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肃AB团中的责任问题新探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错误地开展了一场肃AB团斗争,时任红一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对此是负有一定责任的。毛泽东在肃AB团中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赣西南特委和中央巡视员的报告,使其产生党内存在AB团的错觉;快速整军肃出所谓的AB团,使其怀疑AB团混入红军队伍内部;宛希先、袁文才、王佐被杀等事件的发生,使其形成赣西南充塞AB团的错误认识,由此下定了肃AB团的决心。然而,随着滥捕滥杀AB团造成的严重后果,毛泽东又为遏制这一错误作出了努力,公开承认在肃AB团的问题上犯有错误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纠正。     

“左”倾祸国(上)

苏区的反"AB 团"和"肃社党"事件中央苏区发生的第一场"左"祸,便是反"AB 团"和整肃社会民主党。"AB 团"本是大革命后期国民党右派在蒋介石授意下在江西成立的一个反共组织。但是,"AB 团"的寿命很短,由于它倒行逆施,到1927年春天,即被江西人民发动的"四二"暴动所摧毁。然而,数年以后,中共赣西南特委却突然宣布在共产党内发现了"AB 团"组织。1930年5月18日,《赣西南特委通告列字第九号》说:由于"组织不健全不深入不严密","西区儒林等地     

论肃“AB团”的根本错误

一九三○年下半年开始,各革命根据地先后开展了大规模的所谓肃“AB团”的行动,尤其是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之后,这种行动日甚一日,逮捕关押和杀害了一批又一批的好同志,其中有不少是对革命有卓越贡献的领导人,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为痛心的损失。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在中共中央的关怀下,以“AB团”罪名被杀害的同志大都得到了平     

AB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人们都十分熟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肃反工作中,有一场称之为肃清AB团的斗争。AB团是什么组织呢?较为流行的说法,认为AB团是国民党潜伏在红色区域的反革命特务组织,AB是英文Antj——Bolshevig (反布尔什维克)的简写,AB团的头目是段锡朋、程天放。今天,实事求是地搞清楚AB团的问题,对于研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总结我们党在肃反问题上的历史经验教     

中央苏区的创建与共产国际(上)——中共的苏维埃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27年9月至1937年9月是中共开展苏维埃运动时期,1930年1月至1934年10月是中央苏区创建的辉煌时期。在中央苏区的创建过程中,共产国际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斯大林中国革命"三阶段"论,是中央苏区创建的重要理论根据;共产国际"农村中心"策略,是中央苏区创建的重要政策支持;共产国际采取的相关举措,是中央苏区创建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斯大林中国革命"三阶段"论、共产国际指示和决策的"左"倾、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也给中央苏区的创建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消极影响。历史地、科学地评价共产国际在中央苏区创建过程中的功过是非,对正确评价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二全”会议与赣西南党的“AB”团问题

井冈山斗争时期发生在赣西南党内的“AB团”问题，曾经酿成严重的后果．其直接诱因是长期存在于赣西南党与总前委之间的认识分歧，1930年8月召开的赣西南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由于全面接受了“左”倾冒险线而加深了这种认识分歧，总前委对于“二全”会议性质的错误认定，终于酿成了所谓赣西南党的“AB团”问题．     

浅谈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

本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曾经开展过一场卓有成效的廉政建设运动。今天,廉政的飓风正在中国大地刮起。如何搞好今天的廉政建设?我想吸取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是很有必要的。本文拟就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前因后果、措施及对今天廉政建设的借鉴意义作一粗浅的论述。     

试论中央苏区三年游击战争的准备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致使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受到严重挫折,影响了中央苏区3年游击战争的坚持和发展。因此,长期以来,史学界忽视了党对中央苏区3年游击战争的准备这一历史事实,这是不客观的,应该重新提出来研究探讨。     

建国初期甘肃省禁烟肃毒运动述评

建国初期,中共甘肃省委和省人民政府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厉行禁烟肃毒,结合甘肃开展的各项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造,组织和领导全省各地开展了广泛、深入、持久的群众性的禁烟肃毒运动,使甘肃泛滥多年的烟毒彻底禁除。建国初期甘肃省的禁烟肃毒运动,有其显著的特点和丰富的经验,不仅为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条件,也对于目前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活动的斗争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     

红军长征的序幕

红七军团东进北上1934年7月,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形势处于严峻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赴皖浙赣边区,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发展游击战争,创建新苏区,吸引一部分敌军回援其根本重地.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粉碎敌军的"围剿"     

“AB-AB”格式嬗变考察

现代汉语没有“AB-AB”式重叠，这是语言发展演变的结果。元末，“AB-AB”重叠在北方话中开始使用；稍晚，ABAB式产生。最初，两者的出现频率相差不远。“AB-AB”式重叠产生后不久，使用频率先是日益减少再日益增多，明末清初达到顶峰。清初以后，“AB-AB”的使用再次减少，现代汉语已基本上不再使用。“AB-AB”式重叠的产生当是诱导推理的结果，它的消亡则可能是汉语语法结构的明晰性、经济性与汉语音节配合追求四字格的习惯造成的。     

聂耳的"新兴音乐"创作与30年代的中国革命

聂耳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作曲家,他的创作对于理解20世纪中国艺术与音乐的发展及其走向政治化的历程十分重要。探讨聂耳关于艺术的角色及现实对于艺术与艺术家之重要性的见解,讨论他的音乐如何传达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和革命精神,有助于理解中国的现代性与革命的共生关系。聂耳将不同的艺术观念综合一体,在吸收西方音乐技巧和创造中国新型革命艺术方面取得了成功。对聂耳进行研究可以为30年代中国左翼知识社群的意义和影响予以重估,他的创作———无论是题材还是风格———都代表着中国革命音乐的巅峰,并可为其后的几代歌曲作家充当样本。     

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战争的供给工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为了摧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消灭主力红军,在军事上发动"围剿"的同时,在经济上实行封锁。针对敌人疯狂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鄂豫皖苏区针对当时战争的特点,制定了正确的政策,从而保障了反"围剿"战争的军费、军事装备、军粮和兵源的供给。     

革命文学论——兼对学术界关于“革命文学”的一些观点提出异议

历史资料表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其本质属性是表现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无产阶级的感情,并不要求一定要直接描写阶级斗争。它产生的条件也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等外部原因,而主要在于中国现代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这一革命文学可分为情绪化、生活化、理性化和典型化四种类型。事实证明:简单地描写阶级斗争的作品往往是失败的,而以无产阶级的观点来分析和描写生活,注意生活的复杂性,把人物写成复合体,才能取得成功。革命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开创意义,不比前苏联的革命文学逊色。     

论《红岩》的“身体”革命意识

“身体”是解读《红岩》革命意识的一个重要的维度,从身体的命名、身体的出场仪表、身体的感知系统等身体的构成属性互证自明地凸显了敌、我两种不同的“身体阵营”。革命身体的受虐被演绎成了庄严的凯旋仪式与洗礼典礼。在红色狂欢的受难姿态中“身体”的痛感为一种信仰道义充斥的革命浪漫激情所替代。     

关于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几个"点"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的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不过近年来却有较大的突破,但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重视."民族主义文学"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海派及新感觉派等都存在着比较"纠缠"的关系.而这些都为我们较为全面地解读30年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和独特的视角.     

周文讽刺小说论

集革命者和小说家为一身的周文,其讽刺小说继承、发扬了鲁迅开创的新文学讽刺传统,坚持从内蕴着自己生命体验的生活领域取材,塑造出一批以旧军阀（官僚）为主体的典型性讽刺人物形象,并形成了自己反腐朽、反庸俗、反奴性的基本讽刺主题与冷静、犀利、含而不露却又有浓郁喜剧色彩的讽刺美学风格。独特的讽刺艺术,是沟通周文革命实践与艺术实践的桥梁。     

以苏区精神认识构建和谐赣州的实践

构建和谐赣州是赣州人民响应国家号召,坚持科学发展观思想,遵照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部署,在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下,结合赣州的具体情况而进行的伟大实践。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20世纪30年代在中央苏区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也是构建和谐赣州的主要心理支撑。从这一伟大实践出发,结合苏区精神,正确认识构建和谐赣州的伟大实践非常重要。     

想象的力量：革命文学生成和精神价值论

上世纪末以来,文学研究出现政治关怀倾向的轮回.从想象的维度重新解读30年代作为重要批判话语的革命文学,革命源自对自由的渴望,革命文学亦源自晚近知识分子在生死之间对现代中国的悲壮想象,作为有担当精神的知识分子,革命文学家和革命文学具有了引领人在逆境下重新开始、创造自由美好生活的乌托邦价值.     

宗族势力与革命势力间互动关系的演变——以20世纪2、30年代鄂豫皖边地区为中心的分析

本文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鄂豫皖边地区为中心,考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变革对当地宗族势力的冲击,具体地展现了宗族势力与革命势力间互动关系的演变过程:新型革命知识分子的产生与宗族内部的分化,革命势力的壮大与宗族势力的垂死挣扎,革命势力的全面控制与宗族势力的加速衰亡;力图从具体的个案角度来揭示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势力是如何实现社会基层控制的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