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司兵参加军事战争的影响

明代西南地区各地土司兵参加中央王朝组织的军事战争活动,不仅维护了封建中央王朝的统治,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的稳定,而且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但在政治制度、财政经济、社会危害等方面的消极影响严重影响了西南地区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民族关系。     

明清时期土家族地区“自立土司”研究

明清时期,鄂西南、渝东南、湘西等土家族地区都有自立土司。从产生途径看,可分为强宗大族自立、土司侵占自立和土司分化自立三种。自立土司模仿合法土司对辖区进行社会治理,与合法土司消极互动,同时对中央政府的军事征调等格外积极,部分自立土司还因各种原因得到中央政府承认。     

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初探

通过对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设置的情况及设置源流的探讨,可见湖广土司政权机构划分为行署、旗、峒三级,在宣慰司署那一级又分设为致仕宣慰司署、已袭宣慰司署和经历司署三个系列,它们形成三足鼎立格局。其自署职官分为土官、流官两大系统,内分文武两个职别。自署职官的形成深受明代卫所制度和清代绿营制度的影响,并糅合了以明代军职为主的明清兵制的成份。     

明清时期滇东南地区土司与封建王朝的关系

明清两代封建王朝通过土司制度对滇东南地区进行了有效的统治,并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土流参治和改土归流,但由于当地土官的势力强大,外来流官实难立足,土官成为了实际的统治者。从中可以看出土司与封建王朝之间存在着一种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     

明清时期田氏土司对容美地区的社会控制力研究

容美田氏土司在明清时期崛起成为湘鄂渝黔四省边界地区实力最强大的土司,也是清朝湖广土司"改土归流"中唯一用兵的地区。田氏土司对容美地区具有很强的社会控制力,主要从政治、军事、刑法、经济等方面控制地方社会,并利用宗教信仰、民俗文化、传统地方性知识等影响民众,巩固其统治。     

“因俗而治”:明清时期土司地区的国家治理政策

"因俗而治"是明清统治者根据土司地区少数民族实际情况制定的民族政策。明清中央政府的"因俗而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行政体制方面,实施"多轨制";二是在管理制度方面,体现"差异化";三是在司法制度方面,注重"变通性"。地方土司政权的"因俗而治"主要是通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司法制度得以实施。明清中央政府实施"因俗而治"的前提是必须维护中央王朝的统治,凡无碍于中原王朝统治的风俗习惯可"因俗",而有碍于中原王朝统治的各种制度则不能"因俗"。"因俗而治"政策的实施效果极其显著:既推动了边疆土司地区的内地化,又推动了国家法制建设的渐进化。明清时期的"因俗而治"政策是适合土司地区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实际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     

明清时期土家族土司制度下的“三棒鼓”研究

"三棒鼓"是土家族一种古老的民族艺术形式,流行于湘鄂渝黔边邻的土家族地区,具有独特的表演风格和技法。明清时期是土家族土司统治兴盛时期,在土司制度下,"三棒鼓"在表演、内容、结构、音乐以及唱腔等方面都保持了土家族传统特色,后来又融合了土家族戏曲、民歌等素材,逐渐形成具有土家特色的说唱艺术。明清土司统治时期的文化制度为土家族"三棒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对土家族"三棒鼓"的革新、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西南地区土司进献大木研究

明代统治者为了缓解经费紧张,缓和阶级矛盾,鼓励西南地区土司进献大木.西南土司采运大木的过程有勘察、采伐、运输、运解交收等四个环节.西南地区土司进献大木的原因有四:一是土司制度的制约,二是中央政府的鼓励,三是各地土司的效尤,四是土司政策的优惠.虽然西南土司进献大木与接受中央朝廷的赏赐仅是象征性和程式化的,但它却是西南土司表示忠顺大明王朝的一种表象,也是明代封建统治者显示中央王权的一种招牌.     

明清时期环北京地区的林业政策

根据历史资料的分析,明清时期当时政府为了保护北京都城的生态环境,采取了一系列保护生态、鼓励发展林业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保护皇陵墓地森林树木;奖励河堤植树;发展植树造林、禁止滥伐;利用运河依靠南方提供木材、粮食等各种生产生活物资;设置税关,加强林业税收管理.这些政策措施,对今天首都北京的生态环境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建国以来西南地区土司问题区域研究综述

建国以来西南地区土司问题区域研究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其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或注重史料的整理,或注重土司制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或关注某个民族的深入研究,或侧重研究具体地点和典型人物,或加强某个民族的文化研究。当然,研究过程中也存在学术梯队不合理、研究方法不新颖、研究成果不平衡、研究重点不突出,以及对土司文化不重视等明显不足。     

论乌江流域“土司兵”的成因

元、明、清时期乌江流域土司兵的形成因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历史与现实的因素,既包括招募之便利,也考虑费用之节省;二是政治因素,即采取军事征调和以夷制夷的举措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三是军事因素,包括卫所制度的崩溃、土兵组织的严密和土兵拼死的精神.     

中国古代优抚政策与思想

我国的优抚政策和优抚思想历史悠久,最早可以上溯到西周"以人为本"的思想。春秋战国,士兵的重要性凸显,政论家开始呼吁统治者重视士兵待遇,优抚政策走向独立化和系统化。秦汉以降,尤其是汉武帝后,思想定于儒家一尊,其仁政思想促使统治者不断重视民生,优抚政策也趋于细化。历史上优抚政策常常伴随王朝的兴衰而起伏,其实施与国家政治的稳定和财政的充盈息息相关。总体看来,我国古代优抚政策是不断趋于完善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形势所驱,另一方面则是历代思想家、政论家对于优抚问题的反思督促着统治者爱惜民力,实施仁政,从而助推了优抚政策日渐走向成熟。     

明清时期湖广土司区的社会阶层与等级——以永顺宣慰司为例的历史人类学观察

通过对新发现的明清时期金石碑刻内容的剖析,发现湖广土司区社会分层结构主体是纺锤形的,八个社会阶层与四个社会等级在该结构中各自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三等级构成土司社会的缓冲层与保护层,第四等级萌动的替代性社会流动彰显了土司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政策学视阈下的明清时期川南民族关系研究

明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但由于川南是经略滇、黔的重要孔道,明王朝取得四川后即在川南改设流官,以剿抚兼施的政策对付当地都掌、僰、羿、苗、猡等民族;清王朝则继续对川南与滇、黔交界区域实行改土归流和恩威并举政策。川南经历明清两朝的国家化过程中,强制同化激起反抗,但最终少数民族要么被同化,要么避居山区,甚至个别民族再难觅踪影,伴随而来的是大量汉族移居川南,从此川南形成了以汉族为主,苗、彝等少数民族共居的格局。文章从明清两朝推行的制度和政策视角来考察川南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勾勒出在冲突与融合中的民族变迁轨迹。     

元明清时期凉山彝区的土司政策考略

元明清时期在西南彝区推广土司政策,是历代王朝政策的发展与创新。土司政策其主旨不改其旧以顺俗施化的特点,一方面通过授以彝族土酋之官爵,遵循彝区的社会经济模式,用律法形式,规定了彝族土司的权力和义务,对属民及地方军事的管理与治理,提高了彝族土司的地位,使彝族土司成为传达王朝政令的执行者和地方的统治者。另一方面,土司政策服务于中央王朝,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的思想,在政治文化上的强制变迁,军事上的武力驱逐,血腥镇压,使凉山彝区土司的权力边缘化。之后,土司逐渐被新的势力团体黑彝们所取代,土司制度最终走向没落。     

明清时期土家族土司戏曲音乐生态生成与特征

土家族土司戏曲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是土家族文化的重要体现形式.明清时期是土家族土司戏曲兴盛时期,由于保存完整且又具有民族特色,因而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土家族土司戏曲音乐在调式音阶、旋律进行、曲式结构、唱腔等方面与其它戏曲音乐不同,有着自己的特色.     

明清西南土司承袭方式演变考论

明清时期,西南土司的承袭在两种方式间发生多次转变:赴京告袭,即土司或亲自或遣人赴京请求承袭,其显著特点是将承袭与朝贡结合;就彼冠带,即土司在地方请求承袭,但长期要求土司承袭时需按品秩纳粮。前者主要集中在明初,后者从明中期开始逐渐成为主要方式,但期间多有反复,直至清康熙时期就彼冠带被正式确立为土司的承袭方式。赴京告袭向就彼冠带的演变符合行政运作简化的规律,背后隐含了中央与地方经济获取状况的变化,即中央从起初的经济支出方转变为获取方,土司从明初的获取方逐渐成为支出方,直至改土归流后对土司编户齐民,直接征税。这是中央政府对西南土司经济管控不断深入的过程,也是西南少数民族逐渐被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的过程。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闸官研究

明清时期的闸官是专责闸务的官吏,掌各闸储泄、启闭之事.闸官一职由来已久,但直至到了元代,"闹官"才正式出现.闸官作为运河基层管理组织中的一类,要与林林总总的过闸人员打交道.闸官的职责与运河的畅通息息相关,是运河上的一个重要官职.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西南地区农民负担剖析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西南地区的农民负担主要表现为农业税负担,此外,还有某些摊派和义务工等非税负担.从典型材料来看,这一时期农民的负担比较重.这一状况与当时财政经济非常困难直接相关.以农业税为主的农民负担对充实财政,促进国民经济恢复起了重要作用,农民对乡村公共需求的分摊,有力地支持了基层政权的建设与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