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卡出土的彩绘木棺盖板

文章依据文献记载和实物资料的比对,断定青海省乌兰县茶卡乡出土的木棺盖板画上的人物族属为吐谷浑。     

唐代前期洱海区域的部族

乙、初唐洱海部族的社会生活 西汉以来的纪录,洱海区域散为部族,没有联合为一体的组织。到蜀汉时期,虽成立云南郡,有较大的部族组织,也还没有成为整个区的部族联结,其所以如此,当由于原住着的昆明族社会发展比较落后。后来有哀牢和僰人迁来,建成部族,各以族属自成区域,没有进步到各族属统一联合的组织。这种情形,直至初唐时期如此。     

族群认同与互动：兼论苗族瓦乡人的族群意识

对苗族中的瓦乡人,学者们只从语言的角度争论其族属问题。用族群理论,从族群认同与互动的层面进行探讨,能更深刻地理解瓦乡人的族群意识。     

“汉化”还是“羌化”?——川西石棺汉墓遗址族属问题再思考

四川岷江、青衣江流域曾陆续出土大量汉代石棺墓,发掘单位或研究学者大多认定,墓葬当为古羌人遗留,甚至将石棺等同羌人文化,并认为此说已成考古学界的定论。从近来族群研究与民族考古学视野而言,这批石棺墓群的族属值得再思考,从墓葬形制的混合多样性,随葬品来源分散广大区域的现象,确实反映出两汉时期川西地区复杂的族群接触,在漫长互动过程中,被泛称为"羌"的当地民族有所谓"汉化"现象。但另一方面,更不能排除被视为主流中原汉族,在当地却为"少数民族"的中原汉人,由于徙民或互市与当地民族长期族群接触,因而"羌化"的可能。     

茶卡吐谷浑国王陵浅谈

文章对茶卡地区新发现的吐谷浑王陵的族属、陵墓主人的身份等做了考证,并就王陵文物保护工作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关于都兰热水吐蕃佛寺遗址及周边墓地的几个问题

青海都兰、乌兰地区的吐蕃佛教遗址、遗物年代很可能是在779年吐蕃本部第一所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院桑耶寺建成，赞普赤松德赞以佛教为国教，大力弘佛，是吐蕃统治下的青海吐谷浑王国地区的佛教遗迹、遗物产生的原因。藏文史籍记载的松赞干布时期所建寺庙隆塘卓玛庙(klong thang sgron ma temple)和仓巴隆伦嫩庙(tshangs pa rlung gnon temple)则不可能在青海吐谷浑地区，都兰热水北岸塔基也并非是文成公主的最后归宿。青海都兰血渭6号墓的墓主人身份现在还不能确定，而2018血渭1号墓墓主人身份应该是吐蕃统治下吐谷浑王国的某位吐谷浑小王。都兰热水等地的吐蕃墓葬可能受到象雄墓葬文化的影响，这些吐蕃葬俗应是由来自象雄地区某个家族的成员传入都兰热水地区。     

“东不过江黄”:晚商周初王朝东界及其政治地理格局

《汉书·贾捐之传》所言武丁、成王时"地东不过江、黄",是探讨晚商周初王朝东界的重要史料。江、黄当地处以海岱地区为主体的王朝"东域",而非淮水流域。江可能位于沂水附近,黄应该在淄水上游、今淄博淄川区一带。东部边界所区分的文化族属,无疑是中原商周文化与东夷文化,而江、黄的民族属性及活动地域,基本符合考古文化所反映的夷夏分布。作为东部边界的江、黄,与淮浦之江、黄,似皆从泰山南麓、汶水中游一带辗转迁徙而来。商周民族东拓,打乱了土著部族原有的政治地理格局。在这一族群分衍、迁徙过程中,沂水及其支流承担了重要的交通功能,实现泰沂地区与淮水流域的沟通。边界作为历史与地理结合的特殊地带,不同族群往来与迁徙十分活跃,使其人文地理结构具有较强的立体性与动态性。     

明清时期国家权力于河湟边地的延伸

明清时期河湟地区随着卫所、郡县的设置、移民的涌入,其传统的族群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央政府一方面因俗而治,对藏、蒙牧区实行部族制、盟旗制,对土人、撒拉等族群施以土司制的统治策略;一方面则通过逐步加强汉人移民区及"熟番"地的军政控制,实现了中央王朝于此地界的政治主导地位,从而也使国家权力不断在河湟边地获得延伸。     

代戎族源考

代戎是东周时期活动于中国北方的重要部族,其族属与渊源众说纷纭。认为代戎为商王朝同姓封国或为北戎、西戎、追族等说法均与史实不合。代戎是一些白狄族从山陕北部东迁到达代地后经过他们相互之间以及他们与当地土著人群的融合,而整合形成的一个新的部族。简言之,代戎为白狄别种。     

城镇化情景中的族群认同--以云南省元阳县彝族为例

在村寨场景中,由于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异显著,文化是人们建构族群边界的主要因素,也是族群认同的主要内容。在城镇情境中,各族群文化差异逐渐消失,但是文化的趋同并没有导致族群界线的消失。在城镇,人们主要依据族源和血缘选择自己的族属身份,族源和血缘是族群认同的主要内容。     

藏文化视野下的南诏境内族属解读

历史上南诏处于唐蕃之间,其地理位置和文化形态都与藏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解读南诏境内的族属及文化时,除了引用汉文史料外,还应借助藏文文献资料。本文依据翔实的藏、汉文献资料,对南诏境内的古代族属＂僰＂、＂叟＂、＂邛＂、＂笮＂、＂昆明＂及＂白乌蛮＂等进行了系统考证,提出这些族属源于藏族氏族的观点。     

区域·族群·国家认同——当代藏文学中的土司书写

藏族作家阿来、达真等以文学想象的方式追忆藏区土司时代,不同作家文本相互印证补充,以民族志方式表现那段历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伦理。笔者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梳理土司制度与区域、族群之关系,指出其历史脉络从"顺应"走向"相悖"导致土司制度最终消失于历史舞台。区域族群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唇齿相依在现代世界体现尤为紧密。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分别表现为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藏文学中的土司书写从文化民族主义角度阐释可以发现其中隐含区域族群的身份认同与家国情怀。     

战争、族群与区域社会:9至14世纪晋东南地区二仙信仰研究

晋东南地区的二仙信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长时段研究区域社会中族群与民间信仰关系的个案.沙陀、女真、蒙古等部族人士对二仙信仰的态度既不能以单方面的接受(华化)来概括,汉族士大夫参与二仙信仰的活动也不能仅以逃避仕金、仕元来解释.不同族群的士绅和官员捐资、兴建或修葺二仙庙,原因复杂,贡献不一.除了对二仙信仰进行人力、物力上的支持(如捐资、兴建或修葺庙宇),士人和民众还通过想像与建构二仙形象,在精神层面推动信仰的发展与传播.这些活动和想像将不同族群、地域、信仰背景、社会阶层、性别的人们联系起来,形成集体记忆,成为地方民众请求中央认可二仙的依据.     

日常生活中的“族性”--关于民国时期甘孜藏区汉人移民的社会学考察

以民国时期甘孜藏区的汉人移民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对这一群体的职业构成、社会地位及身份认同等问题予以考察,并对其背后的动力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在日常的民间交往中,无论是移民群体,还是本地族群,其“族属”意识都处于“自在”的状态中,与血缘、地缘、职业、阶层等其他与“身份”相关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汉人移民在本地社会的地位更多地与职业、财富等因素相关,而与“族属”关系不大。同时,汉人移民的“本地化”与本地族群的“汉化”是同一个社会进程的两个方面。对于迁移时间较久的汉人移民来说,他们对居住地的“地域认同”可能会超越“族群认同”,而构成其行为选择的主要逻辑。     

民族志视野与转型期汉族作家跨族文学研究

从民族志与文学融合的视野看,转型期汉族作家跨族文学是以汉族作家的跨地域行走、跨族群交往、跨文化体验为前提,以少数族群的历史、现实及地方性知识为描述对象的文化书写。它记录了不同地域少数族群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保存了某些即将陨落和消失的部族文化传统,部分真实地描摹和还原了转型期民族地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历史变迁,从而成为一种考量民族文化保存和变异的活态文本,具有当代民族志的性质和意义。汉族作家跨族文学体现了中国多民族文学和文化内部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为推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构和民族文化新格局的创建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从考古材料看白族的起源

云南洱海的新石器文化是以稻作为主的定居文化,继之的青铜文化则可分为农业文化与畜牧文化,青铜时代的农业文化与新石器文化有承继的关系,创造上述文化的是"昆明之属"这一古老族群。唐初,该族群在汉文化冲击下,因内部发展不平衡而分为"白蛮"与"乌蛮"。自南诏统一该区,区内多元部族开始了一体化进程,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白族。     

“渐慕华风”至“尊晋勤王”——论慕容廆时期前燕的中华认同

以慕容姓氏的由来、至慕容廆朝鲜卑慕容部居地的变更与慕容廆汉化改革三方面考察慕容廆执政时期对中原王朝与中华文化的认同,可见其经历了由"渐慕华风"至"尊晋勤王"的转变,这无疑成为前燕兀然崛起的加速器,不但使前燕国祚得以存续85年,对慕容鲜卑的影响也更为深远,使慕容鲜卑继"前燕"灭国后,又先后建立了以"燕"为国号的"后燕"、"西燕"、"南燕",加之冯跋建立的"北燕",如果算上吐谷浑,则慕容鲜卑先后建立过6个地方政权,成为十六国时期建立政权最多的部族.     

中型秦墓墓主族属及身份探析——以渭水流域中型秦墓的葬俗为视角

中国古代墓葬特定的头向以及葬式,是古代族群特有的丧葬习俗、原始宗教信仰的具体表现,能够反映墓主的族群、祖籍以及身份。周人东迁后进入关中地区的秦人,葬俗与西周墓葬差异明显,无论身份高低其墓葬均为西头向,战国中期后才开始出现的南、北、东头向,其墓主应来自其他地区。采用直肢葬的中型秦墓墓主与大型秦墓墓主应出自同一个族群,这个族群在秦人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属于贵族阶层。秦贵族阶层的直肢葬来自周文化,而下层平民采用的屈肢葬式源自西北甘青地区古文化,两者渊源不同,族属各异。屈肢葬中型秦墓的头向具有多样性,其墓主身份、籍贯均较复杂,西头向者应是随秦人东迁进入关中的西北诸戎部族及其后裔,北、东、南头向者来自秦以外的其他地区。这些人中既有西北土著中的上层人物及其后裔,也有来自中原诸国的富裕移民,还有凭借战功由平民擢升的军功贵族。     

玉皇庙文化命名的形成及其族属

玉皇庙文化是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分布于冀北山地一带的重要考古学文化,属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东段迄今发现的晚期北方青铜文化的代表性遗存。玉皇庙文化命名的形成是一部该文化发现与研究史,因与族属认识相杂糅,其间经历了反复曲折。族属问题一直是该文化的热点问题,结合时空位置定位和文化来源等认识来看,该文化位于桑干河谷邻近的西区当系代戎部族的遗存。代戎是以狄人为主体融合了众多来源不同的人群形成的一个新的部族,人群构成及其变化过程都应该是非常复杂的。位于燕山腹地的东区族称一时还难以确指,这里很有可能是代戎与山戎并存、代戎逐渐取代山戎的历史进程。     

论族群不能取代民族

针对近年来学术界部分学者提出的以"族群"取代"民族"的学术主张,本文着重从中文情景中对"族群"、"民族"含义的理解切入,以另一种思维模式,从四个方面探讨了"族群"与"民族"的关系,认为族群不能等同于民族,不能与民族互换,更谈不上取代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