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性”与“阶级性”——重审梁实秋与左翼的文学论争

1928年发生的梁实秋与左翼的文学论争,学界已讨论颇多,不过论述多集中在双方文学观念本身,很少将梁实秋的个人主义思想背景考虑在内,因而不同程度地模糊了文学观念交锋背后双方在文化政治理念上的差异.笔者将梁实秋的文学观念与其时新月派进行的人权论争结合起来考察,认为梁实秋与左翼文学分歧的根本并非是与阶级性相左的人性,而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个人性.是个人自由优先,还是阶级类集体意识优先,是造成双方文学观念差异的根本原因.     

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型与女性主义话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生产机制发生转型,影响到女性主义话语的生产和流变。这种由市场、媒体、畅销书运行机制合谋制造出来的话语,显得格外兴盛,体现出日益明显的消费性特征。它推崇极端的个人趣味和自恋意识,把人的本能欲望当作文学表现的主要对象和基本内容,让欲望话语取代了文学话语,追求形而下的审美风尚,消解了女性尊严,也解构了女性文学的文学性,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衰微。     

中国现代自由主文文学话语之建构

在思想层面,西方文化在“五四”时主要-是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精神重构了“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话语。白话除了在语言形式和思想思维方面参与建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以外,从是否使用白话这方面我们也可看出“五四”时期文人学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相对于因救亡把文学当作武器的革命文学对于文学性本身的忽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更注重于文学本体、文学审美的追求。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除了对于创作主体自由和文学本身独立的要求外,自由原则与自由文学本身的位置和立场必然表现出对主流政治文化的疏离以及反抗和批判。本文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分为四种表现形态。此外,中国近现代自由空间没能强大和持续的原因是：中国的近现代民间发言场所是兴起于报纸杂志的,民间报纸杂志成为主流文化传播基地的角色转变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没能开创一个完善的批评空间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新青年》的激进传统使“五四”知识分子构造的文化空间容易被知识分子对于价值选择和文化选择的道德性、时效性所覆盖。本文是第一次试图从白话、文学独立意义、批评空间的开创三方面阐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话语之建构。     

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关系

近代文学“国家”话语向现代文学“人”的话语的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影响密切相关。白桦派提出的关于个人与“人类”互动、统一的观点 ,强调了个人相对于“人类”的独立性与重要性。这种观点为五四作家所接受 ,促使他们自觉背离近代“国家”文学模式 ,将叙事重心与目的由“国家”话语转向“人”的话语。五四作家对日本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系原则的叙写 ,是从中国五四语境出发的一种创造性改写 ,这种改写赋予了五四文学较之于日本白桦派文学更为丰富、深刻的现代人学内涵。     

理性与秩序:新月派的文学观及其意义

新月派的文学观一向被视为浪漫主义,这种相沿成习的看法其实并不确切。作为一个较为松散的文学群体,反叛浪漫、抨击感伤才是“新月”之所以成“派”的凝聚点和粘合剂。新月同人一致的文学理想是以理节情、追求秩序与规范,表现出明显的古典主义特征,在激烈变革的现代中国文学中显得格外醒目。新月派的文学观具有向传统的文化精神和审美趣味回归的倾向,同时又契合了世界现代文学放逐抒情趋于客观、克制的发展态势,对当时激进的主流文学起着制衡作用。     

论前期延安文学话语的独特性

前期延安文学话语不同于此前的左翼文学话语,也有别于其后的"工农兵"文学话语,表现出独具特色的个性.在前期延安文学的生态语境下,作家有相对宽松的创作空间,他们在创作理念与文本实践中既追求文学对社会功能承担的类本质特征,也遵循艺术规律,实现文学的生动性、丰富性与多样性.     

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重组的形式

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是两种不同的话语类型:前者的考察单位是整个社会,后者则聚焦于跟世俗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每一个具体的"人生"。历史话语描述了一个个宏大的巨型景观,文学话语更为关注普通的小人物和底层,对于日常领域的反抗能量具有超常的敏感。历史话语作为强盛的文化传统一度是文学话语仰视的对象,而文学话语的成功建构与"人生"范畴的浮现记录了两者之间漫长的观念角逐。     

物质·性别·城市·精神--当代文学中关于"屋"与"人"的四重文学话语

"屋"具有喻示人类生存状况的功能,它不仅仅只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领域和生存需要,也和人的精神、心理、艺术审美追求,与社会制度、观念以及人类历史相关联,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论文从关于"屋"的物质、两性、城市和精神四重文学话语入手,分析论述了中国当代文学中人类生存的空间--"屋"与生活于其中的"人"的关系的历时性话语表达,以及当代人现实生存状况和精神追求在这两者关系中是如何被深刻揭示的.     

论现代化进程中的家族文学

家族是社会体制的产物,是历史文化的复合体。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成全并提升了家族的文化表征意义。当家族文化被转注和审美化为家族文学,两者便在对话语境中形成了具有复调性质的叙事话语体系。乡关何处与家园皈依是人类永恒的精神困惑和亘久的文化命题,而“寻找精神家园”也一直是中外家族文学的主题追求和终极关怀。母题化研究是探究家族文化的诗意表达与家族文学的文化品性最具本质意义的表述平台,从文学母题的原生性、普适性和恒常性的形态中可以透视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格心理的价值构建,以及源于文化也源于艺术共鸣的一种人类精神的生发。     

论鲁迅的文学精神

20世纪的世界文学,对传统充满挑战性与颠覆性,鲁迅的文学作品正是以疯癫的方式反抗着传统的可怕压力,质疑并颠覆着几千年专制形成的强势话语,从而高扬起反主流权力话语的文学旗帜。从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的眼光来审视,鲁迅作品必然是充满暴力和亵渎的"恶"的话语,正是在东方绽开的一枝恶之花。鲁迅的文学精神,应该是充满反抗暴力的,承担着人生大义的"恶"的文学精神,又是充溢着东方智性的写意的美的文学精神。     

《新月》小说初探

新月派怍为一个文学艺术流派,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存在过十个年头。如果说,五四时期文学界为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这两大文学社团雄踞文坛的话,新月派是继其后拥有一批作家、有创作实践、并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文学派别。提起新月派,三十多年来人们总是持敌视态良,一部分青年学生中所知道的多是梁实秋的人性论,胡适陈西滢的买办洋奴咀脸,而不是闻一多。徐志摩的诗歌,沈从文、凌叔华等的小说。那种把文艺创作、艺术流派、艺术倾向和政治斗争机械地加以等同,以政治结论代替艺术评论的简单做法,对文学研究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近几年来,对《新月》的诗歌创作及其代表诗人徐志摩、闻一多等的研究和评论,取得不少积极的成果,对这个社团的性质和特点,也作过有益的探讨,这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对于这个社团在小说创作方面的     

艰难的主体重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开始了一个艰难的主体重建的过程。首先是在批判中寻找失落的主体性。当时的创作虽仍然表现着极强的政治性,但已不是追随权威话语而图解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试图独立地介入,寻求自己的表达。2 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出现了“忏悔”与“反省”的现象,文学开始更多地揭示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它不同于过去对知识分子的诋毁,而是标志着一种独立人格的觉醒,反省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修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不应忘记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积极参与。文学主体性的倡导、“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唤、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资源的重新发现,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知识分子话语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从2 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它不得不面对各种反叛与挑战     

论新时期文学中的道家话语发生问题--以寻根文学为发生中介物

新时期文学中的道家话语发生,在文革潜在写作和反思文学阶段还处于萌芽状态,并没有被社会认同.待到寻根文学阶段,作家们对道家话语的张扬和建构已经自觉化、公开化.韩少功、阿城们在他们的理论陈述中鲜明地表现出对道家文化的张扬姿态,阿城所塑造的王一生等形象与道家的"真人"人格理想具有相同之处,汪曾祺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桃花源情结"及对"水的感觉"的追求也与道家"质性自然"等思想相同或相通.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寻根文学作为发生的中介物,终于使新时期文学中的道家话语发生完成了"继续不断的建构",并使之获得了话语的合法性.     

明中期文坛茶陵派与吴中派关系研究

茶陵派与吴中派有着密切的联系,吴中派在文学上表现出四点地域特征:博学之风、任情之性、尚趣之乐和崇古之情.李东阳与吴中士子交往甚多,不少吴中人士在与茶陵派交往过程中,深受茶陵派诗风的影响,自觉接受了李东阳的诗歌主张,在师法取向、诗歌内容、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有共同志趣,而人生追求的相异又使两派各有不同.通过对茶陵派与吴中派异同的研究,探讨两派在文学上的关联度.     

京派对诗歌格律形式的探索与建构

京派是较为典型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在人生态度和审美取向上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继新月派之后,京派致力于诗歌格律形式问题的探索与建构。通过对中外诗歌的考察,京派充分肯定了格律形式的价值与作用,并在创作实践中进行积极尝试,对新诗形式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文学话语接受的心理机制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接受的前提是文学话语的接受。文学话语的接受融注着接受者多种心理因素,接受者只有激活所有心理因素,才能体味文学话语的意味,洞悉作品的内涵意蕴,实现审美再创造。本文通过分析感觉知觉、想像联想、情感体验、理解领悟这些心理因素与文学话语接受的关系,阐释文学话语接受的心理机制。     

女性话语的文学境遇

女性话语在中国已历经百年演化过程,但因其生长在源远流长的传统男权话语之中,并关涉到每一个具体个人、具体家庭、具体组织的性别文化成份,因此,反映在女性文学的写作、阅读与批评中,便存在着十分错综复杂的状况.传统话语对女性话语资源的误识、误导与误用亦在所难免.因而,举证与分析、辨识与澄清,是女性话语摆脱传统话语所造成的困窘境遇的必要工作.     

独立的文学批评何以成为可能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正日益被文化批评所覆盖,其直接结果便是文学批评独立性的丧失,成为泛文化的非文学性活动。文化批评不应当也不可能取代文学批评。自然,这种批评不是充当权威体系的代言人,而是对人类精神和学术思想的自由表达;它不谋求成为完美绝对的真理,而珍视平等的多元的声音;它不是从先验的标准出发,而以个体独特的体验和判断为起点,力求批评话语的创造性与前瞻性。在此基础上,文学批评才能重建自己的理论话语,并获得真正定义上的独立。     

试论新感觉派的生存处境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感觉派是一种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新感觉派追求文学的现代性与自由书写。这本应是一个去却了政治意味的文学流派,但它的发生、发展、壮大,直至最后消亡,却与政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它是政治与文学相互纠缠的活标本。     

新的诗学话语的“崛起”——语言哲学视域中的朦胧诗运动

在语言哲学视域中,朦胧诗的崛起,不仅是一种新的审美规范的崛起,也是一种新的诗学话语的再现。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相较于当时的主流诗歌,朦胧诗至少经历了以下三种变化：在话语主体方面,完成了“集体”到“个体”的回归;在话语姿态方面,经历了从“革命”到“启蒙”的转变;在话语风格方面,发生了由“跃进体”向“沙龙体”的转变。话语是语言的表征,话语形式的变化能够体现文化制度的改变。朦胧诗话语形态的出现,体现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突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