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戴震对水利文献的贡献

戴震花了二十余年的时间撰写《水地记》,存定稿与初稿两种,定稿为其整理《水经注》奠定了学术基础.根据学者的抽样统计作粗略估计,戴氏《水经注》异于赵氏者约在50%以上.学界对《直隶河渠书》的撰者多存争议,但是胡适认为此书至少前四册二十六卷是戴氏的最终定稿.学者多认为戴氏文集中《记洞过水》一文的真正作者并非戴震,事实上,戴氏曾对此文原稿增删改动408字,批注345字,约为原稿字数的1.5倍.在戴氏的其它专论中亦有水道考证内容,其所参与纂修的地方志之"山川""水利"内容中可能也隐藏着戴震的贡献.     

开眼

古代女子的休闲生活 一月踏雪寻诗，烹茶观雪，吟诗作乐。二月寒夜寻梅，赏灯猜谜。三月闲厅对弈。四月曲池荡千，芳草嬉戏。五月韵华斗丽，芬芳满园。六月池亭赏鱼，池边竹林飒飒作响。七月荷塘采莲，泛舟湖上。八月桐荫乞巧。九月琼台赏月。十月深秋赏菊。十一月文阁刺绣。十二月围炉博古。     

读《藤野严九郎简谱》

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收一九二六年所作回忆录十篇,其中,前五篇是二月至六月在北京写的,后五篇是九月至十一月在厦门写的,一九二七年编定成集,作《小引》和《后记》.全书以《后记》为最长,约六千六百字,以小引为最短,约九百字.本文中最长的是第一篇《狗·猫·鼠》,约五千余字;第四篇为最短,只二千五百余字.厦门所作的《藤野先生》是全书倒数第二篇,篇幅中等,不足四千字,然而,似乎被大家     

民国学人李相显《朱子哲学》述论

作为民国时期最大部头的朱子学研究著作,李相显的《朱子哲学》以动态的方式阐述朱子哲学诸多概念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为朱子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通过建构宏大的朱子哲学体系,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并且还对朱子重要书信、著述的年代作了较为详细而深入的考证,从而把民国时期的朱子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孔子作《春秋传》说"辨议

“孔子作《春秋传》说”首见于清人张沐《春秋疏略》 ,再见于清人许伯政《春秋深》 ,三见于近人毛起《春秋总论初稿》 ,非始于姚曼波女士。姚曼波女士《春秋考论》的考证推论充斥着穿凿附会、武断臆测。     

再论《近思录》的取材成书与价值取向

《近思录》由朱熹与吕祖谦一起选取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四名学者的言论编纂而成,由于它在中国理学史的特殊地位,一直都是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关于《近思录》的成书过程、内容取材、价值取向等问题,前辈学者有不同的意见。陈荣捷、束景南、杜海军等人的研究存在一些错误观点,在淳熙二年五月五日朱熹作序之时,《近思录》实际上只存在所圈定好的条目,还没有抄撮成书,而其初稿要到同年八月份才完成,此后几年中还一直在继续修改。后世学者"没祖谦之名,但称朱子《近思录》",是与朱熹的再传弟子叶采的刻意所为分不开的。此外,《近思录》中朱熹、吕祖谦各自的取材内容与价值取向有所不同,书中三条涉及举业的条目是朱熹应张栻要求所添加,与吕祖谦无关。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军长—赫光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地区党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和固原县志办公室的同志,经过一个月的访问调查,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中旬在河北省阜平县整理出《红二十四军军长——赫光》的传略初稿,並于十一月十八日将文稿寄给薄一波同志。薄老于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六日回信,表示支持。 在此之前,李文乾同志还于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就赫光烈士的有关史实给薄老写信请教,薄老于一九八三年四月八日在原信上作了具体答复。 现征得薄老的同意,将他的两封回信及赫光传略一同发表。     

张岱年谱简编(中)

崇祯八年乙亥（1635）三十九岁张岱《泰山志》完稿，以志稿示祁彪佳。（祁忠敏日记《归南快录》）张岱参加省试，因试牍不合规定格式，被黜，内心抑郁气愤。祁彪佳因张岱受屈抑，亲自写信劝慰张岱（《归南快录》十月二十八日）。十一月初一日，张介子访问祁彪佳，言“乃兄宗子失意事”。初三日，祁彪佳作札至郡守李映碧，为宗子称屈抑。祁彪佳因母亲七十有二，思儿甚切，请假归里。四月离都，五月至武林养病，病愈抵家，与诸昆仲中编梓父亲夷度公文集二十余卷。为归隐计，于十月经营“寓山园”别墅。十一月至姻党访问。（见《祁忠敏年谱》）…     

释洞过水

《释洞过水》曷为作也?为《记洞过水》而作也.《记》两收戴段二家之集,今先明作者,以理误编之惑;次释水名,以订俗说之诬.段玉裁《经韵楼集》(道光元年刊)卷七有《记洞过水》(代寿阳令龚导江),《戴东原集》卷六亦有《记洞过水》(己丑代),不云代谁;惟“从者应日昨雨盛”,段玉裁乾隆壬子《覆校札记》出校语“本作雨甚”,段集正作“雨甚”,以此为异,余文悉同.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公元一七六九年)下云:“是年作《记洞过水》一文,自注代寿阳令龚导江.”又谓《戴东原文集》亦有之,“一字不异,未知段作或戴作.”寻光绪壬辰张煦监修本《山西通志·山川考》“入汾四水·洞过水”未录龚导江《记洞过水》,注云:“案此记乃戴氏震作,见东原本集”,不云段作,亦无疑辞.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下不云作记,乃于“三十五年庚寅”下云;“是年有代寿阳令龚君(导江)《记洞过水》一篇”,与戴集注“己丑代”者有一年之差,今     

“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论《四书纂笺》述朱与订朱兼具的学术特色

詹道传《四书纂笺》采用笺证形式,对《四书集注》作出了正其音、明其义、考制度、辨名物、究本末、补未言、列异说、辨错谬诸方面的考察,被称为"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该书还就《四书集注》注音、字义、引文、史实、袭用古注、未及修改、两说冲突、与朱子它书说冲突等多方面之误提出中肯批评,体现了批判修正朱子的一面,四库馆臣认为詹道传"于《集注》舛误之处讳而不言"的论断实属不当。此正反映出"羽翼与修正"兼备这一元代朱子四书诠释特色为人所忽略之处。作为元代四书考证类晚出著作,该书对前人成果裁择颇丰,堪称元代疏证《四书集注》的汇编之作,它展示了《四书集注》对汉唐学术的继承,显示了元代朱子学者"学有根底"的笃实学风。研究该书对掌握朱子《四书集注》、理解元代朱子学、认识朱子四书诠释的考证路向,皆有积极意义。     

故实·生平·年代——读鲁迅书信札记

读大作家的书信是很有兴味的事情,从中往往可以看到比他的作品更明晰的意见,而且可以借此钩稽文坛的故实,探索作者的生平。反过来,也可以依据信中所包含的故实和生平考订书信的写作时间。鲁迅书信中适例甚多,试举三则,以发其凡。其一,《鲁迅书信集》附录致王志之断片,注云:“此断片据收信人作《鲁迅印想记》所引抄存。此信约写于1933年。”后来包子衍同志重加考证,订为写于1934年5月22日。按之信中所涉及的文坛故实,此信当写于1933年5月10日。鲁迅与王志之通信始于1932年底。1932年冬鲁迅因母病有北京之行,其间曾会见北京左翼文艺界人士,对“北平左联”的工作有所指示,其主要内容是:“纠正关门主义,如何对     

蔡其矫致辜健、陶然、谢冕等信札考释

近期出版的《蔡其矫全集》披露了诗人蔡其矫347通书信,相较于2011年出版的《蔡其矫书信集》,增添了新的史料和考订,而仍有部分未署年代或年代不确的书信。通过对书信内容、书信之间逻辑关系的梳理,结合《蔡其矫全集》、《蔡其矫书信集》中相关书信、《蔡其矫年谱》及其它多种研究资料加以考证辨析,可以得出：写作时间署1978年的致辜健信,应为1985年;致陶然、谢冕等数通信札,也可考订出确切时间或大致的时间范围。     

《张元济全集》编辑始末

张元济先生遗文的结集出版经过了三代人的努力,几十年的积累,最终结集为10卷本《张元济全集》,201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集的编辑工作除了按文献的体裁和写作时间先后作编排之外,主要有:对一些不太完整的信件或文章做了进一步考订;对原来不署书写年份的书信或文章的书写年份尽量作出考订;尽力寻找原稿(包括原稿复印或影印件)或初次出版物,纠正以往历次公开出版过程中造成的文字错误,保持历史文献的原真性。《全集》出版后,又陆续发现了一些新资料,约12万字,主要来自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及张元济日记稿本中的一些新见资料。     

何良俊著述辨疑

《四友斋丛说》是当今学者研究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的必备参考书,然而该书中存在的讹误至今尚无人注意、指出。讹误主要分为三类：一、所述事件发生时间错误,二、转引或脱文,三、刊刻之误。《书画铭心录》因无单行本存世,因而学者只知有其作,对所载内容不甚了解,尤其是书中所载几位藏家的真实身份,至今无人考证。何良俊诗文集,今仅见《何翰林集》二十八卷。然据明清藏书目录所记,何良俊尚有《柘湖集》、《清森阁集》二集。考证得知,《柘湖集》与《何翰林集》为一书二名,《清森阁集》所收诗文虽与《何翰林集》多有重复,但应为何良俊早年另一诗文集。     

张謇《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系年再考

《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是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先生撰写的体现其军国主张和战争策略的重要文献。然而，对于该疏原注拟稿时间“光绪十一年乙酉”，学者们提出了质疑，并有“光绪二十年七月三日”及“光绪十一年十月下旬”等考证结论。本文对各家考订依据及结论再做梳理、辨析，并认定该疏稿为光绪二十年六月十日张謇代安徽道员萧允文所拟。     

汉武帝对东方朔《答客难》影响考论

从有关文献资料考证东方朔《答客难》的作年,认为当作于太初元年（前104）二月建章宫建造之后、天汉二年（前98）十月司马迁遭李陵之祸下狱之前。在此基础上,讨论汉武帝对此赋的两方面影响：一是促成了赋中的不遇情感及儒学思想的表达;二是影响了赋典雅、诙谐的艺术表达方式。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释疑六则

现存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历来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张载行实和思想的最可靠资料之一。然而,该《行状》存在诸多待考问题。通过对其中六处记述考察探究,可以发现和推断：该《行状》约写于元丰二年（1079）,其内容中所载＂嘉祐初＂当为＂嘉祐元年＂,＂方未第时＂应指＂皇祐五年八月至至和二年六月间＂,张载＂卒于馆舍＂实因长期的＂慢性肺病＂所致,＂十有二月乙亥＂与＂元丰元年八月＂在传抄的过程中存在讹化问题。     

“桂林文化城”期刊简介(上)

前言 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桂林的地位日渐重要。周思来同志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次到桂林检查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工作,并与文化人士联系,作出指示。在党中央的指示和周思来同志的部署下,大批文化人士陆续撤到了桂林、重庆等地。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的《救亡日报》,胡愈之和张铁生主编的《国民公论》等报刊,相继迁来桂林出版。田汉、夏衍、邵荃麟、欧阳予倩、王鲁彦、艾芜等先后较长期地在桂林从事抗日文化活动。文化、新闻、出版事业的勃兴,使桂林获得抗日救亡“文化     

司马光《传家集》“乐中公案”书信再考

司马光《传家集》收录其与范镇论乐的一批书信，被称作“乐中公案”而历来颇受重视，然而研究者对这批书信写作时间的考证却存在不小的分歧，本文尝试从书信内容出发再作探讨。该批书信是马、范二人讨论具体问题的载体，那么，根据信件之间构成的问答关系，即可分作前后4组。除第1组写于皇祐三年外，第2、3、4组主要写于元丰六年，第5组更接近元丰八年。通过重新整理与研究，我们梳正了原有《传家集》的篇章命名与排序的错误，考证了各组书信的写作时间，使信件内容被明确地置入历史背景及其发展脉络之中，从而深入理解了范、马“乐中公案”之难断与重要，根源在于他们围绕乐律的争论，实质是与北宋政治改革的实践和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山崎闇斋的"脱佛入儒"及其佛教批判

缕析被视为山崎闇斋与佛教决裂而以一介儒士或朱子学的信徒昭告世人的宣言书 ——《辟异》就会发现,该作乃是一部采撷朱熹、李退溪、薛敬轩、黄东发等朱子学者的"辟佛"言论而成的佛教批判集.虽然《辟异》之作谈不上是山崎闇斋独创性的思想发明,但其高扬朱子学之大纛、致力于朱子学的传播,且又与德川幕府进行政治合作,对近世日本的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儒佛论争的东亚思想史视野予以考量的话,山崎闇斋佛教批判的理论话语和思维形态并没有溢脱出中国宋明理学"辟佛"论的藩囿,但从日本历史发展及其思想论争之变迁观之,其彰显出了日本近世由佛向儒的意识形态转变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