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东北亚封贡体制初探

东北亚封贡体制是古代中国王朝东亚封贡体制的一部分,也是最为典型的部分.两汉时期,随着东北亚封贡体制的创立与发展,其下成员不断增加,到东汉前期已基本囊括了当时东北亚地区较为发展的民族与政权.东北亚封贡体制以多种形式建构,可分为郡县区内的封贡关系、郡县和护鸟桓校尉等管理的塞外封贡关系、朝廷直接掌管的塞外封贡关系等三个层次,不同层次之间不是一成不变,变化最为显著的是封贡体制下靠近郡县地区.汉代东北亚封贡体制的建构,确立了汉朝在东北亚世界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于汉朝东北边疆地区的经营、安边固土,对于东北亚各族、各国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汉代东北亚封贡体制所体现的基本规则与功能,对后代中国王朝封贡体制的建构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琉球名称的演变与冲绳问题的产生

琉球曾经是中华朝贡属国体系中的重要成员之一,但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之后,将其划为冲绳县,从而改变了琉球原来的政治属性及地域范围。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基于冷战的需要,急于实现对日媾和。日本则趁此机会将琉球的名称及地域范围作了有利于自身的修改,并在旧金山《对日和约》中予以确认。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签署标志着冲绳问题的产生,而冲绳问题对战后中日关系、美日关系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亚合作与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是发展友好合作,还是竞相寻求战略优势压倒对方,将关系到整个东亚的稳定与和平以及一体化进程。东亚地区合作的浪潮给中日两国提供了建立“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也是21世纪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新平台。     

中日关系与东亚合作

当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地区大国的双边关系出现严重困难时,中日双边政治关系的演变会如何影响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和前景?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和日本各自参与东亚合作的轨迹看,中日双边摩擦并没有影响二者为东南亚地区利益而合作,在可预见的将来,恰恰因为中日双边政治关系的困难,中国和日本都会更多地考虑东盟国家的利益和外交需要,以求为各自创造更有利于自身发展和在地区国际关系变化中更加主动的地区环境。     

东亚合作与中日两国的政策选择

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体制与前景,在根本上将取决于中日两国这个主体合作的快慢与成败.经济理论上的可行性,并没有消除现实合作中的政治障碍,因为地区一体化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经济过程,更是一个政治合作的过程.日本方面虽意见存在分歧,但鉴于对华的不信任、警戒或威胁感,加之一贯重视美国的因素,其对东亚合作的快速推进和高度一体化持消极态度.面对地区合作的进程,中日两国需要明确认识、调整心理状态,树立责任意识,以发展的眼光来构建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而在现实的合作领域、途径及条件上,双方皆应切实从自身做起.     

东亚区域合作与日本的政策选择

与欧美相比,东亚区域合作起步虽不算晚但进展缓慢,呈现出功能性合作优先于制度性合作的特点.日本作为该地区主要国家,对东亚地区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东亚区域合作发挥了重要影响.日本区域合作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不仅受美国因素、同时也受中国因素的制约.同样,日本的政策选择也直接关系到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并影响中国的区域合作政策调整乃至中日关系的进展.     

论日本政党体制与中日关系

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竞选胜出并开始了执政之路.民主党的执政,打破了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的局面.这一重大变化,使日本政党体制的复杂性逐步显现,日本具体是朝两党制、多党制发展,还是向一党独大制发展,有待于进一步观察.本文认为,民主党执政对日本内政外交产生重大影响,中日关系走向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如何合理研判日本的政治走向,理性应对中日之间的分歧,成为今后处理中日关系的重点.     

东亚福利体制与社会政策发展

自从埃斯平－安德森提出"福利体制"以来,福利体制及其比较研究已成为社会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东亚福利体制的探讨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本文追溯了东亚福利体制研究的缘起,阐述了有关东亚福利体制成因的多种角度和不同观点,特别是把东亚福利体制内涵与社会政策的主要特点相连接,对各种不同论点进行了阐述和分析,最后以混合论、强化论、超越论进一步归纳了东亚福利体制与社会政策的发展面向.本文试图通过上述问题的探讨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供借鉴.     

东亚区域合作与中日民间交流

进入21世纪,欧盟和北美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获得实质性突破和进展。而东亚地区无论从区域合作组织发展的深度还是广度看都尚处于初级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为东亚地区两个大国的中国和日本之间缺乏象欧盟的“法、德”那样的紧密合作。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在于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在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境之时,中日民间交流无疑成为推动中日关系发展进而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力量。     

东亚福利体制中儿童照顾的福利态度——基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数据的比较分析

在福利体制的分析框架下,东亚福利体制国家在儿童照顾领域有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福利态度.利用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 2012年的数据,对东亚国家社会成员儿童照顾的福利态度进行判断,从国家与个人特征两个层面分析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受到有限的儿童照顾政策影响,东亚福利体制国家中儿童照顾的福利态度总体倾向于家庭化,由韩国、日本到中国家庭化程度逐步加深.儿童照顾福利态度更多受到个人特征影响.性别、城乡与劳动力市场因素是影响中国、日本与韩国儿童照顾福利态度的主要差异点.日本与韩国女性的不利地位使得处于育儿阶段的女性期待在家庭之外获得更多儿童照顾支持,快速城市化使中国的大城市居民对儿童照顾支持有着更高的期待,隔代育儿的传统则使中国的就业者与育儿阶段的女性能够从家庭获得更多帮助.     

美国、日本的东亚政策与东亚现代国际体系

东亚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外部力量对东亚既有秩序的冲击、以及东亚内部对外部冲击的反应。日本与美国在东亚的扩张和渗透、对东亚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和变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东亚国际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美日两国的东亚政策经历了从妥协走向冲突的过程。导致美日冲突的实质是两条不同的国家发展路线之争,是原则之争,这是美日之所以走向战争的根本原因。1945年之后的日本东亚政策的惟一重大变化是手段的变化,从军事手段转变成经济手段。美国在东亚秩序中扮演强权的角色一直未变,正是由此之故,开放地区主义成为了东亚秩序建构的必然特征。     

略论东亚金融危机与东亚模式

东亚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有许多 ,模式危机只是其中之一 ,而且就东亚模式本身来说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因此我们应当区别对待 ,并划分为失败和成功的模式进行分析 ,以便最终找到适合东亚各国的发展之路     

东亚近代史中的中日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虽然已逾百年,但我们从东亚近代史的历史研究视野看,甲午战争的意义不仅仅限于中国和日本两国之间.甲午战争不仅改变了东亚世界的国际秩序,也改变了日本人对国家、天皇的认识,影响了日本整个近代社会.同时,甲午战争不仅是中日五十年战争的开始,也是"大日本帝国体制"从开始到发展、到崩溃的起点.     

东亚发展型体制：逻辑、结构及其限度

发展型体制是以东亚为代表的发展型国家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从本质上来看,发展型体制是基于政治合法化的逻辑而产生和形成的。在政治合法化逻辑下,发展型体制通过发展经济来提高其有效性,以其有效性来维系和巩固合法性。因此,发展型体制形成了一种有助于经济增长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官僚式威权主义结构,历史经验表明,这种结构对发展型国家取得成功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随着发展型国家国内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和外部全球化压力,东亚发展型体制面临着民主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发展型体制进行转型则是必由之路。     

东亚军事安全动力分析

未来的东亚是和平发展的安全共同体,还是强权挤压的破碎地带?本论文认为,东亚在冷战结束后虽然出现了许多变化,但是军事、政治仍然是地区安全的主要动力。强权对地区安全的“覆盖”,使得地区安全的自主性未充分释放,地区安全机制未能发展出来。军备动力可能带动并引发一系列的地区安全问题。而东亚军事安全问题必须通过一种非权力现实主义的途径来超越。     

The reform of the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in East Asia

This article examines social policy reforms in East Asia and whether the welfare states in the region became more inclusive in terms of social protection while maintaining their developmental credentials. It draws on findings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UNRISD) project on social policy in East Asia, covering China,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China, Japan, Malaysia, the Republic of Korea, Singapore,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and Thailand. It shows that East Asian economies responded differently to the crisis in terms of welfare reform. While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maintained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selective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Korea, Taiwan, and, to a lesser extent, Thailand implemented social policy reforms toward a more inclusive one. Despite such different responses, policy changes are explained by the proposition of the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the instrumentality of social polic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alization of policy changes through democratization (or the lack of it).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东亚安全合作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也引起了世人瞩目。和平崛起的要旨在于解决国内问题,增强综合国力;对外要求保持和平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东亚安全合作要求各国摒弃以实力抗衡谋求安全优势的旧式思维,通过加强各领域合作扩大共同利益,共同提高应对威胁和挑战的能力与效率。积极参与东亚安全合作, 和平解决东亚热点问题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必要条件,也是天然要求。和平崛起与东亚安全合作是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东亚安全合作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也引起了世人瞩目.和平崛起的要旨在于解决国内问题,增强综合国力;对外要求保持和平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东亚安全合作要求各国摒弃以实力抗衡谋求安全优势的旧式思维,通过加强各领域合作扩大共同利益,共同提高应对威胁和挑战的能力与效率.积极参与东亚安全合作,和平解决东亚热点问题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必要条件,也是天然要求.和平崛起与东亚安全合作是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     

创建东亚区域经济共同体构想

2009年9月21日,日本新任首相鸠山由纪夫在纽约与我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面时,提议“共同构建东亚共同体”。据了解,这项提议的基本概念旱在鸠山由纪夫领导民主党竞选期间已提出,还提到东亚共同体将开展经济、安全合作,实行东亚统一货币等内容。显示日本民主党在东亚合作方面已经备有一套较完整的设想和方案,且与以往日本自民党执政时期的理念有所不同,似乎包含有更加倾向于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意向。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世界格局正在向着有利于中国方向演变,而中日经济实力对比亦发生深刻变化,日本新一届政府调整对中国的政策,采取更加务实、合作的政策实际上是大势所趋,这种合作将有利于陷入困境的日本经济实现复苏。     

东亚合作与中国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促使东亚各国认识到它们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 ,从而促进了以“东盟 +中日韩”为地理范围的东亚合作。金融危机后的新现实、东亚国家自主性的提升、“1 0 + 3”领导人会议所提供的政治支持 ,都推动了东亚合作。但是 ,东亚合作的“可持续性”主要取决于其经济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