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弘治朝之科举与弘治会元考论——以《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为中心

明代科举处于科举史的鼎盛之期,以弘治朝为代表的明代中期又是明代科举的成熟阶段。此期的分地域取人、考试规范性、庶吉士考选、防弊措施等方面均有表现,而会试所取的榜首——会元,正代表了明朝科举的最高水平。在弘治朝会元中,钱福之文体现了重气格的成弘时文之风,董圮因年辈较晚,对正嘉时文及唐宋派具有一定影响。汪俊的仕途浮沉则被打上了科举政治的较深印痕,体现了举业与宦业相关的特点。《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所载录的丰富史料对考订以上事实极具学术价值。     

日本“科举学”的转型与评价——以江户时代的《对策则》为中心

作为东亚科举文化圈的一员,日本在平安时代曾推行中国式的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在江户时代亦曾施行以"学问吟味"为名称的考试选才制度。日本学者远山景晋撰写的《对策则》一书,最为直接地呈现了"江户版的科举制度"的存在。无论是选拔人才的目的、推行考试的程式还是录取之后的任用,这一制度皆以中国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为蓝本。《对策则》具有古典文献学式的"对话"功能,既可以最大限度地论证"东亚科举文化圈"的历史事实,也可以为"科举学"向跨文化研究的拓展提供文献佐证。     

科举学的法律视角——以《钦定科场条例》为例

从法律的视角出发研究科举学,不仅可以更加充分地体现科举学的广博性特点,为科举研究提供新的视野、新的内容与新的研究思路,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科举制度的基本精神,实现对科举制度的客观与全面的评价.科举法所体现出的法律条文的完善与可操作性、重刑主义与分类治理的思想以及在法意与人情之间的矛盾,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法律的基本特点与发展脉络,也凸显了科举法制的基本价值.而科举法制与科举制度之间相互协调却又相互矛盾的双重关系,也引发我们深刻地反思法制建设与考试制度、考试治理的地位与关系.     

《明实录》科举史料价值探析——基于文献学和史学史双重视角的考察

《明实录》包含着3900余条科举史料,它们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记载比较系统和完整,能够建构一个较为完整的明代科举史体系;史料来源可靠,较为全面地保存了明代科举各方面的重要资料;可以补充、纠正其他文献的缺略和讹误。同时,它们还具有史学史层面的价值,通过对史源的增删润饰而形成的科举史料,蕴涵着修史者的撰述意图和倾向、修史当时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等信息,乃是史学史研究的又一重要途径。     

清代科举与《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一部反映清前期科举社会士人生活的长篇讽刺小说。吴敬梓通过讽刺江南士人的众生相,抨击的是已经日益腐败的科举制度。我们今天要读懂《儒林外史》,必须了解清代的科举制度。如要搞清《儒林外史》中童生、贡生、监生、生员、用才、举人、进士等一批与科举考试有关的重要称谓,就必须搞明白清代科举资格考试。     

从文人心态看《聊斋志异》的文化意蕴——以《聊斋志异》中科举题材为中心

《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蕴。科举题材是《聊斋志异》重要内容之一,与蒲松龄一生的追求息息相关,也投射出蒲松龄作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矛盾的心态:既渴望科举成功又因屡屡失利对科举有些厌倦从而对科举制度的某些弊端进行抨击。     

语义场与科举词汇翻译策略研究——以《儒林外史》为例

科举制度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儒林外史》中以相互依存的科举词汇的形式体现出来。这些词汇围绕科举考试制度体系形成了一个整体语义场,这一总语义场又由若干个具有顺序、同义、部分等不同场型特点的子语义场构成。基于对科举词汇总语义场的科学认知,针对不同子语义场的构成特点选择相应的文化词汇翻译策略。科举词汇因其对于该著作的相关度和重现度都很高,也不宜使用透明化的翻译方法,译者应该更倾向于采用抵抗式翻译,并以科举词汇语义场为整体框架,通过异化翻译让读者了解到中国文化的相异之处,以实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如音译加注释的异化翻译策略可使这一类词汇的翻译更加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科举词汇翻译信息缺省的影响。     

魏晋仕途与门第——宫崎市定贵族乡品论探究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以独具特色的六朝贵族制论享誉国际汉学界,乡品论乃其核心环节。乡品原本是魏晋中正为士人划定的资格等级,门阀社会固化后变为昭示家世门第的标志,并对仕途人生起到制约作用,进而成为维护贵族流品秩序的体制保障。宫崎全面系统地梳理乡品与仕进层级的比例对应关系,提出乡品比起家官品高四等的著名论断,迄今仍为学界津津乐道。他又指出乡品的授予遵循汉代任子精神,以实现父辈资源的等位传递和既有身份体系的再复制,从而揭示贵族制世袭性的本质特征。他还格外强调乡品对仕进前景的预期功能,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     

从《陔余丛考》到《廿二史札记》——赵翼史学思想的承继与发展

清人赵翼所著《陔余丛考》的史论部分,集中反映了其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尤其体现在历史编纂学、史学功能、史家责任和比较研究法方面。这些观念和方法又在其《廿二史札记》中得到继承与发扬。文章以此两书为中心,从史法、史事和比较研究法3方面探讨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展示赵翼史学观念、治史方法的嬗变历程。后世探究赵翼史学问题时,不应厚此薄彼,当给予《陔余丛考》更多的关注和肯定。     

科举学：考试历史的现实观照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在考试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对当今考试的影响波及文化、制度与技术各个层面。现代高考、自学考试、公务员考试,或在考试性质、考试功能方面,或在考试产生的社会影响方面,与古代科举有着继承或借鉴关系。对现代考试制度与古代科举在历史与现实的层面上进行对照,有助于我们探寻考试发展的内在规律,并为今天的考试改革提供历史借鉴。“科举学”研究因此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无锡科举与科举家族

科举是中国封建时代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自隋至清,科举历1300年之久,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地方文化,就不能不考察科举状况。文章通过对无锡科举的简要介绍和初步分析,以期加深对无锡历史乃至江南区域文化的体认。     

潮汕历史上唯一的文状元林大钦论

有关潮汕历史上唯一的文状元林大钦,历代学者多有论及其策论似苏轼,诗歌创作似陶渊明。文章就此两个问题,结合林大钦的仕途实际和人生追求等,比较论述其同异,借此对林大钦的仕途经历和心路历程、策论和诗歌成就作较深入的探讨。     

严复与科举

严复是近代著名的学者和启蒙思想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科举制度,与严复一生的经历不无关联。通过从科举取士与严复对科举的体验以及严复的西学之路与其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两方面的考察,探讨了科举取士对封建知识分子的影响。     

明清科举考试的特点

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是中国科举史上的成熟期与鼎盛期,但又是它的衰落期与终结期。与唐宋时期的科举考试相比,明清科举考试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高度一体化;主要以八股文取士;科目高度单一;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与精神内核;防范和惩治作弊制度空前严备。     

科举观:科举学研究的新视角

科举观体现为人们对于科举制度的认识与评价,它潜在而长久地影响着人们对于科举考试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在科举制度的历次变革中,不同社会阶层的科举观往往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科举观研究的价值集中地通过"科举观研究"与"科举学"的关系体现出来.20世纪科举观的转变表明,科举观念具有承传与变易的基本特征,同时个体差异、科举认识、科举属性等因素都对科举观念的形成有着深刻影响.今后一个时期,研究视角的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将是科举观研究取得突破的关键.     

美国的科举学

科举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在西方,美国对科举制度的研究成果最多,不仅大量的论著涉及科举,而且有多种专门的科举研究论著问世。美国的科举研究内容丰富,最为集中的论题是科举与社会阶层流动的关系、科举考试的公平性,以及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美国科举学以实证研究和多学科研究为主要方法,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通过对美国科举学概况的述介和评析,可以看出西方科举学与中国传统科举研究的不同旨趣,并为中国的科举学提供借鉴。     

科场整肃与晚清吏治

清末吏治败坏,科举考试更是弊窦丛生,考官收受贿赂、阅卷马虎草率、判文不按规定、大员子弟舞弊、学政出题割裂。清政府曾进行大力整顿,甚至不惜严刑峻法,对一些违法官员处以极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场腐败,维护了科举考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在社会上起到了震慑作用。     

论科举制度的社会化效应

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缘于"科举制度"的兴起.科举制度实质上是以"考选"代替"选举"的选官制度变革.这种变革不仅突显出人才选拔在传统中国政治上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考试社会",并在民间塑造了"读书做官"的观念基础,教育的价值与功能由此从"学做圣贤"转变为"学而做官".科举制度成了影响传统中国人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化变量,因科举制而累积的心理现象、文化现象、教育现象与社会化效应,也是导致近代以来东西方在知识、思想与信仰等方面产生差异的一个基本原因.     

"科举学"研究与教育考试改革

在科举时代,科举成为整个教育制度的重心.科举对今天的教育制度仍有消极和积极的影响.由于科举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因而,"科举学"近年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门专学.主要研究问题集中在科举对现代教育及教育价值的影响;科举考试与素质教育的关系;科举与高考的比较与借鉴;科举与自学考试的比较与借鉴."科举学"研究对现代考试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