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执行中的社区自治探究

社区自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形式,是对社区范围内公共政策执行工作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社区自治有利于推动公共政策执行的民主化进程,优化公共政策执行系统功能,降低公共政策执行成本等。公共政策执行中实行社区自治还存在制度、文化、关系等制约因素,这就要求社区自治建设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掌舵"作用、抓好制度建设、理顺各种关系、开展政策社会化工作和优化配置政策执行资源,以促进公共政策的顺利执行。     

互动共治:乡村治理的历史逻辑与法秩序转型——从“桂西北”~①特定地域观瞻

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一直受到国家权力与民间内生力量的共同制约和推动,国家与乡村之间总体上处于互动状态。自治是桂西北乡村治理发展的逻辑趋向。厘清这一历史逻辑,为我们理解当下村民自治的失落与重生奠定了基础。村民自治在实践中面临制度异化和治理失灵两大困境。基于"后乡土中国"和"半熟人社会"的乡情,回归村民自治本色,需要走一条从单纯依靠自治转向政府乡村互动共治的新路,从理顺乡政与村治关系、尊重村民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实现民间规范与国家法律规范的良性互动、完善民主协商机制等四个方面推动乡村治理法秩序转型。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的现代转型

农村社区治理,本质上兼有政府治理与团体自治二元属性,应在政治上施以社区、村民小组为单位的自治架构,经济上培育农村经济性社会组织,并建立"政府投入为主、农村社区自筹为辅、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化经费保障机制。据农村营利事务和农村公益事务的差异而实施分类管理,在具体组织形式上形成社区自治、政府治理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三级治理单元,在规制方法上实行乡规民约与法律并举的规则治理,同时倡导礼治社区的文化治理、网格化的信息治理、契约化的社区自治和美好农村的环境治理。     

官民协同治理视角下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创新与发展

官民协同治理代表了政府社会管理的发展取向,它要求政府与国民形成一种合作共事的关系,共同承担对社会公共管理事务的责任。但是,由于国民社会生活知识和素养的匮乏,以及长期以来国民管理主体地位的缺失,使得其对公共利益的期望日益淡化,国民中的不合作、不服从甚至对抗情绪滋长,使政府社会管理压力增大、效率下降、成本上升;传统的政府与国民之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两极"态势,严重影响到国民对于政府的认同意识和支持度。这些都反映出我国官民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还很薄弱。所以,从官民协同治理的角度看,促进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创新,需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公民权利体系;政府要切实端正其公共性角色;要培育多元化的社会自治主体,充分发挥其社会管理职能和作用,形成政府和社会良好互动的格局。     

一流大学“双重自治”探析——基于印度理工学院治理结构的考察

大学应当是"双重自治"的,即大学相对政府宏观自治,学院相对大学微观自治。世界一流大学无不具备"双重自治"的结构特征。印度理工学院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得益于选择并践行了大学"双重自治"结构。在宏观自治方面,印度政府多次修订《印度理工学院法案》,依法让渡大学管理权限,吸纳社会力量深度参与大学治理,形成了政府、社会和学校"三角协调"模式。在微观自治方面,视察员、印度理工学院理事会、分校管理委员会及评议会合理分权、统分结合,实行"三级协同"治理。宏观自治提供外部治理环境,微观自治创造内部治理效能,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对标印度理工学院,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在于推进大学"双重自治"。具体而言,政府深化"放管服"改革,自上而下地赋予大学独立法人地位;学院完善内部治理体系,自下而上地促进"学院办大学";政府、大学和学院上下协同,逐步建立中国特色、世界水准的"现代大学制度",进而加快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步伐。     

权利视角下的社区自治建设

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问题是城市社区自治的核心问题。在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模式以政府主导型、合作型或混合型、自治型三种治理模式为主。社区自治建设是由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变迁的过程,社区自治建设的突破口和核心任务是公民权利的恢复,在社区自治建设过程中将伴随着地方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博弈。     

地方政府自我推进型治理创新: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的发展路径——基于4类社区治理创新典型案例的研究

基于转型期社区自治发展的4类创新实践和地方政府在社区治理创新的能动作用,地方政府自我推进的社区治理创新具有整合创新资源、提升创新效率和促进创新适应性发展的现实意义。针对地方政府自我推进型社区治理创新在创新体制、创新资源和创新定位等多重挑战,构建“三轮驱动”地方政府自我推进型治理创新机制转型的基本框架,以完善社区民主自治制度、转换社区治理结构和重视社区民主协调机制来提升地方政府自我推进型社区治理创新潜能和效能,共同促进城市社区自治发展的依法创新、协同创新和集成创新。     

我国城市社区的中国化道路:形成、发展轨迹及走向

城市社区是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产物。国家与社会领域合一单位社会形成,领域分离城市社区产生。当前社区治理自治性缺失,社区治理基本上在国家制度安排内运作,社区自治是我国社区治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社区治理的最佳模式。构建社区自治体系的关键在于:合理确定政府行政权力与社区自治权力边界,行政权力要逐步从"越位"领域退出来,释放社区自治权力空间。     

论商法的商人自治理念

商人自治是私法自治理念在商法中的体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人自治需要与国家强制达成平衡与协调。历史地考察,商入自治理念在商法中的地位经历了从勃兴到异化再到回归的发展历程。商人自治理念的实现需要赋予商人充分的自治权、完善的商事自治组织和健全的商事自治规则。在商人自治理念极为欠缺的我国当下,尤其应当通过立法赋予商人充分的营业自由和经营自主,进一步拓展公司自治的空间,强化商会组织和行业自律,以确保商人自治的有效实现。     

国家治理下的农村自治基本单元属性

农村自治基本单元具有多种属性且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农村自治基本单元的属性种类不断增多,属性内容不断转变。当国家治理能力较弱时,农村自治基本单元主要发挥社会属性,自我治理,自我服务;当国家治理能力较强时,农村自治基本单元的行政属性与经济属性随之增强,社会属性会因行政属性的压制而逐渐变弱。国家治理能力存在一定限度,这就需要合理利用自治基本单元的多重属性,通过行政属性与社会属性相分离、发展经济属性激活社会属性的方式,促进村民自治真正落地,实现与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