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 ——以《康藏前锋》所载文艺作品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观念向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重要阶段,而传播的重要媒介为汉文报刊。其中,康藏地区三大报刊之一的《康藏前锋》刊载了不少文艺作品。这些文艺作品中,康藏地区的知识青年以"中国青年""中国康藏青年"之名,熟练运用汉语写作方式,一方面向内地介绍康藏地区社会状况,另一方面又向康藏地区民众介绍抗战及国内外形势,开启民智,传播中华民族观念,促进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康藏前锋》中的汉语写作和作品流布,是在康藏地区传播中华民族观念和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表现,也是康藏地区深度融入国家的重要象征。     

19世纪后期英国博物学家普拉特两访打箭炉(康定)及启示

由于18世纪后期以来英帝国对中国西藏的侵略,毗邻西藏的康藏地区的打箭炉(今康定)在19世纪也成为西方人难以进入和立足的"闭锁"之地。在此背景下,1889—1890年两次进入该地的英国博物学家普拉特的动植物采集活动遭到了当地官民的阻扰和抵制。尽管如此,普拉特的采集活动颇有收获,并且他还首次以前所未有的多种形式向世界展现了打箭炉自然环境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以及打箭炉这个看似与外界隔绝的地区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性与文化兼容性。康定历史上这些极少被注意的方面和特点有助于近代西方国家和中国之间的相互认知,也有助于外部世界认识康藏,对于今天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促进康定及其周边地区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内地化”:清季民国康藏地区的法律治理

从清初直至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康藏地区的治理皆以"内地化"为导向。清初表现在承认"土俗"调整民间细故的效力之同时,扩大了国家权力对康区的介入,即实行所谓"王化"。到了清季民国中国法律近代化时期,中央力图以西方式法律系统治理康区,但仍无法消除"土俗"的强大影响;并且因为近代化与内地化的叠加,形成了一些新问题。     

近代康藏人物研究现状与路径选择

近代康藏人物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在人物选择上重精英、轻大众,重个体、轻群体;重政治领域,轻文化、经济、宗教等领域;重康藏"核心"区域、轻"外围"区域。文章认为,应当在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合理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加强"本质主义"的研究范式的基础上适当引入"建构主义"的研究范式。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多维度、多层面地展开对近代康藏人物的研究,以期进一步加强对康藏人物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血缘与地缘性反思:中国东南宗族社会和西南康藏族群械斗纠纷及其裁决

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创建的宗族理论由于其开放性的范式特征,已成为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理论模式。其中关于宗族械斗的研究成果,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任乃强先生在"西康札记"中对于康藏地区的族群械斗情形,也有精彩描述。通过对边陲社会械斗及纠纷解决进行人类学理论反思与对比研究,认为中国边陲社会械斗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国家与宗族社会、国家与地方族群间彼此互相作用。冲突械斗"结构性原因"及其张力关系,反映了血缘与地缘性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多重推动力量。     

金敦·沃德的康藏考察及其成就与影响

金敦·沃德乃民国时期入康藏进行生物学考察研究并在多方面获得巨大成就的外国学者。相关文著对金敦·沃德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生物学成就以及政治影响,而对其在康藏地区数十年的考察活动经历及其26种著作,大多语焉不详。以其考察原著为主要资料,结合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献,对金敦·沃德在康藏的历次考察过程及交往加以梳理,表列其26种著作情况,对部分著作进行简要译介,能够清晰呈现其在生物、地理、人文等方面的成就,以及其游历考察活动造成的政治影响。     

张闻天的青年理想信念观及其现实启示

坚定而崇高的理想信念是一个民族与国家的精神支柱,是引导人前进的精神动力。张闻天在长期的理论与实践中,十分关注青年群众的成长与培养。围绕对青年理想信念的引导与教育,张闻天形成了对青年应该树立什么样的理想信念以及如何实现它的基本问题的深刻认识,阐述了一系列有关青年理想信念的观点。重温这一思想,对于认识青年理想信念的重要性以及加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帮助青年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对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藏族传统历史文献中康藏区域概说解读

研究藏区文化时遇到文化概念上的区域分界含糊的问题,这对藏族区域文化研究具有一定的阻碍。藏区以方言差异分布为依据,分为卫藏、安多、康巴三大区域,藏语音译为多、卫、康,同时也逐步形成了藏族文化中区域文化差异的分布地域。在藏族传统区域划分中,康区以德格为中心,东至夏嘉瓦绒(今阿坝州以西地区),南至嘉塘(今香格里拉),西至波俄(波密)和薛、达、洛(洛绒县和边坝县境内)三地,北至纳薛(比如县)和尕娃(玉树州)内的区域视为古代康藏文化区域。分清传统的区域划分界说,有助于研究古代康藏文化的全貌。     

中国西部民族宗教格局与民族关系新趋势

文章从宏观视野和较为综合的角度,对中国的民族特点、中国西部民族的分布及特点、中国西部的民族宗教格局、当前民族关系变化的新趋势等问题进行了论述与探讨。本文牵涉面较广,涉及的问题较多,许多认识只是源于作者长期以来在西部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一些积累、观察与思考,主要着眼于国家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之宏观视野,以期对此提供一些背景性的认识框架与思考角度。     

习近平青年教育思想对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习近平的青年教育思想,为我国高校进一步做好青年培养、教育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明确了路径。习近平青年教育思想对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可通过外部路径和内部路径两种途径进行。民族地区高校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的青年教育思想,以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创新多种教育方式、建立多方联动机制等形式促进青年的健康成长,提高民族地区高校自身办学质量,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梦的实现。     

民族地区城镇化“乡愁”的保留与旅游业的良性互动

中国城镇化建设已经经历了一个从自然发展到政策引导的初步探索阶段。在下一步的发展中,如何保留"乡愁",留住好山好水,已经成为从行政管理机构到城镇居民都十分关注的问题。从文化学的角度理解,民族地区"乡愁"实际上就是文脉、地脉和人脉三个角度解构了无形文化、有形文化、自然生态环境和当地居民四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之总和。基于民族地区城镇化过程中"乡愁"保留的各种困境,从旅游业发展的本质需求、旅游开发、旅游经济和旅游产品特性四个维度分析得出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与城镇化建设中"乡愁"的保留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关系,两者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维持是实现城镇化建设中"乡愁"保留的关键。     

关注西南民族发展的重大问题推进西南民族地区农村改革和科学发展——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第十四次年会综述

由中南民族大学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联合召开的"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第14次年会"2008年10月在武汉召开.年会的主题是改革、和谐、发展,关注的热点是西南民族发展的重大问题、认知中国民族学的"华西学派"、构建和发展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青年论坛、推进中国西南民族地区农村改革和科学发展.这里对这次会议从三个方面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场域嵌入：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认同教育的路向选择

国家认同是基于众多民族的共同利益、共同理想而产生的集体认同意识,展现了各民族对共同历史记忆、国家政治体系、中华文化一体性的认可,对维护民族团结、推进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作为中国青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有着与一般青年共有的国家认同感,也有着反映边疆民族地区文化环境、民族特性和地域特色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因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全球化的日益推进而使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在国家认同的表达上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差异与冲突。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构成了国家认同表达的中介形式,对民族、政治和文化场域的共同认同有利于促进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与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高度嵌合。所以,以民族、政治、文化等实体要素构成的"场域集合"嵌入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认同教育,是推进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认同由自在走向自觉的重要途径。     

刘文辉与甘孜事件

1939年12月,在西康省发生了班禅行辕意图割据康北的"甘孜事件".这一事件和当时西南地区的政局演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重建这一史实的来龙去脉,有助于观察当时四川、西康、西藏之间的关联互动,展现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微妙角力,厘清刘文辉在当时川康藏政局演变中所扮演的角色.     

1931年中国内部各方关于康藏冲突的协商

1931年,国民政府代表唐柯三与西藏地方代表琼让就如何解决大金、白利两寺冲突进行协商,深刻体现了西藏与中央的政治关系。中国内部有关各方就会商地点、会商前提展开沟通与争论。国民政府只想解决两寺之间冲突,十三世达赖喇嘛虽然希望解决康藏划界问题,但最终接受了马福祥"康藏问题,当另案商办"的建议。虽然唐柯三与琼让议定了解决两寺冲突的八项条件,但是因反对声太大而未正式签订。这次协商未能解决什么问题。     

论社会转型与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

除传统的因素外,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具有鲜明的"转型"特点。突破传统惯性逻辑思维的狭隘限制,以社会转型为宏观背景,分析影响西北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变量,为全面认识和根治社会稳定问题开辟了独特路径。以西北民族地区社会转型的整体性、非均衡性、异质性、突变性、模仿性、复杂性等特点为切入口,以经济、意识形态、宗教文化等核心"元素"为价值变量,以"民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民族文化"建设为根本路径,助推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     

滇藏民间商贸交流发展机制研究

当代滇藏民间贸易发展的驱动机制、滇藏民间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滇藏民间贸易的发展前景、如何进一步构建促进其发展的机制等问题,需要认真分析和研究。研究表明,滇藏民间贸易不仅是促进云南和康藏地区区际经济联系的重要载体和发展动力,而且也是滇、藏、川、青等中国西部相邻民族省份间互动发展、共同促进对外开放的重要途径。     

媒介素养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问题研究

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关系到整个中国的均衡发展与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高速发展中出现了民族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目前国家在民族地区社会发展问题上重点关注信息基础设施和接收设备等"硬件"的改善,而忽略了媒介尤其是新媒介使用知识和技能等"软件"的普及,即提升民众的媒介素养.当下应采用切实可行的措施,实施民族地区民众的媒介素养教育,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     

民国时期旅外徽州人所办刊物与改造徽州社会的舆论动员

明清以来的徽州是一个高移民社会,以徽商为主体的旅外徽州人与故乡始终保持着良性互动的关系。民国时期,旅外徽州人面对家乡社会的衰落,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感和使命感,他们通过组织同乡团体,创办刊物,发表各种改良言论,为革新徽州面貌进行舆论动员。这些刊物以建设新徽州为使命,高度关注徽州的教育和烟赌等社会问题。虽然在现实条件的制约下,旅外徽州人的很多改良建议流于形式,但是对徽州新思想文化的孕育与传播仍然起到了一定作用。某种程度上,旅外徽州人在用一种批判的态度表达对乡土的敬意。     

近代旅外女性的边疆意识自觉、国家形象建构及其策略研究——以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为考察对象

作为第一位有旅外日记传世的公使夫人,钱单士厘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跨越四国”的漫长旅程中,始终以日本这一西方文明的亚洲范本为“文明国”之标尺,对沿途经过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着国家形象的建构与对比,其间所体现出的视觉权力的借用策略耐人寻味。与此同时,频繁跨越国界的空间实践又极大地增强了其对疆域、领土、主权、边民等概念的形象感知,促进了边疆意识的自觉,激发了民族情感。作为跨国旅行的忠实记录,钱单士厘的《癸卯旅行记》也因此成为考察多重视角下近代旅外女性以边疆、民族、国家形象、文化身份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建构的不可多得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