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2021数据

本文使用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建立有序Probit回归模型,检验了收入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收入与居民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收入的居民相较于低收入的居民,其幸福感更高。本文通过加入省份固定效应以减少遗漏变量偏差、更换Logit回归模型、采用不同指标衡量居民幸福感和居民收入水平等多种稳健性检验方式,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并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以期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幸福水平有提升作用。     

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社会因素研究——基于CGSS2005数据的分析

基于CGSS2005数据,建立多层次模型对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社会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经济收入、住房产权、人际交往、贫富分化、民主参与、政府服务、社会保障、矛盾纠纷等对居民幸福感水平有显著的影响,提升居民幸福感水平必须从上述各方面入手。     

从汉画像石墓看陕北地区的民族融合

陕北是汉画像石墓集中分布的地区之一,汉代陕北地处边郡,民族构成复杂,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使陕北地区的汉画像石墓表现出以华风为基础同时习染胡风的独特风格,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这体现了内附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融合过程,最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并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     

医疗卫生服务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基于CGSS 2013和CGSS 2015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幸福是每个人的追求,也是整个人类社会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和2015年的数据,采用文献资料法、实证分析法等研究医疗卫生服务与农村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通过Ordered Logit回归方法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政府医疗卫生服务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具有一定影响,其中充足性、公共性和便利性这三个维度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尤其是便利性对改进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影响较为显著。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年数据的描述统计,得出医疗卫生服务在当前最需要加强的公共服务中排在第二位,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具有渐进性与长期性的研究结果。针对实证分析结果以及两次调查的对比,提出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的投入力度,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性以及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的便利性等对策,以期进一步促进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改善,提高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     

社会资本、健康状况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 2010和CGSS 2015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0年和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序数逻辑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和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城乡差异。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和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但整体上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城乡差异显著;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城乡差异不显著。据此,提出拓展老年人社交渠道、增进老年人社会信任、增强老年人身体体质和关心老年人心理健康等对策,以期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中国民族地区居民幸福感研究:以新疆为例

文章利用CGSS(2005-2010年)数据,以新疆为例来研究中国民族地区居民幸福感问题。研究发现:66.59%的新疆居民感觉生活幸福或者很幸福,并且感觉幸福的人群呈现增加的趋势;尽管各民族群体的幸福感有所差异,但从趋势上看,新疆地区各群体的幸福感基本上是增加的;同时利用OLS多元回归和Ologit回归分析表明,在控制性别、年龄、收入、教育、政治身份等因素后,新疆地区居民幸福感仍呈上升趋势。此外,文章的研究充分肯定了我国政府对新疆地区实施的民族偏向政策,在新疆地区创造了良好的多民族共同幸福的局面,反映出良好的民族繁荣与融合趋势。     

从北朝的婚礼习俗看民族融合

北朝时期,各民族间的通婚频繁,婚礼习俗彼此融合。汉族婚姻“六礼”不仅得到鲜卑统治者的认可,而且在整个北朝社会风行;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青庐交拜”、催妇上车、新妇乘马鞍、戏新婿、婚礼用乐等呈现“胡化”色彩的婚礼习俗亦广泛流行于北朝社会,反映了北朝民族融合的时代特征。     

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10年数据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备受关注.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调查数据,了解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通过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得出结论: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整体上比较高;性别、年龄、信仰、婚姻、居住地、社会地位自评、健康状况、家庭收入、家庭经济地位自评、收入合理度、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感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居民的健康状况、社会评价、家庭变量和态度变量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

文章利用CGSS2010调查和《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研究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亲贫式支出可提升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但效果不显著;从结构上看,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农林水事务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正效应,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负效应;从区域差异上看,亲贫式支出对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正效应要显著大于经济发达地区.基于此,文章提出公共支出应向农村地区倾斜,尤其要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且要调整支出结构以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和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     

从娄睿墓看太原在北齐时期的民族融合

太原作为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的北方重镇,一直是民族融合的典型城市。在南北朝这个特殊时期,更是成为汉人与鲜卑、拓跋等少数民族相互交融的重要地区。鲜卑人娄睿的墓葬出现在太原这座汉人聚居的城市,而且墓葬中出土的大量壁画与陪葬品都具有鲜卑与汉族、西域胡族等多种民族文化特色相交融的特点,由此可见,太原在这个时期成为了民族大熔炉。     

从桂东北平地瑶文化教育的演变看民族融合

本文通过对桂东北平地瑶的社会调查,探讨平地瑶文化教育的演变,说明平地瑶与汉、壮民族融合的趋向.平地瑶原是瑶族的一个支系,居住在深山老林,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迁居平地后,长期与周边的汉、壮等民族杂居相处,在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密切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学习,文化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族特征已基本消失,并与汉、壮民族融为一体.     

民族和谐的典范——论贞观时期的民族融合

论述了以唐太宗李世民为首的统治集团,顺应历史发展趋势,调整统治政策,对民族问题作了妥当的处理,使一度紧张的民族矛盾得到缓和,为巩固国家的统一,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边疆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从元代江南文化看民族融合与中华文明的多样性

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多民族共生与融合的历史进程,元代是中华“多元一体”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实现了全国大一统,与外域的交往也达到空前规模,民族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前代。儒学教育和汉文化的熏染不仅提升了蒙古人和色目人的汉文化素养,也给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带来不少变化。元代汉、南人在语言文字等方面对蒙古文化也多有吸收。     

子女数量、住房条件与城乡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12的实证

个人幸福感是从主观角度反映民生的指标之一,房价上涨背景下,子女数量与住房条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和程度如何值得研究。利用CGSS2012微观数据,对70后和80后人群所拥有的房屋套数、现住房面积、子女数量和其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居民住房面积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相关关系,住房面积越大,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拥有房屋套数、子女数量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子女数量、住房条件对不同户口类型居民的幸福感存在差异性影响,具体表现为非农户口居民的幸福感受住房面积的影响更大,而农业户口居民的幸福感受住房套数、子女数量的影响更大;子女数量、住房条件对同一户口类型不同年龄层次居民的幸福感存在差异性影响。     

少数民族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

主观幸福感是心理学中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它的影响因素很多。本研究系统地探讨了人口统计学因素对少数民族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得出了民族大学生具有中等偏上程度的总体主观幸福感,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总体主观幸福感较高等结论,根据现状提出了一些建议。     

公共住房与中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 ——来自CGSS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公共住房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公共住房并没有提升中低收入居民的幸福感,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共住房未能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主要是由于公共住房位置较为偏远、质量不高、配套不完善等因素导致的,同时发现地区房价水平、居住者收入水平、家庭是否有未成年子女等因素对公共住房居住者主观幸福感具有调节作用.上述发现说明我国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应该从住房区位、住房质量、配套措施等角度提升居住者的居住质量,同时以居住者的需求差异为基础进行保障性住房的建设.     

转型时期民族融合与民族社会工作创新发展

民族冲突与民族恐怖袭击事件近年来在我国边疆地区频繁发生,民族融合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与难点。民族社会工作作为民族工作方式创新,民族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的重要内容,强调以民族为本的创新民族融合理念、整合取向的综融式民族融合方法、上下一体化的民族融合路径、三社联动与项目制的民族融合机制。在传统民族工作失灵的情况下,民族社会工作因其解决民族融合问题具有先天亲缘性关系与后天亲和性优势,成为解决民族融合问题的主要方法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