乐机关的官署名。创始于武帝(前140—87)而废置于哀帝(前6—3)。其职责是搜集、整理民间歌谣俗曲及歌辞,以创造新声乐调。《汉书·艺文志》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又《礼乐志》亦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李延年列传》亦云:“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命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     

古代诗歌的舆情功能思想与中医治欎理路的会通

上古三代以至汉乐府,乃至中唐新乐府,均曾倡导"采诗观风"制。这种思想认为,歌谣携带有真实的民意信息,周流传布,闻于乐府,上达王者,可供"采诗观风",这实际是诗歌的一种"舆情功能"。诗歌的舆情功能以沟通君人为务,与医家治欎务在打通血脉的思想相合。这种思想又以《易经·泰卦》的"通泰"思想为其哲学基础。     

试论"当涂高"之谶的作者与造作时代--兼与钟肇鹏先生商榷

"代汉者当涂高"是广泛传布于汉魏时期的一条谶言.钟肇鹏<谶纬论略>认为本条谶言是曹魏代汉时所造作.考诸有关文献便知其说非是.实际上本条谶言早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产生了.西汉末年的公孙述与东汉末年的袁术称帝时都曾经利用过这条谶言.曹魏代汉时确实也曾利用过这条谶言,但只是利用,而并非编造.     

东汉"三绝三通"西域与"羌祸"之关联

东汉王朝的"三绝三通"西域,虽然是东汉与北匈奴军事较量的结果,然而其与"羌祸"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正是由于河西、湟中、陇右的羌族起义,直接影响了东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羌祸"对东汉王朝"三绝三通"西域的影响,深刻揭示了西域与河西、湟中、陇右的战略关系.     

楚"酂"地考

楚"酂"地见于曾侯乙简、包山楚简之"酂君""酂路尹",是战国时期楚国重地.汉初萧何因功封酂侯,当因楚"酂"地而来,其家族袭酂侯至西汉末年;东汉至南北朝时期,酂或为侯国,或为县,位置不变.通过对《水经注·沔水》关于该段均口、谷城、筑阳等地理位置的分析,确认"酂"的位置在汉水东岸今老河口市陈家埠口村附近,考古材料也为此提供了证据.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试论盛唐后期到中唐前期的文儒思想及其文学影响

从盛唐后期开始,由于政治背景和学术风气发生变化,文儒的政治地位下降。他们思考社会人生、构建理想政治的方式也随之改变。"致君尧舜上"的共同抱负使得这一时期以"匡君"为目的的政治文学盛行,比如为批评讽谏君主而作的乐府诗,以及由元结明确提出的恢复"采诗"的乐府理论等,都强化了乐府的政治职能,中唐新乐府运动正滥觞于此。而"再使风俗淳"则要求发挥文学的教化作用,以文学为手段来恢复礼乐和道德。为了复兴礼乐,许多文人创作了"补诗经"、"补乐歌"的复古组诗。安史之乱后社会道德问题凸现,"先道德后文学"的观念逐渐形成,诗歌的伦理道德色彩加强,"穷者精神"被强调出来,文学理论上"风雅"传统的重心也逐渐由"雅"转移到"风"。     

明代古乐府要略

作为诗文复古运动的一部分,明代古乐府创作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色,其中以李东阳、李梦阳和李攀龙三人的创作最具代表力.李东阳古乐府句律以"三三七"为主,与后来李梦阳等大倡"真诗乃在民间"稍有不同,其创作使咏史乐府一体在古代乐府创作史中占据一重要地位.李梦阳古乐府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其"尺寸古法",继专注于咏史的西涯拟古乐府之后,在古题新创、自创新题、综合古乐府之题义、继承古乐府之句法等多个层面丰富了古乐府创作."临摹帖"、"影响剽贼"、"止规字句"等,实则是李攀龙主观设定的古乐府创作追求,其主要方法是摹仿古辞之程式和运用程式拟写.与宋元古乐府创作同当时礼乐文化建设存在或隐或显的内在关联不同,明代古乐府主要是在文人案头诗歌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层面展开的,更多地体现了明代文人在文本和诗学层面复兴古乐府的努力.这可能也正是明代文学复古运动最为重要的特性.     

汉代西南夷之"徙"及其去向

"徙"在<史记>、<汉书>中乃是作为西汉"西南夷"地区一个较重要的部族存在.但在记载东汉、魏晋"西南夷"史实的<后汉书>与<华阳国志>中,对"徙"这支人群却并无记载.目前学界有人认为,<华阳国志>中的"斯叟"与"徙"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即"斯叟"为"徙之遗种".文章通过对相关史籍关于"徙"的记载的梳理,着重探讨了"徙"与"斯叟"之间的关系,认为"斯叟"为"徙之遗种"的认识缺乏史实依据,同时对"徙"这支人群的去向及这一认识的缘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两汉时期的治羌政策

羌族是两汉时期北方重要的游牧民族,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王朝对羌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西汉采取了“隔绝羌胡”、恩威并施等政策,其核心是围绕“隔绝羌胡”展开的;东汉采取了强制内徙、以夷治夷、武力征伐等政策,其核心是以武力征伐为主。正是由于西汉实施了正确的治羌政策,才使得西汉的西北边疆政策得以顺利实施,集中力量解决西汉最大的边患———匈奴;也正是由于东汉实施了错误的治羌政策,才出现了贯穿于整个东汉始末的“羌祸”,并最终使“羌祸”成为东汉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两汉御史中丞与州刺史之关系考

西汉在没有罢刺史、置州牧之前,御史中丞与刺史存在着统辖关系,罢刺史、置州牧后,这样的统辖关系就不存在了.东汉虽然再度罢州牧、置刺史,却没有恢复御史中丞与刺史之间的统辖关系.因此,东汉的御史中丞在平时已经没有了"外督部刺史"之权.     

"辞""赋"与乐府

汉人"辞"赋"之称,与"乐府"有直接的关系.乐府采楚地民间歌谣及文人作品,在朝廷配乐歌唱,作为制音协律的底本,故称"楚辞";同时它又可诵读,其诵读形式便被称为"赋".于是在今人看来,"辞"与"赋"在这里似乎被混同了.     

明初乐府诗的创作趋势与特点

明代初期的乐府诗创作,既受元末以杨维桢为代表的"铁崖乐府诗派"的影响,又有着其自身的特点.从乐府诗的类别而言,明初乐府诗的创作趋势,主要是集中在"古乐府"、宫词类乐府、旧题乐府三个方面,并因此而形成了三股创作潮流.明初的"古乐府",主要是指"杨维桢式"的古乐府诗,其中既包含着旧题乐府,更多的则是一些"自创新题"的新题"古乐府".因"宫词事件"而兴盛于皇族的大型连章体<宫词>,成为了明初乐府诗创作中的一道奇观.从复古的角度进行旧题乐府的创作,并使之具有即事性、讽喻性等特点,是明初乐府诗创作的又一道风景线.     

唐诗中的越南采风

古代,采风就是采诗。汉朝人首创采诗之说,谓古有采诗之官,“天子”从采诗后考察风俗政教的得失。但此说由于某些具体说法不一,故颇为人所怀疑。只是对于后来汉武帝设立“乐府”,使掌音乐,为了配乐,乃广泛采集民歌之事(详见《汉书·礼乐志》、《汉书·艺文志》),则是没有疑问的。不过,它们所采是已成的诗歌。近代以来,公私著述,特别是新闻报刊之属,采写异地风物民俗,蔚为风气。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